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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一代“香港大佬”（Grand OldMan of Hong Kong）何东以94岁高龄去世，如商场上一颗巨星陨落。同年，邵逸夫移居香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邵逸夫犹如另一颗冉冉上升的巨星，日后更是不仅在香港地区、在大中华，乃至全世界大放异彩，书写传奇。而邵逸夫与何东两人更有不少惊人的相似：除了做生意极为精明、善于计算与长袖善舞，两人都是和众多兄弟一起携手并肩打拼事业，而且都是电影娱乐与地产投资并举，两人也都是高寿，都获得了香港爵士头衔，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两人都慷慨捐输，大做慈善。虽然邵逸夫并非像何东那样是“香港首富”，但他在慈善事业上的成就，却比无数首富或巨富们更为突出，在中国慈善历史上写下了极为浓彩重墨的一笔。
上篇
奔走沪港与南洋的邵氏家族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可以说中国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大国国力急速滑落，先是屡遭外辱，割地赔款，继而又内战不绝，动乱频繁;黎民百姓则在这个过程中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甚至漂洋海外。但在劫难中，勤劳的国民通过不断摸索学习和埋头苦干，最终迎来了民族的复兴。邵逸夫家族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家族既见证了那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在那段历程中书写了传奇，树立了丰碑。
父亲邵镛：颜料生意起家 家大业大
要讲述邵逸夫家族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很多世代以前的线索。据说，邵氏家族乃北宋名儒邵康节（邵雍）的第32世孙（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应是宋室南渡后，才由河南移居浙江宁波镇海（《邵氏宗系汇集》，2006）。而更为现实的切入点，当然是他的父亲邵镛（字行银，号玉轩，1866年-1920年）那一代。然而，坊间众多对邵镛出身及背景的介绍则颇有出入，认为他父亲在家乡经营漂染生意，邵镛则克绍箕裘，继承衣钵，到其父去世后，他选择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闯天下，日后才有了创业举动，开办了“锦泰昌”颜料号（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但是，据上海近代文献馆于2009年公开的记录，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县庄市朱家桥镇老邵村的邵镛，其实早年并非跟随父亲经营漂染生意，而是与很多白手起家的生意人那样，最初因为父亲早逝，只好青年时就离开校门，先行“打工”，然后在略有积蓄并掌握了技术与建立生意网络后，才选择创业，自立门户，走上了经商之路。以下是有关邵镛创业历程的简略介绍：
（邵镛）旱岁家贫，弃学从商，14岁于湖州乌镇药（学校）肄业。时沪上开禁，邵氏只身奔沪，就业于万隆顺颜料号。不数载，被推为万丰盛福记经理。1901年与人合资，在上海豆市街开设锦泰昌颜料号，经20年之苦经营，名驰沪埠商界。（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
至于宁波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邵氏宗系汇集》引述的邵镛墓志铭内容，则与上海近代文献馆所述一致，并指出邵镛上有一兄，名為邵行金，27岁时去世，下有一弟，名为邵行玉。
无论哪一说法属实，邵镛创立（另一说法是与人合伙）锦泰昌颜料号后，确实生意愈来愈好，他后来成家立室，娶了王氏为妻。随后他生意更为顺利，个人财富日多，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进一步资料显示，由于邵镛工作勤劳，经营手法又十分灵活，闯出名堂后的他，与不少上海名人如朱葆三、虞洽卿、卢永祥等颇有交往（任方，2015），更“与政界中维新派人士经常往来”，另一说法更是认为他甚至曾“资助辛亥革命”（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
在那个强调多子多福的年代，邵镛与妻子王氏亦诞下众多子女，一共育有六子（仁杰、仁棣、仁枚、仁檀、仁楞、仁葆）二女（名字不详），其中除仁檀早天外，其他子女皆有所成（《邵氏宗系汇集》）。更为重要的是，邵镛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尤其强调西式教育，所以就将子女从小送到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良好的现代西式教育，而在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培训或投入，成为了下一代日后打拼事业的最大“资产”，而邵氏家族在那个年代而言，也算是家大业大了（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邵镛和锦泰昌颜料号在上海虽有一定名气，但令邵氏家族名扬四方，在历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却是其诸多儿子和他们自行创立的影视传媒事业，其中又以邵仁楞——又名逸夫——最为显赫。而这个家族的曲折发展过程，既见证了影视传媒行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折射了中国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尤其在南洋（东南亚）一带。
诸子继承不接班兄弟联手开拓影业
具体而言，邵镛在上海闯出名堂，积累起一些财富后，他那群自少已在上海那个华洋社会中成长起来，并且已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儿子们，则成为推动家族更上层楼的主力军。其中，拥有法律学历，并曾担任律师的长子邵仁杰（又名醉翁）则成为领军人，因邵镛去世较早（1920年去世时才54岁），邵醉翁随即将锦泰昌颜料号的股份出让（《申报》，1921年2月23日），专心于自己有兴趣的生意。而吸引他垂青，导致他号召多名胞弟大力投身发展的，则是当时方兴未艾，但却被视为潜力无限的电影制作与发行业。据何文翔（1995：37）记述，邵镛在经营颜料之时，曾“兼营财务等多种生意”，指的是邵镛当时也经营典当业务，并因上海剧院“笑舞台”的老板无力还债，把“笑舞台”以直接典当方式还债（“断当”），邵镛于是派当时是律师的儿子邵醉翁接收戏院，因而有了邵氏兄弟走上拍摄电影并染指娱乐事业的道路的契机（何文翔，1995）。
正因为看到电影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邵醉翁于1924年与诸弟——主要是二弟邵仁棣（又名邨人）和三弟邵仁枚（又名山客），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迈出了电影制作的第一步，并凭首部影片《立地成佛》打响名堂，然后在接二连三的卖座影片中抢占了电影市场的一席之地。而邵逸夫当时年纪尚幼，仍在上海一所美国人创办的青年会中学读书，但课余之时已开始接触电影制作（《申报》，1925年12月26日;钟宝贤，2004）。
天一影片公司锋芒毕露、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招来了竞争对手——尤其拥有市场主导地位的电影公司的围剿，令其遭遇了发展上的困局，并促使邵山客远赴南洋，以期另辟蹊径，开拓海外华人市场。而这一“走出去”的策略，不但令其在日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改变了邵逸夫的命运（詹幼鹏、蓝潮，1997）。 扼要地说，邵山客到南洋后——最初是新加坡，后至马来西亚及其他地方——他发现了当地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当地市场虽为大公司垄断，但并非无懈可击;其二是除了主要城市外的地方市场，尚未完全开拓。但如何打破垄断与开拓城市以外的地方市场，则既需要资源，又需要人手。于是他向上海求援。而年轻的邵逸夫对电影制作兴趣浓厚，又有天分，所以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应兄长要求，离沪远赴南洋，一同开拓当地市场，从此踏上了影视大亨的辉煌道路。
两兄弟初试锋芒开辟南洋新战场
凭着懂得灵活变通，又勇于创新，以及敢拼肯捱的企业家精神，邵山客与邵逸夫两兄弟一方面以逐个击破的方式从一些中小型戏院入手，并以优惠政策吸引其播放天一影片公司的作品;另一方面则组织了“流动播影队”——即在汽车中装上放影机，向城市周边的乡镇巡回播影。两方面都取得突破，不但让天一影片公司的制作逐步打进城市主流戏院市场，也开拓了乡镇的新市场，一举两得，利润也因营业额持续上扬而大大提升。有了一定实力后，兄弟二人承包了新加坡英华戏院、吉隆坡中华戏院、怡保万景台戏院及马六甲一景团影戏院，扩张其影片播放网络。
