2006年初,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李重庵教授远赴欧洲考察教育,德国、法国、瑞士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鲜明特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过23年高校工作经历,后又在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主管文教的甘肃省副省长领导岗位上工作达8年的他,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一些较为系统和深刻的思考。
　　2007年6月14日,《教育与职业》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专门采访了李重庵教授。
　　


　　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必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把职教摆到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遵循职教的客观规律,争取职业教育的突破性发展和健康成长。
　　
　　突破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和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央政府支持职教的力度也有所加大。同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正在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格局正在形成,地方各级政府加大统筹力度和经费投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初步形成。
　　李重庵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正处在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应该而且能够有较快、较大的发展,这不仅指包括规模、经费、条件等在内的量的发展,更指包括体制、机制、结构、教育质量在内的质的跨越。
　　接下来,他进一步分析了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对职业教育提出迫切要求;政府更加重视并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并明确提出发展的大目标;企业竞争力对人力素质的急需、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趋势都有利于职教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改善对经济和社会的适应性,职教在教育体系内的地位需要进一步调整以趋向更加合理,这些迫切需要增强了改革的动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职业教育将以量的进步和质的跨越而实现突破性发展。”李重庵教授坚定地告诉记者。
　　
　　基础性价值
　　
　　“这个美好的愿景能否尽快实现,一个前提条件是全社会(首先是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到位。” 李重庵教授认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价值,具有影响全局发展的作用,应该具有政府和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重要地位。”
　　他进一步告诉记者,首先,职业教育具有“就业、富民”的功能。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倡导通过创办职业教育来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必须靠职业教育与培训,特别是系统正规的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劳动者长期、稳定的就业;也必须依靠职业教育才能使大多数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形成‘橄榄型’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办好职业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在李重庵教授心里,“职业教育—就业富民—和谐社会”具有清晰的有机联系。
　　“其次,职业教育从基本要素的基础地位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质量和潜力,从而影响国家竞争力。”在这里,他又指出了另一个关键链条:劳动力素质—产业技术水平、经济与资源效益和产品质量—国家竞争力,“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中,技师、高级工占80—90%,我国制造业工人中初级工、中级工的比例是80—90%,如此怎么去竞争?可见,办好职业教育是增强我们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比起其它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能更直接、更明显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因为它决定性地影响着大多数就业者的素质。何谓国民素质?文明礼貌、文化程度、政治觉悟等都很重要,但在今天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决定一个国家生存和竞争能力的国民素质,是所有从业者的敬业和精业程度。我们大多数的国人正是通过国外的产品才真切地认识到他们令人敬畏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各善其事的能力,从而对其民族素质有了深刻印象。一个人人都敬业、精业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高素质的民族,才可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李重庵教授如是说。
　　
　　重要的教育类型
　　
　　李重庵教授告诉记者,在教育体系内部,职业教育绝不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教育。正确地说,它是一种教育类型。在法国等欧洲国家,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并没有什么高低差别,同样拥有从本科教育直至博士教育的完整体系。
　　“职业教育也绝不应该是在普教中竞争失败的学生的无奈出路,而应该是一种同样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在瑞士,义务教育后的青少年群体中有80%以上的人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因为他们以后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与选择学术性教育者相比毫不逊色。因此,作为一种惠及面最广的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我国初中后教育的主体和工作重点。”他坚定地说。
　　他进而建议,由于职业性高等教育和学术性高等教育的不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考试宜与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分离,按职教的要求另行确定考核科目、内容和方式。改变现在按普通高教要求决定考试内容、在普通高校选剩的考生中录取高职新生的办法,这种做法既欠科学,也会误导社会观念,人为压低职教的社会地位。
　　在国外考察期间,李重庵教授有意识地对中外职教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在德国,如果义务教育结束后的公民选择职业教育,政府会提供条件满足其要求,并有相应的体制来保证每个人在走向岗位之前都能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
　　交谈间,他不时感慨道,“职业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而是一种‘必须’教育。我建议,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政府应该考虑为初中后、就业前的公民提供一次系统职业教育的机会并给予补贴。”
　　在李重庵教授看来,虽然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就业市场的教育,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市场作为,从全社会利益看,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因此,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起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经济关系密切而过多地将它推向市场。
　　
　　政府、行业的角色定位
　　
　　众所周知,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则,是提高人才实际能力的有效途径。2006年,教育部明确指出,广大职业学校要建立“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的发展模式。
　　李重庵教授认为,政府、企业与学校,特别是企业和政府的角色定位还应该再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探索。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甚至主角的作用,“企业应该参与学校和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人才标准以及人才考核等每一个关键环节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行业协会因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尚不能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充分发挥协调和促进作用。从学校角度来说,一些学校还未摆脱“关门办学”的习惯,整个办学过程与企业缺乏密切联系。对这些学校而言,企业虽没有了参与权和决策权,却无可争议地保留有否决权,那就是不用你的毕业生,因为他们不符合企业的要求。
　　从现代技术发展、专业分工等发展趋势看,企业对职业技能培养的个性化要求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样化和分散性的特点。因此,曾经有过的可适用于所有工厂需求的通用型技术工人的培养模式和途径会越走越窄,企业、行业的参与和主导，以及面向特定行业甚至企业来设计和实施教育和培养,将显得越来越必要。
　　因此,李重庵教授认为,职业教育必须变成由行业、企业来主导,从而将企业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由“客户”变成“主人”。这就要求通过体制、经济甚至法律的途径在行业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使之形成利益的共同体。如此以来,专业设置、教材开发和培养标准等关键环节也同样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从而将培养适用型职业技术人才变成了双方共同的内在需要和义务。
　　同时,政府的重要角色体现在公共财政支持、宏观规划和调控、行政执法、政策引导以及协调服务等方面。这些任务重要而繁琐,因而政府及其部门应从办学的事务和细节中抽身,把精力用到调动有关各方积极性和合理配置资源上面,最要紧的是提供有关的制度保证。在德国,影响职业教育决策的最高委员会,是由企业、员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相同数量的代表组成的;在澳大利亚,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的培训局,还在政府与学校之间设立了行业咨询委员会,专门为政府决策和学校发展提供咨询服务。
　　在李重庵教授看来,国外发展职业教育的这些做法对我国职业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应该引起政府和行业的关注和研究,通过认识其中所反映出的职业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最终根据我国国情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体制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