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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意味着当下中国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1980年代中国开启了不同于以往年代的现代化方案,三十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各种现代化硬指标(如城市化人口过半、工业产量第一等)达到了工业国家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使得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前提和基本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7年有两部商业电影《战狼2》和《闪光少女》上映,非常准确地传递了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暑期档上映的军事题材大片《战狼2》不仅创造了56.83亿的国产电影最高票房,而且成为少有的受到跨区域、跨年龄欢迎的全民电影。这部电影通过退伍特种兵冷锋在非洲拯救中国人和非洲难民的故事,显示中国不再是弱小的、被欺负的弱者,而是负责任的拯救者和有勇有谋的强者形象。这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所形成的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文化情结。从五四以来,中国一方面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激烈地批判态度。在经过五十到七十年代特殊的革命历史时期之后,八十年代再次对接五四时代的文化逻辑,落后、愚昧的中国需要重新向高度发达的欧美世界学习。于是,中国始终处在一种现代化的焦虑中,时常呈现出弱者的自卑感和不自信,这也使得“国民性批判”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
借用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歌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如果把“我”指认为中国,那么“你”就是魂牵梦绕的美国。《战狼2》的结尾处美国援非女医生爱上了中国特种兵冷锋,从而实现了这种“你是我的唯一”的美梦。梦想成真的地点不是纽约曼哈顿,而是21世纪的非洲大陆。面对电影中所展示的“动物世界”化的、动不动就军阀混战的非洲,中国变成了现代的、文明的使者,是帮助非洲实现现代化的力量。《战狼2》所表现的中国人在非洲的经贸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不管是小商贩、援非医疗队,还是冷锋舍命保护的中国商人开办的民营工厂,都说明当下中国与非洲有着远比想象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如果联系到2017年的另外两则新闻,一是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中国标准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二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到非洲探寻现代人类的起源,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非洲成为中国资本、工业技术和劳动力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战狼2》用大众文化的方式不仅把遥远的非洲这一不可见的“外部”显影出来,而且改变了八十年代所使用的“落后的中国”与“发达的西方”的空间隐喻,而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冷锋也成为中国崛起时代的国家形象。2018年春节档上映的《红海行动》也是如此。中国特种兵在遥远的非洲战乱地区,不仅在城市巷战中解救被围困的中国同胞,而且孤军深入敌后、以一当十拯救人质,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成功制止核武器的原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这些装备优良、作战勇敢的中国军人确实早已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反而像好莱坞大片中的神勇天兵一样。
相比《战狼2》引入非洲来修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空间想象,小成本青春片《闪光少女》则征用轻盈的二次元文化改写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逻辑。《闪光少女》讲述了音乐学院的高中生进行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斗法的故事,最终看似不时尚、无人问津的民族乐器却“以弱胜强”、大放异彩。我想引入2016年上映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作为参照,尽管这部电影处理的也是民族音乐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的问题,但两部作品影像风格、价值表达却截然不同。《百鸟朝凤》依然沿用八十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语言,乡土空间与唢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非现代的、非城市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处在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唢呐艺人焦三爷及其所坚守的“百鸟朝凤”只能给德高望重的逝者演奏的价值,都成为一抹即将消失的文化乡愁。《闪光少女》则不然,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所代表的不再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而是两种不一样的演出风格,甚至能演奏出“百鸟朝凤”的唢呐成为打败乐器之王钢琴的杀手锏。这种对于民乐的推崇与二次元文化“嫁接”起来,使得“2.5次元”乐队不仅不代表着落后、保守,反而是既新潮又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古风。在这里,现代化的焦虑感消逝了,传统是已然现代化的中国人建构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华丽外衣。
从《战狼2》、《闪光少女》可以看出,曾经支撑198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框架已然失效,现代中国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不言自明的底色,传统文化也成为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文化遗产。
