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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加革命很早，但一直不是党中央领导人。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但是，作为师政委抑或之前的副主任、主任，都是副手，他还没有独当一面主持过全局性工作的经历。经过抗日战争这些年的磨炼，邓小平更加成熟了。1943年秋，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补上这一课。
首次独当一面
1943年8月初，党中央决定让邓小平留在太行山领导党政军全局，刘伯承等人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9师首长以前两次前去延安，都是邓小平而不是师长刘伯承，主要是前线战事太紧张，离不开刘伯承。这次，不仅刘伯承要走，而且在太行山地区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罗瑞卿等人也要走，太行山的重担，毛泽东毅然决定由邓小平来担。
10月6日，党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合并，由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由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129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样，邓小平开始负责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成为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尽管这时前方的战局已经稳定，抗战胜利的曙光在前，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担负的仍然是一副重担。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后来说：“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的军政工作，是一副不轻的担子。让父亲挑起这副担子，是党中央对他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的双重信任。对于父亲本人来说，独当一面，要率领全区军民把仗打好，把根据地建设好，把党的队伍和军队的队伍建设好，还要努力开创新的局面，的确是一个重任。”
毛泽东和党中央让邓小平挑起这副担子，对邓小平来说，这既是一个重任，也是一个严格的考验。因为在这之前，邓小平尚没有单独主持一方党政军工作的经历。此时，邓小平已经39岁了。他从16岁参加革命开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锻炼，已经具备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并且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认为他有能力挑起这副担子，对这些工作完全能够胜任。值得一说的是，像以前每次毛泽东对邓小平压担子一样，邓小平都勇敢地担起来了。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在邓小平单独主持晋冀鲁豫工作期间，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地建设稳步发展。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
一是邓小平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東思想”一词。1943年秋，在刘伯承等人走后，邓小平于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作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其中，他谈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这番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自然是邓小平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教授指出：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识是相一致的。
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
二是党内对邓小平的认识。当时，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清算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许多在历史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干部，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在党内地位得到提升。邓小平也是其中一员。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33年的“邓毛谢古”事件（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在中央苏区时因反对“左”倾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批判），很动情地说了如下的话：“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对此，余世诚说：“短短27个字，把毛泽东对那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他对逝者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的器重、期望之情，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显露“才华和业绩”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期望，与邓小平此时在前方卓有成效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更加显示出邓小平在历史上和在当时的才干。邓小平的老部下陈锡联回忆：1943年9月，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环境极其艰苦。小平同志指挥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以内线与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粉碎了敌人“铁滚式新战法”。同时，积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组织和发动根据地群众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战胜严重灾荒，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
邓小平在现实斗争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和业绩”，因此，他不仅获得了毛泽东的器重，也获得党内其他人的认可和信任。
1945年夏，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主持工作，没有参加大会。可是，人们并没有遗忘他，在大会选举中，邓小平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刘伯承等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当天，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但是，按照邓榕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的这个时间，邓小平是在七大一中全会后才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的。事实上，他并没能如毛泽东期望的那样赶上七届一中全会。但是，七大对邓小平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榕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父亲革命生涯又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这便是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七大会议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邓小平的擢升是十分突出的。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次年，在七届五中全会上，他与林彪一起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青岛晚报》）
首次独当一面
1943年8月初，党中央决定让邓小平留在太行山领导党政军全局，刘伯承等人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9师首长以前两次前去延安，都是邓小平而不是师长刘伯承，主要是前线战事太紧张，离不开刘伯承。这次，不仅刘伯承要走，而且在太行山地区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罗瑞卿等人也要走，太行山的重担，毛泽东毅然决定由邓小平来担。
10月6日，党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合并，由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由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129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样，邓小平开始负责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成为华北敌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尽管这时前方的战局已经稳定，抗战胜利的曙光在前，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担负的仍然是一副重担。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后来说：“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的军政工作，是一副不轻的担子。让父亲挑起这副担子，是党中央对他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的双重信任。对于父亲本人来说，独当一面，要率领全区军民把仗打好，把根据地建设好，把党的队伍和军队的队伍建设好，还要努力开创新的局面，的确是一个重任。”
毛泽东和党中央让邓小平挑起这副担子，对邓小平来说，这既是一个重任，也是一个严格的考验。因为在这之前，邓小平尚没有单独主持一方党政军工作的经历。此时，邓小平已经39岁了。他从16岁参加革命开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锻炼，已经具备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并且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认为他有能力挑起这副担子，对这些工作完全能够胜任。值得一说的是，像以前每次毛泽东对邓小平压担子一样，邓小平都勇敢地担起来了。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在邓小平单独主持晋冀鲁豫工作期间，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地建设稳步发展。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
一是邓小平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東思想”一词。1943年秋，在刘伯承等人走后，邓小平于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作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其中，他谈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这番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自然是邓小平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教授指出：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识是相一致的。
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
二是党内对邓小平的认识。当时，全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清算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许多在历史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干部，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在党内地位得到提升。邓小平也是其中一员。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33年的“邓毛谢古”事件（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在中央苏区时因反对“左”倾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批判），很动情地说了如下的话：“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对此，余世诚说：“短短27个字，把毛泽东对那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他对逝者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的器重、期望之情，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显露“才华和业绩”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期望，与邓小平此时在前方卓有成效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更加显示出邓小平在历史上和在当时的才干。邓小平的老部下陈锡联回忆：1943年9月，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环境极其艰苦。小平同志指挥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以内线与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粉碎了敌人“铁滚式新战法”。同时，积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组织和发动根据地群众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战胜严重灾荒，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
邓小平在现实斗争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和业绩”，因此，他不仅获得了毛泽东的器重，也获得党内其他人的认可和信任。
1945年夏，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主持工作，没有参加大会。可是，人们并没有遗忘他，在大会选举中，邓小平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刘伯承等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当天，毛泽东亲自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但是，按照邓榕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的这个时间，邓小平是在七大一中全会后才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的。事实上，他并没能如毛泽东期望的那样赶上七届一中全会。但是，七大对邓小平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榕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父亲革命生涯又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这便是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七大会议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邓小平的擢升是十分突出的。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他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次年，在七届五中全会上，他与林彪一起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青岛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