接着他们又利用手上滚存的资金，入股或收购新加坡的新世界游乐场和大世界游乐场，同时又收购了不少中小型戏院，进一步扩大影片发行网络。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业务，两人于193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 Shaw&Brothers，简称SB），此举标志着二人实力已今非昔比，也说明他们已经崛起成为南洋一带备受注目的电影娱乐业新星。到了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据说“已拥有四十多家大小戏院”（詹幼鹏、蓝潮），实力不容小觑。
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必须具备灵活变通、勇于创新和勤劳爱拼的个性，更需要有敏锐的商业触角，全面透彻地把握市场变化，邵逸夫显然拥有这些特质。在20世纪30年代初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他已察觉到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那时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声音的“默片”，而欧美不少国家已开始拍摄有声电影，并已经掀起了热潮。为此，邵逸夫在和兄长商量后，决定只身远赴美国，一来购入新式拍摄有声电影的设备，二来当然是亲身学习相关技术。尤其在参观或说见识了被视为“造梦工厂”的好莱坞影城，他印象极为深刻，成为驱使他日后不断努力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初，因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入侵东三省，接着又在1932年1月28日入侵上海的连串举动，邵醉翁在深入思考后决定将业务与投资分散到香港，并亲自前往开拓，上海的业务则由邵邮入主持。1932年，邵醉翁在香港创立了“天一港厂”，筹备拍摄工作，而邵逸夫在美国购入的有声电影拍摄设备，则成为邵醉翁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杀手锏”，日后制作了由薛觉先与唐雪卿主演的粤语片《白金龙》，轰动社会（詹幼鹏、蓝潮，1997）。
邵醉翁在港业务不断发展之时，却两次发生火灾，其中发生在1936年的第二次火灾，更是烧掉了他积存多年的电影拷贝和菲林（拍摄用的胶片），损失十分惨重，而更为严重的，则是挫败了他打拼事业的雄心壮志，令他对前途失去自信，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将发展电影事业、光大家族门楣的心愿，寄托到诸位弟弟身上。尽管邵山客及邵逸夫等曾多番给予安慰和支持，希望他重新振作，但邵醉翁还是心灰意冷，从此淡出了电影业，由香港返回上海，过着不问世事的半隐居生活（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相对于邵醉翁事业征途的起落跌宕，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发展则较为顺利，尤其是自他们利用有声电影的设备摄制了多部有声电影，并获得市场良好反应后，令其生意更上一层楼，利润节节攀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亦不断增加，其中的最明显标志，则是公司名下拥有的戏院在20世纪30年代中已增加至50多家，令兄弟二人成了“南洋的戏院大王”（詹幼鹏、蓝潮，1997）。
1937年，邵逸夫在新加坡与黄美珍结婚，婚后黄美珍先后为邵逸夫生了二子（邵维铭、邵维钟）二女（邵素雯、邵素云）。此时中华大地上烽火四起，百姓颠沛流离，亲人四散。虽然那时的上海租界还未陷入日军之手，但邵邨人则因胞兄决心淡出事业，于1 938年南下香港，接掌了“天一港厂”的业务，并将之易名南洋影片公司，继续其电影拍摄与放映的生意，进展相当理想。至于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同样维持了良好发展的格局（锺宝贤，2004）。
1941年12月，日军进一步扩大战争范围，先是偷袭美国珍珠港，促使美国加入战争;又入侵香港与南洋各地的英国殖民地，令英国也卷入战火;一场覆盖面更广，令无数生灵涂炭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由于珍珠港、香港及南洋等地的防卫力弱，各地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并一度落入日军之手，无数民众及家族自然也遭遇了生离死别、亲人四散的苦难。为此，邵邮人逃难返回上海，与邵醉翁一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身处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曾一度落入日军之手，命悬一线。邵山客被日军抓去做苦力，备受折磨，邵逸夫则被日军关押了七天，之后幸运地获释，并凭借一些尚能经营的戏院维生，一直支撐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
日军投降，恢复和平后，邵邮人迅速从上海返回香港，接管南洋影片公司，而邵山客与邵逸夫则重振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业务。到了1948年，南洋影片公司易名邵氏父子公司（ Shaw&Sons，简称ss），与邵氏兄弟公司互相辉映，成为一时美谈。但邵氏父子公司的生意虽然起初时颇为亮丽，但随后则因竞争日烈而逐步回落，邵邮人更一改发展策略，由原来的拍摄与播放，转向减少拍摄，而是购入戏院强化播放，同时也开始了物业投资，收购地皮，反而是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则仍侧重于拍摄，同时经营戏院播放，发展势头颇为凌厉，并不断取得营业额上的突破。
到了1950年，对新生事物总是特别敏感和兴趣浓厚，且较易吸收的邵逸夫，再次踏上了赴美之旅，此次的目的，则是考察当地电影及娱乐行业自二战结束后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深入了解如何引进新的摄影与播放技术的问题，希望藉此为自身的电影生意注入活力。除了美国，邵逸夫还踏足欧洲和澳大利亚，深入了解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况，吸收经验。 完成了欧美的考察之旅后，邵逸夫与邵山客重新规划了发展策略，重点是多元发展与全面进攻，具体实践则是一方面投资购入新式拍摄设备，制作更切合市场要求与口味的电影，尤其是彩色电影，另一方面则是见缝插针地收购戏院与娱乐相关业务，强化经营网络与投资协同效应。结果自然是令邵氏兄弟公司的业务与实力有了进一步提升。到了1956年——即兄弟二人踏足南洋发展业务的30周年日子，公司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尼“拥有130多家”戏院（詹幼鹏、蓝潮;锺宝贤;祝春亭、祝敏娟），可见其取得的骄人成绩。
邵逸夫香港接掌开拓合创TVB成为“中国电影大王”
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发展虽然气势如虹，邵邮人在香港却因行业竞争激烈表现得意兴阑珊，并打算逐步淡出电影行业，此举让邵山客和邵逸夫感到甚为可惜，认为香港发展空间不错，不应放弃，但是多番电报书信往来劝阻游说，仍旧无法让邵邮人回心转意，这也使邵山客和邵逸夫最后作出了二人必须分道扬镳的重大决定——一人留在南洋继续主持大局，另一人则转道香港接掌邵氏父子公司电影业务，而负责到香港开拓市场的人则是邵逸夫。
1957年，邵逸夫由新加坡转道香港，与邵邮人商谈如何接掌邵氏父子公司电影业务事宜，两人不但顺利完成了交接，邵逸夫更是从邵邮人手中收购了其位于西贡清水湾近80万平方尺的地皮，计划仿效美国好莱坞，设立电影城，并随即筹划建设工程。与此同时，邵逸夫又在1958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大张旗鼓、投入市场竖起大旗。更为重要的策略，是多管齐下的四处招兵买马，增强实力。其一是重金礼聘在电影制作和宣传方面别具才气的邹文怀与李翰祥加盟;其二是以“吃饭”的战术“挖”得著名影星林黛和李丽华等“过档”（跳槽）。双管齐下的举动，令公司旗下一时人才济济，而且士气如虹、斗志旺盛。最终让公司旗开得胜，声名鹊起。其中又以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貂蝉>和《江山美人》两片最受注目，既赢得了票房（财政收益），又得到了口碑（国际奖项），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名利双收。