与《战狼2》、《闪光少女》所表达的更加昂扬、自信的主体状态不同,2017年商业类型片中更多的是讲述陷入困境和挣扎于权力漩涡的男人故事。这也是从新世纪以来就在国产武侠大片中反复呈现的个人(刺客、侠客等)认同、臣服于宫廷斗争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一种从自由竞争的市场(反权力)舞台向垄断、固化的市场(与权力和谋)角斗场演化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一种个体的深刻焦虑和不安。
2017年有两部中小成本电影采用犯罪、悬疑的类型模式,结合本土和时代语境,让人们看到被大时代所裹挟的小人物的卑微命运。一部是青年导演董越的处女作《暴雪将至》,另一部同样是青年导演常征的《引爆者》,两部电影的导演都身兼编剧,男一号也都是段奕宏,故事也是相似的工厂、工业背景。《暴雪将至》采用侦探片的模式,带有黑色电影的氛围,讲述的是刚刚出狱的余国伟回忆二十年前发生在工厂区的连环杀人案。作为工厂保卫队长,余国伟主动调查案情,希望通过破案立功来获得到县公安局工作的机会,并赢回劳模的尊严,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个体想象性地挣扎,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整部影片笼罩在阴冷、湿雨的氛围中,准确地表达了九十年代中期工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即将被下岗的宿命中。
《引爆者》则是新世纪以来已经完全改制后的工厂,段奕宏扮演为私人煤矿老板爆破的炮工赵旭东,却无缘无故卷入一桩阴谋之中,就像很多好莱坞电影那样,赵旭东为了洗脱罪名,凭一己之力展开了调查和复仇之旅,他坚信“我的命,我自己做主”,卻根本无法与黑社会化的煤矿老板对抗,更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2018年4月上映的中小成本电影《爆裂无声》也是如此,2004年的故事被展示为一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猎杀与反猎杀”的弱肉强食,不管是底层矿工,还是文质彬彬的律师和暴殄天物的煤矿老板都生活在一种动物化的人间猎场。尽管每一个角色都被定型化和符号化,但依然可以看出底层的“无声”与各阶层之间“以暴制暴”的循环。
此外,也有两部古装片也表现了这种个体与权力纠缠的关系。一是青年导演路阳的《绣春刀2:修罗战场》,这部续集是上部作品的前传,继续把锦衣卫这一昔日武侠电影中作为权力爪牙的反派角色“洗白”。电影中没有纵情江湖的侠客,只有依附于体制的锦衣卫,张震扮演的北镇抚司锦衣卫沈炼想洗刷自己的罪名,带着心爱的女人离开,却陷入更大的阴谋之中,难以逃脱被兄弟、同行追杀的命运。包括沈炼在内,即便是这些最高权力的鹰犬也无法苟且偷生、自我保全,不过是宫廷斗争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二是2017年底上映的陈凯歌执导的奇幻大片《妖猫传》,同样讲述了个体与历史书写的关系。白龙化身妖猫,给三十年前在马嵬坡之变冤死的美人杨贵妃伸冤。诗人白居易和日本和尚空海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在妖猫的指引下探寻杨贵妃之死的秘密,他们一方面借助幻术“看到了”代表盛唐气象的极乐之宴,另一方面又借日本遣唐使阿部留下的日记和妖猫的讲述知晓了杨贵妃被唐玄宗欺骗杀害的内情。有趣的是,白居易并没有根据“实情”改写传世之作《长恨歌》,反而是妖猫“接受”杨贵妃已死的事实,放弃伸冤、重新羽化为白鹤。即便作为帝国象征的杨贵妃也只能是江山社稷的献祭者,无法改变已有的历史书写。
从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多元的、并置在平行空间里的中国故事。如果说主流大片尝试塑造一种新的国家形象和中国故事,那么一些商业电影则试图表达一种个体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所遭遇的压抑感,这恰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如多棱镜般彼此矛盾、异质的文化面向。
一 现代焦虑感的消失
2017年有两部商业电影《战狼2》和《闪光少女》上映,非常准确地传递了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暑期档上映的军事题材大片《战狼2》不仅创造了56.83亿的国产电影最高票房,而且成为少有的受到跨区域、跨年龄欢迎的全民电影。这部电影通过退伍特种兵冷锋在非洲拯救中国人和非洲难民的故事,显示中国不再是弱小的、被欺负的弱者,而是负责任的拯救者和有勇有谋的强者形象。这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所形成的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文化情结。从五四以来,中国一方面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激烈地批判态度。在经过五十到七十年代特殊的革命历史时期之后,八十年代再次对接五四时代的文化逻辑,落后、愚昧的中国需要重新向高度发达的欧美世界学习。于是,中国始终处在一种现代化的焦虑中,时常呈现出弱者的自卑感和不自信,这也使得“国民性批判”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
借用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歌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如果把“我”指认为中国,那么“你”就是魂牵梦绕的美国。《战狼2》的结尾处美国援非女医生爱上了中国特种兵冷锋,从而实现了这种“你是我的唯一”的美梦。梦想成真的地点不是纽约曼哈顿,而是21世纪的非洲大陆。面对电影中所展示的“动物世界”化的、动不动就军阀混战的非洲,中国变成了现代的、文明的使者,是帮助非洲实现现代化的力量。《战狼2》所表现的中国人在非洲的经贸活动已经非常普遍,不管是小商贩、援非医疗队,还是冷锋舍命保护的中国商人开办的民营工厂,都说明当下中国与非洲有着远比想象更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如果联系到2017年的另外两则新闻,一是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中国标准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二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到非洲探寻现代人类的起源,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非洲成为中国资本、工业技术和劳动力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战狼2》用大众文化的方式不仅把遥远的非洲这一不可见的“外部”显影出来,而且改变了八十年代所使用的“落后的中国”与“发达的西方”的空间隐喻,而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冷锋也成为中国崛起时代的国家形象。2018年春节档上映的《红海行动》也是如此。中国特种兵在遥远的非洲战乱地区,不仅在城市巷战中解救被围困的中国同胞,而且孤军深入敌后、以一当十拯救人质,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成功制止核武器的原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这些装备优良、作战勇敢的中国军人确实早已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反而像好莱坞大片中的神勇天兵一样。
相比《战狼2》引入非洲来修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空间想象,小成本青春片《闪光少女》则征用轻盈的二次元文化改写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逻辑。《闪光少女》讲述了音乐学院的高中生进行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斗法的故事,最终看似不时尚、无人问津的民族乐器却“以弱胜强”、大放异彩。我想引入2016年上映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作为参照,尽管这部电影处理的也是民族音乐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的问题,但两部作品影像风格、价值表达却截然不同。《百鸟朝凤》依然沿用八十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语言,乡土空间与唢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非现代的、非城市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处在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唢呐艺人焦三爷及其所坚守的“百鸟朝凤”只能给德高望重的逝者演奏的价值,都成为一抹即将消失的文化乡愁。《闪光少女》则不然,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所代表的不再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而是两种不一样的演出风格,甚至能演奏出“百鸟朝凤”的唢呐成为打败乐器之王钢琴的杀手锏。这种对于民乐的推崇与二次元文化“嫁接”起来,使得“2.5次元”乐队不仅不代表着落后、保守,反而是既新潮又有文化底蕴的中国古风。在这里,现代化的焦虑感消逝了,传统是已然现代化的中国人建构自我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华丽外衣。
从《战狼2》、《闪光少女》可以看出,曾经支撑1980年代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框架已然失效,现代中国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不言自明的底色,传统文化也成为与现代中国相匹配的文化遗产。
二 陷入权力漩涡的个体
与《战狼2》、《闪光少女》所表达的更加昂扬、自信的主体状态不同,2017年商业类型片中更多的是讲述陷入困境和挣扎于权力漩涡的男人故事。这也是从新世纪以来就在国产武侠大片中反复呈现的个人(刺客、侠客等)认同、臣服于宫廷斗争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一种从自由竞争的市场(反权力)舞台向垄断、固化的市场(与权力和谋)角斗场演化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一种个体的深刻焦虑和不安。
2017年有两部中小成本电影采用犯罪、悬疑的类型模式,结合本土和时代语境,让人们看到被大时代所裹挟的小人物的卑微命运。一部是青年导演董越的处女作《暴雪将至》,另一部同样是青年导演常征的《引爆者》,两部电影的导演都身兼编剧,男一号也都是段奕宏,故事也是相似的工厂、工业背景。《暴雪将至》采用侦探片的模式,带有黑色电影的氛围,讲述的是刚刚出狱的余国伟回忆二十年前发生在工厂区的连环杀人案。作为工厂保卫队长,余国伟主动调查案情,希望通过破案立功来获得到县公安局工作的机会,并赢回劳模的尊严,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个体想象性地挣扎,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整部影片笼罩在阴冷、湿雨的氛围中,准确地表达了九十年代中期工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即将被下岗的宿命中。
《引爆者》则是新世纪以来已经完全改制后的工厂,段奕宏扮演为私人煤矿老板爆破的炮工赵旭东,却无缘无故卷入一桩阴谋之中,就像很多好莱坞电影那样,赵旭东为了洗脱罪名,凭一己之力展开了调查和复仇之旅,他坚信“我的命,我自己做主”,卻根本无法与黑社会化的煤矿老板对抗,更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2018年4月上映的中小成本电影《爆裂无声》也是如此,2004年的故事被展示为一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猎杀与反猎杀”的弱肉强食,不管是底层矿工,还是文质彬彬的律师和暴殄天物的煤矿老板都生活在一种动物化的人间猎场。尽管每一个角色都被定型化和符号化,但依然可以看出底层的“无声”与各阶层之间“以暴制暴”的循环。
此外,也有两部古装片也表现了这种个体与权力纠缠的关系。一是青年导演路阳的《绣春刀2:修罗战场》,这部续集是上部作品的前传,继续把锦衣卫这一昔日武侠电影中作为权力爪牙的反派角色“洗白”。电影中没有纵情江湖的侠客,只有依附于体制的锦衣卫,张震扮演的北镇抚司锦衣卫沈炼想洗刷自己的罪名,带着心爱的女人离开,却陷入更大的阴谋之中,难以逃脱被兄弟、同行追杀的命运。包括沈炼在内,即便是这些最高权力的鹰犬也无法苟且偷生、自我保全,不过是宫廷斗争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二是2017年底上映的陈凯歌执导的奇幻大片《妖猫传》,同样讲述了个体与历史书写的关系。白龙化身妖猫,给三十年前在马嵬坡之变冤死的美人杨贵妃伸冤。诗人白居易和日本和尚空海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在妖猫的指引下探寻杨贵妃之死的秘密,他们一方面借助幻术“看到了”代表盛唐气象的极乐之宴,另一方面又借日本遣唐使阿部留下的日记和妖猫的讲述知晓了杨贵妃被唐玄宗欺骗杀害的内情。有趣的是,白居易并没有根据“实情”改写传世之作《长恨歌》,反而是妖猫“接受”杨贵妃已死的事实,放弃伸冤、重新羽化为白鹤。即便作为帝国象征的杨贵妃也只能是江山社稷的献祭者,无法改变已有的历史书写。
从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多元的、并置在平行空间里的中国故事。如果说主流大片尝试塑造一种新的国家形象和中国故事,那么一些商业电影则试图表达一种个体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所遭遇的压抑感,这恰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如多棱镜般彼此矛盾、异质的文化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