进入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领导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还拍摄了《香港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后门》等多部屡创佳绩的电影，既令公司名气更盛，收入也是有如“猪笼入水”（财富滚滚而来）。但其旗下炙手可热影星林黛的自杀，却令公司失去一棵极为重要的“摇钱树”。而主要竞争对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其老板陆运涛（马来西亚华商巨贾陆佑长子）在1964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令“电懋”因失去灵魂领导人物而滑落，这给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间接获得了抢占市场空间的机会。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兴建多年的清水湾电影城于1965年落成，因而令邵氏兄弟公司更加如虎添翼，有了更为庞大的发展实力与资源（钟宝贤，2004）。
有了更为丰富电影资源的邵氏兄弟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起用张彻拍摄功夫电影《独臂刀》，并因此掀起了新的电影热潮，为公司带来另一系列“生财”影片。至于另一具里程碑意义的发展，则是港英当局在1 965年宣布开放广播空间，发放免费电视专营牌照时，利希慎家族的利孝和联合邵逸夫以及其他多名商业精英组成财团——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俗称TVB），参与竞投，并击败包括主要对手香港丽的在内的八家竞投财团，获得经营牌照（《大公报》，1 966年1月27日）。除了利孝和与邵逸夫，TVB的参与者还包括：和记企业的祁德尊、经伟投资的余经伟（余东璇儿子）、汇丰银行的赖理、太古有限公司的甘敏、英国国际电视企业的史德灵、民乐有限公司的利荣森（利孝和胞弟）以及南海纺织的唐星海等（郑宏泰、黄绍伦，2011）。TVB在1967年正式开播，掀开了香港广播事业及娱乐文化的新篇章，日后为邵逸夫带来了巨大投资回报。
免费电视广播迈出发展脚步之际，邵氏兄弟公司的影视业务也如日中天，不断发展，发行并拍摄多部绘炙人口且十分卖座的电影，加上邵逸夫在本地市场中居主导地位，所以赢得了“中国电影大王”的称号（何文翔）。进入20世纪70年代，公司的发展路径则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一是原来的合作伙伴邹文怀因为意见不合而离去，自立门户，创办嘉禾公司，与邵逸夫打对台，直接竞争，阻碍了邵氏的发展步伐;其二是错失了李小龙和许冠文等别具潜力的明星，使他们反而成为竞争对手;其三是推动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于1971年上市，从而使公司的发展进入另一台阶（钟宝贤，2004;祝春亭、祝敏娟，2008），
总结邵氏家族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到，由邵镛创业于上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没有获得众多儿子的青睐，不愿继承，而是另辟蹊径，搞起电影拍摄与播放的生意，并令诸兄弟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各展所长。其中邵逸夫在中学未毕业即参与电影摄制，一走出校门即只身远赴南洋，与兄弟合力开拓当地市场，而身为长兄的邵醉翁，后来也转到香港发展，只留下老二邵邮人于上海，令邵氏兄弟诸人足迹遍及沪港与南洋，在行业中既享有名气，也深具影响力。但在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外局势的转变与个人际遇的不同，令他们对事业发展发生了分歧，并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中又只有邵逸夫对于影视业的执著与锲而不舍，日后为家族、香港，乃至中华民族影视业书写了更為浓彩重墨的一笔。
下篇 达则兼济天下的思考
正如早前笔者文章中提及的，儒家教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烙印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所以无论是范仲淹、范仲温、盛康、盛宣怀，或是何东和何甘棠等，当他们有了一定财富后，必然会想到如何更好地让手中财富回馈社会，造福大众，从而提升个人及家族在社会中的名声与地位。邵逸夫家族自然也是如此，但在如何更有效实践慈善义举的问题上，邵逸夫则明显有另一番的思考和绸缪，而且会因着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迁而转变，所以备受关注，也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与研究。
竖铜像的目标
资料显示，邵镛在上海闯出名堂后，也像不少由贫致富且做出成绩的同乡那样，开始了回馈社会、报答桑梓的慈善捐献行动，并以助弱扶老、修桥筑路及修筑宗祠为主，而这些公益义举，则曾纪录在家乡的文献或相关捐献义举的碑石上，他本人墓志铭上的记述则是： “在里时，治桥梁，浚畎会，以逮布施钱米，济困恤贫诸义举，罔不慷慨勇为。在沪则于慈善事业尤乐输助，数十年不懈也。（《邵氏宗系汇集》）” 事实上，如果我们综合当时上海《申报》的一些相关报导，确实也可以找到邵镛在慈善公益方面的一些举措：他曾斥资资助上海四明公所，支持该公所的慈善公益;他曾捐款在家乡镇海修筑渡桥与海堤，改善交通或防止水灾;他曾牵头并捐资修建朱家桥的道路，并修缮家乡的祖庙（《申报》，1908年10月6日、1918年11月7日、1916年9月17日）。以上的各项公益活动，与上海近代文献馆（ 2009）有关邵镛的生平记录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公益思想，确实深深地植根于无数人的心坎中，并因世代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不同，有了截然不同的施善目标与方式。
邵逸夫飞黄腾达之后，他显然也会想到如何留芳后世与回馈社会的问题，而这种思想更会随着其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66年，因应个人进入六十甲子的日子，邵逸夫据说找人为自己铸造了一座铜像，计划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其举止明显让人觉得他是要为自己竖碑立石，自我表彰，让那些涉足邵氏影城的人知悉自己事业做得有多伟大。到了快要竖立铜像之时，邵逸夫据说找了宣传部主任陈铜民（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的父亲）征询意见，却遭对方大泼冷水。陈氏提出三点原因：其一是一般情况下，只有人死后才有资格竖立铜像;其二是活着的人竖铜像，太过招摇，会招人笑柄;其三是即使竖立铜像，也不能竖立在自己的家门口，应该竖立在公众场所（詹幼鹏、蓝潮;1997）。
对于陈铜民的意见，邵逸夫觉得有道理，因而放弃了为自己竖立铜像的想法，将铜像存放在道具仓库中，事情也不了了之。根据何文翔（ 1995：40）的说法，后来这也变成业内共知的趣事了。但这一点也明显透露出邵逸夫的想法和相应的思考：从那个时候开始，邵逸夫就有了如何让自己名存后世、受人敬仰的意图或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他应该从这次事件中领悟了如何推动慈善公益的一些原则或哲学：一、即使要让自己名存后世，也不能过于招摇;二、就算要竖碑立石，也应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家门口。
在接着的岁月中，邵逸夫开始了“零售式”的多番捐赠行动，主要是教育、医疗和推动表演艺术方面，其中较受关注的捐赠包括：1973年向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让其创立图书馆和采购图书，而图书馆则以邵逸夫命名;1974年，再向苏浙公学捐资100万元，用于兴建新校舍，而新校舍亦以邵逸夫命名;因应邵逸夫的慷慨捐助，他被授予OBE官佐勋章;1975年，邵逸夫捐款理工学院（即现在香港理工大学），兴建教学大楼及综合活动中心，该建筑以邵逸夫命名;1977年，邵逸夫捐款600万元支持香港艺术中心兴建大楼，该大楼同样也以邵逸夫命名;同年，他被授予爵士头衔，让他成为香港娱乐界首位获赠爵士头衔的人（詹幼鹏、蓝潮，1997）。
与何东相似的是，通过慷慨捐赠，邵逸夫不但赢得了社会的认同、称许与歌颂，同时获得了勋衔爵位等回报，至于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从捐献中落实了将个人“铜像”竖立在公众场所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铜像”，并非按他外貌雕刻塑造的实体铜像，而是不具形象但却更为具体：直接的建筑物或大楼的命名权，令其名字雕刻在社会公众聚集的大楼或建筑物之中，融入到民众——尤其青年学生们的生活之中。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青年，因为在后来的日子中，邵逸夫的大多数捐献，基本上都用于支持教育，尤其是以兴建教学大楼或相关设施为主，主要受众多为青年，当然也有少部分捐款是用于兴建医疗设施或救济方面。至于这种慈善捐献手法，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间摸索，并收到良好效果后，明显强化了他的捐献信念与思考，所以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当他在评估过身家财富不但自己一辈子花不完，就算是子及孙辈两三代人，也不可能花得完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3September 1984;黄君，1982），其捐献更加慷慨，出手更加阔绰。这就是说，他认为留给后代足够的财富后，他选择由自己来支配这些财富，尽量捐赠，利用那些财富为自己塑造更多“铜像”：竖立在从香港到新加坡，从中华大地到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公众场所，让自己的名字与传奇故事，广为世人所知晓、念记。
信托基金设立生逢其时
从资料上看，1957年邵逸夫转到香港发展的同时，他在1958年与兄长邵山客共同拨出部分家族财产，在新加坡创立了“邵氏基金”，主要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和医疗慈善公益事务。而当他在香港的发展取得更大的突破，个人身家财富大幅飙升之后，应该已经考虑到在香港进行慈善公益事业的问题，因而在1973年——即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两年后，他同样拨出一个不小比例的家族财产——其中部分是公司股份，创立了“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之后又成立了“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以此作为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两驾马车。正因为基金的部分投资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所以日后财富增长极为可观，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回报。
而这两个信托基金是在香港金融市場开放之后成立，在概括介绍邵逸夫独树一帜的慈善公益捐献事业之前，我们必须扼要地谈谈香港投资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事实上是支持邵逸夫持续不断进行捐献的力量源泉。具体而言，尽管邵逸夫身家丰厚，富甲一方，但如果那些投入的资金不能持续增加——即俗语中的“钱生钱”，则捐献必不能持久。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小有发展，但仍然相对封闭，很多企业并不能顺利上市融资，更非普通民众可以轻易投资的渠道，这显示当时的香港资本市场尚未能发挥出巨大的聚财与生财效应，这样的投资环境自然不利于信托基金的投入和扎根。但是，自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让不少中型企业也能上市，而普通百姓则能将积累的资金投入股市，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起来，连带银行、保险及专业服务机构等，也一荣俱荣地催生出强大的成长活力，其资金投入的回报率十分可观，这也促使香港最终发展成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中心或资本管理中心（郑宏泰、黄绍伦，2006）。 这就是说，当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资本积聚和增长之际，邵逸夫不但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也用手上部分资金成立慈善信托，购入蓝筹股或物业地产股，作为长线投资，以实现“以钱生钱”的目的，带来更好的回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尽管曾出现过股灾及市场波动与低迷的情形，但因零散资金汇聚成了大资金流，令大中规模企业可以获得更雄厚资金的支持，因而可以进行更多大型投资与长远的投资，带来规模经济、产生更多协同效应，进而刺激社会生产、推动科研与创新，进一步带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邵逸夫在那个时间段创立的信托基金，自然也在这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同步成长、水涨船高。
一个更加不容忽視的重大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的邵氏兄弟在电影业的表现虽然已不如20世纪60、70年代那样一枝独秀、猪笼入水（财源广进）。但在这一时期电视业蓬勃发展起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电视业的龙头，被形容为“大众文化的霸主”（陈启祥，1995）。而当最初领导这家重要企业的利孝和不幸于1980年去世，利孝和太太陆雁群又无意代夫上阵、涉足商场，邵逸夫于是“顶上”接替成为主席，掌控了这家主导香港大众传媒的机构。日后他不断吸纳股份，更令他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不但紧握大权，也分享了最大盈利。邵逸夫更是变成了TVB的代名词，令他名利双收，既有了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公益慈善，而其名誉声望又助推TVB及电影制作，可谓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邵逸夫之所以能够在以后的日子中，可以有财力不断捐赠，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令自己和家族可以留下美名，积累德荫，虽然与邵逸夫名下财富滚存积聚愈丰相关，财富的增加使慈善基金实力不断增加，而基金本身可以在资本市场实现“钱生钱”，带来更多可观的回报，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可见有助信托基金发展的环境，除了保障私有财产、公正透明的制度以及具有发展动力的经济与商业环境，更需要有利于资本增长回报的沃土。
独特的慈善捐献新路
由于名下财富及慈善基金中资金的不断增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邵逸夫的捐献显得更加慷慨和激进，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例子：（一）捐款香港大学，兴建了邵逸夫楼和邵仁枚楼，作为教学大楼;（二）捐款香港中文大学，用于兴建该大学第四所书院，即逸夫书院;（三）捐献给香港城市理工（后更名为香港城市大学），该校兴建的图书馆及综合教学大楼，以邵逸夫命名;（四）捐款香港浸会学院（即现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兴建逸夫校园。
当然，更为吸引中外社会眼球的，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邵逸夫因应中国内地教育及医疗设施不足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大量捐献，兴建无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医学大楼、健康中心、图书馆、文娱中心、中小学校等等。其慈善义举，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持之以恒地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约47.5亿元港币，在各级各类学校共建设项目6013个，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郝平，2014）。结果，在中华大地，无论高等院校或是中小学校， “邵逸夫”的名字几乎到处可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而中国科学院更是在1990年将其在宇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以表扬其对中国科学探索的慷慨捐赠（窦应泰，2008），此举显然已把邵逸夫的“铜像”竖立到了太空。
表2是有关邵逸夫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3年间捐献支持内地办学救济的金额统计数字和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都有邵逸夫的“足迹”或“影子”，这也进一步印证早年邵逸夫接受的观念——“即使要竖立铜像，也要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的家门口”的意识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邵逸夫不仅仅在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南洋进行了大量捐献，他也向世界著名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等进行了捐献，因此可以说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已经竖立在全球大部分角落（窦应泰，2008）。
上篇
奔走沪港与南洋的邵氏家族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可以说中国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大国国力急速滑落，先是屡遭外辱，割地赔款，继而又内战不绝，动乱频繁;黎民百姓则在这个过程中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甚至漂洋海外。但在劫难中，勤劳的国民通过不断摸索学习和埋头苦干，最终迎来了民族的复兴。邵逸夫家族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家族既见证了那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在那段历程中书写了传奇，树立了丰碑。
父亲邵镛：颜料生意起家 家大业大
要讲述邵逸夫家族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很多世代以前的线索。据说，邵氏家族乃北宋名儒邵康节（邵雍）的第32世孙（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应是宋室南渡后，才由河南移居浙江宁波镇海（《邵氏宗系汇集》，2006）。而更为现实的切入点，当然是他的父亲邵镛（字行银，号玉轩，1866年-1920年）那一代。然而，坊间众多对邵镛出身及背景的介绍则颇有出入，认为他父亲在家乡经营漂染生意，邵镛则克绍箕裘，继承衣钵，到其父去世后，他选择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闯天下，日后才有了创业举动，开办了“锦泰昌”颜料号（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但是，据上海近代文献馆于2009年公开的记录，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县庄市朱家桥镇老邵村的邵镛，其实早年并非跟随父亲经营漂染生意，而是与很多白手起家的生意人那样，最初因为父亲早逝，只好青年时就离开校门，先行“打工”，然后在略有积蓄并掌握了技术与建立生意网络后，才选择创业，自立门户，走上了经商之路。以下是有关邵镛创业历程的简略介绍：
（邵镛）旱岁家贫，弃学从商，14岁于湖州乌镇药（学校）肄业。时沪上开禁，邵氏只身奔沪，就业于万隆顺颜料号。不数载，被推为万丰盛福记经理。1901年与人合资，在上海豆市街开设锦泰昌颜料号，经20年之苦经营，名驰沪埠商界。（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
至于宁波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邵氏宗系汇集》引述的邵镛墓志铭内容，则与上海近代文献馆所述一致，并指出邵镛上有一兄，名為邵行金，27岁时去世，下有一弟，名为邵行玉。
无论哪一说法属实，邵镛创立（另一说法是与人合伙）锦泰昌颜料号后，确实生意愈来愈好，他后来成家立室，娶了王氏为妻。随后他生意更为顺利，个人财富日多，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进一步资料显示，由于邵镛工作勤劳，经营手法又十分灵活，闯出名堂后的他，与不少上海名人如朱葆三、虞洽卿、卢永祥等颇有交往（任方，2015），更“与政界中维新派人士经常往来”，另一说法更是认为他甚至曾“资助辛亥革命”（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
在那个强调多子多福的年代，邵镛与妻子王氏亦诞下众多子女，一共育有六子（仁杰、仁棣、仁枚、仁檀、仁楞、仁葆）二女（名字不详），其中除仁檀早天外，其他子女皆有所成（《邵氏宗系汇集》）。更为重要的是，邵镛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尤其强调西式教育，所以就将子女从小送到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良好的现代西式教育，而在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培训或投入，成为了下一代日后打拼事业的最大“资产”，而邵氏家族在那个年代而言，也算是家大业大了（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邵镛和锦泰昌颜料号在上海虽有一定名气，但令邵氏家族名扬四方，在历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却是其诸多儿子和他们自行创立的影视传媒事业，其中又以邵仁楞——又名逸夫——最为显赫。而这个家族的曲折发展过程，既见证了影视传媒行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折射了中国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尤其在南洋（东南亚）一带。
诸子继承不接班兄弟联手开拓影业
具体而言，邵镛在上海闯出名堂，积累起一些财富后，他那群自少已在上海那个华洋社会中成长起来，并且已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文化的儿子们，则成为推动家族更上层楼的主力军。其中，拥有法律学历，并曾担任律师的长子邵仁杰（又名醉翁）则成为领军人，因邵镛去世较早（1920年去世时才54岁），邵醉翁随即将锦泰昌颜料号的股份出让（《申报》，1921年2月23日），专心于自己有兴趣的生意。而吸引他垂青，导致他号召多名胞弟大力投身发展的，则是当时方兴未艾，但却被视为潜力无限的电影制作与发行业。据何文翔（1995：37）记述，邵镛在经营颜料之时，曾“兼营财务等多种生意”，指的是邵镛当时也经营典当业务，并因上海剧院“笑舞台”的老板无力还债，把“笑舞台”以直接典当方式还债（“断当”），邵镛于是派当时是律师的儿子邵醉翁接收戏院，因而有了邵氏兄弟走上拍摄电影并染指娱乐事业的道路的契机（何文翔，1995）。
正因为看到电影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邵醉翁于1924年与诸弟——主要是二弟邵仁棣（又名邨人）和三弟邵仁枚（又名山客），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迈出了电影制作的第一步，并凭首部影片《立地成佛》打响名堂，然后在接二连三的卖座影片中抢占了电影市场的一席之地。而邵逸夫当时年纪尚幼，仍在上海一所美国人创办的青年会中学读书，但课余之时已开始接触电影制作（《申报》，1925年12月26日;钟宝贤，2004）。
天一影片公司锋芒毕露、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招来了竞争对手——尤其拥有市场主导地位的电影公司的围剿，令其遭遇了发展上的困局，并促使邵山客远赴南洋，以期另辟蹊径，开拓海外华人市场。而这一“走出去”的策略，不但令其在日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改变了邵逸夫的命运（詹幼鹏、蓝潮，1997）。 扼要地说，邵山客到南洋后——最初是新加坡，后至马来西亚及其他地方——他发现了当地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当地市场虽为大公司垄断，但并非无懈可击;其二是除了主要城市外的地方市场，尚未完全开拓。但如何打破垄断与开拓城市以外的地方市场，则既需要资源，又需要人手。于是他向上海求援。而年轻的邵逸夫对电影制作兴趣浓厚，又有天分，所以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应兄长要求，离沪远赴南洋，一同开拓当地市场，从此踏上了影视大亨的辉煌道路。
两兄弟初试锋芒开辟南洋新战场
凭着懂得灵活变通，又勇于创新，以及敢拼肯捱的企业家精神，邵山客与邵逸夫两兄弟一方面以逐个击破的方式从一些中小型戏院入手，并以优惠政策吸引其播放天一影片公司的作品;另一方面则组织了“流动播影队”——即在汽车中装上放影机，向城市周边的乡镇巡回播影。两方面都取得突破，不但让天一影片公司的制作逐步打进城市主流戏院市场，也开拓了乡镇的新市场，一举两得，利润也因营业额持续上扬而大大提升。有了一定实力后，兄弟二人承包了新加坡英华戏院、吉隆坡中华戏院、怡保万景台戏院及马六甲一景团影戏院，扩张其影片播放网络。
接着他们又利用手上滚存的资金，入股或收购新加坡的新世界游乐场和大世界游乐场，同时又收购了不少中小型戏院，进一步扩大影片发行网络。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业务，两人于193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 Shaw&Brothers，简称SB），此举标志着二人实力已今非昔比，也说明他们已经崛起成为南洋一带备受注目的电影娱乐业新星。到了1934年，邵氏兄弟公司据说“已拥有四十多家大小戏院”（詹幼鹏、蓝潮），实力不容小觑。
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必须具备灵活变通、勇于创新和勤劳爱拼的个性，更需要有敏锐的商业触角，全面透彻地把握市场变化，邵逸夫显然拥有这些特质。在20世纪30年代初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他已察觉到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那时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声音的“默片”，而欧美不少国家已开始拍摄有声电影，并已经掀起了热潮。为此，邵逸夫在和兄长商量后，决定只身远赴美国，一来购入新式拍摄有声电影的设备，二来当然是亲身学习相关技术。尤其在参观或说见识了被视为“造梦工厂”的好莱坞影城，他印象极为深刻，成为驱使他日后不断努力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初，因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入侵东三省，接着又在1932年1月28日入侵上海的连串举动，邵醉翁在深入思考后决定将业务与投资分散到香港，并亲自前往开拓，上海的业务则由邵邮入主持。1932年，邵醉翁在香港创立了“天一港厂”，筹备拍摄工作，而邵逸夫在美国购入的有声电影拍摄设备，则成为邵醉翁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杀手锏”，日后制作了由薛觉先与唐雪卿主演的粤语片《白金龙》，轰动社会（詹幼鹏、蓝潮，1997）。
邵醉翁在港业务不断发展之时，却两次发生火灾，其中发生在1936年的第二次火灾，更是烧掉了他积存多年的电影拷贝和菲林（拍摄用的胶片），损失十分惨重，而更为严重的，则是挫败了他打拼事业的雄心壮志，令他对前途失去自信，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将发展电影事业、光大家族门楣的心愿，寄托到诸位弟弟身上。尽管邵山客及邵逸夫等曾多番给予安慰和支持，希望他重新振作，但邵醉翁还是心灰意冷，从此淡出了电影业，由香港返回上海，过着不问世事的半隐居生活（窦应泰，2008;祝春亭、祝敏娟，2008）。
相对于邵醉翁事业征途的起落跌宕，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发展则较为顺利，尤其是自他们利用有声电影的设备摄制了多部有声电影，并获得市场良好反应后，令其生意更上一层楼，利润节节攀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亦不断增加，其中的最明显标志，则是公司名下拥有的戏院在20世纪30年代中已增加至50多家，令兄弟二人成了“南洋的戏院大王”（詹幼鹏、蓝潮，1997）。
1937年，邵逸夫在新加坡与黄美珍结婚，婚后黄美珍先后为邵逸夫生了二子（邵维铭、邵维钟）二女（邵素雯、邵素云）。此时中华大地上烽火四起，百姓颠沛流离，亲人四散。虽然那时的上海租界还未陷入日军之手，但邵邨人则因胞兄决心淡出事业，于1 938年南下香港，接掌了“天一港厂”的业务，并将之易名南洋影片公司，继续其电影拍摄与放映的生意，进展相当理想。至于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同样维持了良好发展的格局（锺宝贤，2004）。
1941年12月，日军进一步扩大战争范围，先是偷袭美国珍珠港，促使美国加入战争;又入侵香港与南洋各地的英国殖民地，令英国也卷入战火;一场覆盖面更广，令无数生灵涂炭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由于珍珠港、香港及南洋等地的防卫力弱，各地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并一度落入日军之手，无数民众及家族自然也遭遇了生离死别、亲人四散的苦难。为此，邵邮人逃难返回上海，与邵醉翁一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身处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曾一度落入日军之手，命悬一线。邵山客被日军抓去做苦力，备受折磨，邵逸夫则被日军关押了七天，之后幸运地获释，并凭借一些尚能经营的戏院维生，一直支撐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
日军投降，恢复和平后，邵邮人迅速从上海返回香港，接管南洋影片公司，而邵山客与邵逸夫则重振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业务。到了1948年，南洋影片公司易名邵氏父子公司（ Shaw&Sons，简称ss），与邵氏兄弟公司互相辉映，成为一时美谈。但邵氏父子公司的生意虽然起初时颇为亮丽，但随后则因竞争日烈而逐步回落，邵邮人更一改发展策略，由原来的拍摄与播放，转向减少拍摄，而是购入戏院强化播放，同时也开始了物业投资，收购地皮，反而是邵山客与邵逸夫在南洋的生意，则仍侧重于拍摄，同时经营戏院播放，发展势头颇为凌厉，并不断取得营业额上的突破。
到了1950年，对新生事物总是特别敏感和兴趣浓厚，且较易吸收的邵逸夫，再次踏上了赴美之旅，此次的目的，则是考察当地电影及娱乐行业自二战结束后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深入了解如何引进新的摄影与播放技术的问题，希望藉此为自身的电影生意注入活力。除了美国，邵逸夫还踏足欧洲和澳大利亚，深入了解先进国家的发展情况，吸收经验。 完成了欧美的考察之旅后，邵逸夫与邵山客重新规划了发展策略，重点是多元发展与全面进攻，具体实践则是一方面投资购入新式拍摄设备，制作更切合市场要求与口味的电影，尤其是彩色电影，另一方面则是见缝插针地收购戏院与娱乐相关业务，强化经营网络与投资协同效应。结果自然是令邵氏兄弟公司的业务与实力有了进一步提升。到了1956年——即兄弟二人踏足南洋发展业务的30周年日子，公司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尼“拥有130多家”戏院（詹幼鹏、蓝潮;锺宝贤;祝春亭、祝敏娟），可见其取得的骄人成绩。
邵逸夫香港接掌开拓合创TVB成为“中国电影大王”
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发展虽然气势如虹，邵邮人在香港却因行业竞争激烈表现得意兴阑珊，并打算逐步淡出电影行业，此举让邵山客和邵逸夫感到甚为可惜，认为香港发展空间不错，不应放弃，但是多番电报书信往来劝阻游说，仍旧无法让邵邮人回心转意，这也使邵山客和邵逸夫最后作出了二人必须分道扬镳的重大决定——一人留在南洋继续主持大局，另一人则转道香港接掌邵氏父子公司电影业务，而负责到香港开拓市场的人则是邵逸夫。
1957年，邵逸夫由新加坡转道香港，与邵邮人商谈如何接掌邵氏父子公司电影业务事宜，两人不但顺利完成了交接，邵逸夫更是从邵邮人手中收购了其位于西贡清水湾近80万平方尺的地皮，计划仿效美国好莱坞，设立电影城，并随即筹划建设工程。与此同时，邵逸夫又在1958年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大张旗鼓、投入市场竖起大旗。更为重要的策略，是多管齐下的四处招兵买马，增强实力。其一是重金礼聘在电影制作和宣传方面别具才气的邹文怀与李翰祥加盟;其二是以“吃饭”的战术“挖”得著名影星林黛和李丽华等“过档”（跳槽）。双管齐下的举动，令公司旗下一时人才济济，而且士气如虹、斗志旺盛。最终让公司旗开得胜，声名鹊起。其中又以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貂蝉>和《江山美人》两片最受注目，既赢得了票房（财政收益），又得到了口碑（国际奖项），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名利双收。
进入20世纪60年代，邵逸夫领导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还拍摄了《香港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及《后门》等多部屡创佳绩的电影，既令公司名气更盛，收入也是有如“猪笼入水”（财富滚滚而来）。但其旗下炙手可热影星林黛的自杀，却令公司失去一棵极为重要的“摇钱树”。而主要竞争对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其老板陆运涛（马来西亚华商巨贾陆佑长子）在1964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令“电懋”因失去灵魂领导人物而滑落，这给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间接获得了抢占市场空间的机会。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兴建多年的清水湾电影城于1965年落成，因而令邵氏兄弟公司更加如虎添翼，有了更为庞大的发展实力与资源（钟宝贤，2004）。
有了更为丰富电影资源的邵氏兄弟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起用张彻拍摄功夫电影《独臂刀》，并因此掀起了新的电影热潮，为公司带来另一系列“生财”影片。至于另一具里程碑意义的发展，则是港英当局在1 965年宣布开放广播空间，发放免费电视专营牌照时，利希慎家族的利孝和联合邵逸夫以及其他多名商业精英组成财团——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俗称TVB），参与竞投，并击败包括主要对手香港丽的在内的八家竞投财团，获得经营牌照（《大公报》，1 966年1月27日）。除了利孝和与邵逸夫，TVB的参与者还包括：和记企业的祁德尊、经伟投资的余经伟（余东璇儿子）、汇丰银行的赖理、太古有限公司的甘敏、英国国际电视企业的史德灵、民乐有限公司的利荣森（利孝和胞弟）以及南海纺织的唐星海等（郑宏泰、黄绍伦，2011）。TVB在1967年正式开播，掀开了香港广播事业及娱乐文化的新篇章，日后为邵逸夫带来了巨大投资回报。
免费电视广播迈出发展脚步之际，邵氏兄弟公司的影视业务也如日中天，不断发展，发行并拍摄多部绘炙人口且十分卖座的电影，加上邵逸夫在本地市场中居主导地位，所以赢得了“中国电影大王”的称号（何文翔）。进入20世纪70年代，公司的发展路径则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一是原来的合作伙伴邹文怀因为意见不合而离去，自立门户，创办嘉禾公司，与邵逸夫打对台，直接竞争，阻碍了邵氏的发展步伐;其二是错失了李小龙和许冠文等别具潜力的明星，使他们反而成为竞争对手;其三是推动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于1971年上市，从而使公司的发展进入另一台阶（钟宝贤，2004;祝春亭、祝敏娟，2008），
总结邵氏家族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到，由邵镛创业于上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没有获得众多儿子的青睐，不愿继承，而是另辟蹊径，搞起电影拍摄与播放的生意，并令诸兄弟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各展所长。其中邵逸夫在中学未毕业即参与电影摄制，一走出校门即只身远赴南洋，与兄弟合力开拓当地市场，而身为长兄的邵醉翁，后来也转到香港发展，只留下老二邵邮人于上海，令邵氏兄弟诸人足迹遍及沪港与南洋，在行业中既享有名气，也深具影响力。但在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外局势的转变与个人际遇的不同，令他们对事业发展发生了分歧，并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中又只有邵逸夫对于影视业的执著与锲而不舍，日后为家族、香港，乃至中华民族影视业书写了更為浓彩重墨的一笔。
下篇 达则兼济天下的思考
正如早前笔者文章中提及的，儒家教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烙印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所以无论是范仲淹、范仲温、盛康、盛宣怀，或是何东和何甘棠等，当他们有了一定财富后，必然会想到如何更好地让手中财富回馈社会，造福大众，从而提升个人及家族在社会中的名声与地位。邵逸夫家族自然也是如此，但在如何更有效实践慈善义举的问题上，邵逸夫则明显有另一番的思考和绸缪，而且会因着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迁而转变，所以备受关注，也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与研究。
竖铜像的目标
资料显示，邵镛在上海闯出名堂后，也像不少由贫致富且做出成绩的同乡那样，开始了回馈社会、报答桑梓的慈善捐献行动，并以助弱扶老、修桥筑路及修筑宗祠为主，而这些公益义举，则曾纪录在家乡的文献或相关捐献义举的碑石上，他本人墓志铭上的记述则是： “在里时，治桥梁，浚畎会，以逮布施钱米，济困恤贫诸义举，罔不慷慨勇为。在沪则于慈善事业尤乐输助，数十年不懈也。（《邵氏宗系汇集》）” 事实上，如果我们综合当时上海《申报》的一些相关报导，确实也可以找到邵镛在慈善公益方面的一些举措：他曾斥资资助上海四明公所，支持该公所的慈善公益;他曾捐款在家乡镇海修筑渡桥与海堤，改善交通或防止水灾;他曾牵头并捐资修建朱家桥的道路，并修缮家乡的祖庙（《申报》，1908年10月6日、1918年11月7日、1916年9月17日）。以上的各项公益活动，与上海近代文献馆（ 2009）有关邵镛的生平记录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公益思想，确实深深地植根于无数人的心坎中，并因世代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不同，有了截然不同的施善目标与方式。
邵逸夫飞黄腾达之后，他显然也会想到如何留芳后世与回馈社会的问题，而这种思想更会随着其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66年，因应个人进入六十甲子的日子，邵逸夫据说找人为自己铸造了一座铜像，计划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其举止明显让人觉得他是要为自己竖碑立石，自我表彰，让那些涉足邵氏影城的人知悉自己事业做得有多伟大。到了快要竖立铜像之时，邵逸夫据说找了宣传部主任陈铜民（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的父亲）征询意见，却遭对方大泼冷水。陈氏提出三点原因：其一是一般情况下，只有人死后才有资格竖立铜像;其二是活着的人竖铜像，太过招摇，会招人笑柄;其三是即使竖立铜像，也不能竖立在自己的家门口，应该竖立在公众场所（詹幼鹏、蓝潮;1997）。
对于陈铜民的意见，邵逸夫觉得有道理，因而放弃了为自己竖立铜像的想法，将铜像存放在道具仓库中，事情也不了了之。根据何文翔（ 1995：40）的说法，后来这也变成业内共知的趣事了。但这一点也明显透露出邵逸夫的想法和相应的思考：从那个时候开始，邵逸夫就有了如何让自己名存后世、受人敬仰的意图或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他应该从这次事件中领悟了如何推动慈善公益的一些原则或哲学：一、即使要让自己名存后世，也不能过于招摇;二、就算要竖碑立石，也应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家门口。
在接着的岁月中，邵逸夫开始了“零售式”的多番捐赠行动，主要是教育、医疗和推动表演艺术方面，其中较受关注的捐赠包括：1973年向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让其创立图书馆和采购图书，而图书馆则以邵逸夫命名;1974年，再向苏浙公学捐资100万元，用于兴建新校舍，而新校舍亦以邵逸夫命名;因应邵逸夫的慷慨捐助，他被授予OBE官佐勋章;1975年，邵逸夫捐款理工学院（即现在香港理工大学），兴建教学大楼及综合活动中心，该建筑以邵逸夫命名;1977年，邵逸夫捐款600万元支持香港艺术中心兴建大楼，该大楼同样也以邵逸夫命名;同年，他被授予爵士头衔，让他成为香港娱乐界首位获赠爵士头衔的人（詹幼鹏、蓝潮，1997）。
与何东相似的是，通过慷慨捐赠，邵逸夫不但赢得了社会的认同、称许与歌颂，同时获得了勋衔爵位等回报，至于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从捐献中落实了将个人“铜像”竖立在公众场所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铜像”，并非按他外貌雕刻塑造的实体铜像，而是不具形象但却更为具体：直接的建筑物或大楼的命名权，令其名字雕刻在社会公众聚集的大楼或建筑物之中，融入到民众——尤其青年学生们的生活之中。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青年，因为在后来的日子中，邵逸夫的大多数捐献，基本上都用于支持教育，尤其是以兴建教学大楼或相关设施为主，主要受众多为青年，当然也有少部分捐款是用于兴建医疗设施或救济方面。至于这种慈善捐献手法，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间摸索，并收到良好效果后，明显强化了他的捐献信念与思考，所以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当他在评估过身家财富不但自己一辈子花不完，就算是子及孙辈两三代人，也不可能花得完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3September 1984;黄君，1982），其捐献更加慷慨，出手更加阔绰。这就是说，他认为留给后代足够的财富后，他选择由自己来支配这些财富，尽量捐赠，利用那些财富为自己塑造更多“铜像”：竖立在从香港到新加坡，从中华大地到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公众场所，让自己的名字与传奇故事，广为世人所知晓、念记。
信托基金设立生逢其时
从资料上看，1957年邵逸夫转到香港发展的同时，他在1958年与兄长邵山客共同拨出部分家族财产，在新加坡创立了“邵氏基金”，主要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和医疗慈善公益事务。而当他在香港的发展取得更大的突破，个人身家财富大幅飙升之后，应该已经考虑到在香港进行慈善公益事业的问题，因而在1973年——即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两年后，他同样拨出一个不小比例的家族财产——其中部分是公司股份，创立了“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之后又成立了“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以此作为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两驾马车。正因为基金的部分投资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所以日后财富增长极为可观，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回报。
而这两个信托基金是在香港金融市場开放之后成立，在概括介绍邵逸夫独树一帜的慈善公益捐献事业之前，我们必须扼要地谈谈香港投资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事实上是支持邵逸夫持续不断进行捐献的力量源泉。具体而言，尽管邵逸夫身家丰厚，富甲一方，但如果那些投入的资金不能持续增加——即俗语中的“钱生钱”，则捐献必不能持久。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小有发展，但仍然相对封闭，很多企业并不能顺利上市融资，更非普通民众可以轻易投资的渠道，这显示当时的香港资本市场尚未能发挥出巨大的聚财与生财效应，这样的投资环境自然不利于信托基金的投入和扎根。但是，自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让不少中型企业也能上市，而普通百姓则能将积累的资金投入股市，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起来，连带银行、保险及专业服务机构等，也一荣俱荣地催生出强大的成长活力，其资金投入的回报率十分可观，这也促使香港最终发展成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中心或资本管理中心（郑宏泰、黄绍伦，2006）。 这就是说，当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资本积聚和增长之际，邵逸夫不但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也用手上部分资金成立慈善信托，购入蓝筹股或物业地产股，作为长线投资，以实现“以钱生钱”的目的，带来更好的回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尽管曾出现过股灾及市场波动与低迷的情形，但因零散资金汇聚成了大资金流，令大中规模企业可以获得更雄厚资金的支持，因而可以进行更多大型投资与长远的投资，带来规模经济、产生更多协同效应，进而刺激社会生产、推动科研与创新，进一步带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邵逸夫在那个时间段创立的信托基金，自然也在这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同步成长、水涨船高。
一个更加不容忽視的重大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的邵氏兄弟在电影业的表现虽然已不如20世纪60、70年代那样一枝独秀、猪笼入水（财源广进）。但在这一时期电视业蓬勃发展起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电视业的龙头，被形容为“大众文化的霸主”（陈启祥，1995）。而当最初领导这家重要企业的利孝和不幸于1980年去世，利孝和太太陆雁群又无意代夫上阵、涉足商场，邵逸夫于是“顶上”接替成为主席，掌控了这家主导香港大众传媒的机构。日后他不断吸纳股份，更令他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不但紧握大权，也分享了最大盈利。邵逸夫更是变成了TVB的代名词，令他名利双收，既有了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公益慈善，而其名誉声望又助推TVB及电影制作，可谓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邵逸夫之所以能够在以后的日子中，可以有财力不断捐赠，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令自己和家族可以留下美名，积累德荫，虽然与邵逸夫名下财富滚存积聚愈丰相关，财富的增加使慈善基金实力不断增加，而基金本身可以在资本市场实现“钱生钱”，带来更多可观的回报，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可见有助信托基金发展的环境，除了保障私有财产、公正透明的制度以及具有发展动力的经济与商业环境，更需要有利于资本增长回报的沃土。
独特的慈善捐献新路
由于名下财富及慈善基金中资金的不断增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邵逸夫的捐献显得更加慷慨和激进，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例子：（一）捐款香港大学，兴建了邵逸夫楼和邵仁枚楼，作为教学大楼;（二）捐款香港中文大学，用于兴建该大学第四所书院，即逸夫书院;（三）捐献给香港城市理工（后更名为香港城市大学），该校兴建的图书馆及综合教学大楼，以邵逸夫命名;（四）捐款香港浸会学院（即现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兴建逸夫校园。
当然，更为吸引中外社会眼球的，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邵逸夫因应中国内地教育及医疗设施不足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大量捐献，兴建无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医学大楼、健康中心、图书馆、文娱中心、中小学校等等。其慈善义举，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持之以恒地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约47.5亿元港币，在各级各类学校共建设项目6013个，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郝平，2014）。结果，在中华大地，无论高等院校或是中小学校， “邵逸夫”的名字几乎到处可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而中国科学院更是在1990年将其在宇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以表扬其对中国科学探索的慷慨捐赠（窦应泰，2008），此举显然已把邵逸夫的“铜像”竖立到了太空。
表2是有关邵逸夫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3年间捐献支持内地办学救济的金额统计数字和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都有邵逸夫的“足迹”或“影子”，这也进一步印证早年邵逸夫接受的观念——“即使要竖立铜像，也要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的家门口”的意识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邵逸夫不仅仅在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南洋进行了大量捐献，他也向世界著名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等进行了捐献，因此可以说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已经竖立在全球大部分角落（窦应泰，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