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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颖：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您的童年时代是如何度过的，那个时候谁对您影响最大？
李良荣：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在浙江宁波镇海。在农村生活，我经常和一群小孩子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可能就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后的班主任，他的名字叫张资平。我的家和张老师家离得很近，和邻居差不多。寒暑假就经常跑到老师家里去。张老师有一个皮箱，装的是各种各样的书。我随便帮他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是砍一担柴啊，有的时候下河摸点鱼虾啊送给他，这样他会抽一本书给我看。我到五年级的时候，一般《水浒》、《三国》都可以看明白了。看多了之后呢，我就经常给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讲书里面的故事，这样一来，远近很出名。
那个时候看的东西一直影响到我上初中以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班里最好的，被保送到镇海的柴桥中学。但是只读了一个学期，全家就搬到上海来，所以我就到上海继续读中学了。
蔡颖：您大学本科读的就是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新闻感兴趣的呢，是读大学以前，还是做新闻这一行以后？
李良荣：我考大学之前根本没想过要学新闻，读新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好胜心太强，当时大家都认为复旦最难考的是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报新闻系。我中学的时候成绩也一直很好，门门功课都很出色，当时还是学校团委的副书记，正书记都是老师，副书记是学生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我的好胜心也是那时候养成的，就是说一定要做最好的，这是我的一个性格问题，并不是对新闻有什么热爱的感情。我家在南市区，当时南市区在上海是属于比较差的区，从来还没有一个学生考到复旦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要去考。当时我根本没有要当新闻记者之类的志向。
蔡颖：您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出版成书以后，我在后记里面读到，“３年的研究生，这篇论文花了两年半时间，为了写这７万字的论文，我手抄了３０万字的资料。”
李良荣：对呀，那些资料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写论文要找旧中国的报纸，当时没有资料，我们很苦啊，到处去找，新闻学院的资料室里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呢，要到上海图书馆去找。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每天早晨６点多我们就要从学校出发，坐车到上图刚好８点多。人家开馆了马上进去，找到资料我就把它抄下来，拼命地抄，一本一本的。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而且就算有设备也不会让你复印，因为那些时间太早的报纸纸张很脆的，不能复印，不得不全部靠手抄下来。手抄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新鲜的东西就抄下来，当时不知道有没有用，拿回来慢慢再去消化。
蔡颖：您那本书后记里还提到，“为了节省时间，有的时候就早上买四只馒头，中午一口馒头一口开水，５分钟吃一顿饭。”可是您说：“当时只感到一种幸福，因为又有了重新读书做学问的机会，这是‘我’十年梦寐以求的幸福境界。”为什么您对２０年前艰苦的研究生生活如此怀念呢？
李良荣：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努力完成一件事情，而且是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以前没有过这种成就感，人家叫你起草报告你就得写，哪有自己喜欢不喜欢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种事业感，写论文是我自己愿意做的，这样再苦我从来不会感觉到厌倦。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小，我没有额外的收入，一个月就５１块５毛钱的工资。一个月３０块钱要交给家里养孩子，实际上自己就２０块钱生活费。在这么个条件下读书，物质条件是艰苦了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很满足，觉得有奔头儿，有一种振奋的、向上的劲头，感到自己可以重新读书，做学问、做事情。
蔡颖：据我所知，您最近连续两年是新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评出来的“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呢？
李良荣：怎么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热爱学生，这样才能热爱这份工作，做好它。有的老师上了几年课可能会产生惰性，就觉得厌倦了，但我不厌倦。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但是无论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最好的心情。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新闻学概论》难上，因为是纯理论的东西，不容易讲明白，学生听着也觉得枯燥。但这门课我讲了整整２０年，而且我从来不厌倦。我每一年讲它的时候都会补充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一些最新的例子、材料和学界的新观点。这样的话，总给我自己和我的学生带来一种新鲜感。不管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其他某种想法，我觉得我给一年级刚刚进来的本科生上这门课，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对新闻信念的理解、认识和追求。
蔡颖：您觉得做老师的真义在于什么，或者作为一个老师，您最想给您的学生什么呢？
李良荣：我从来不说什么远大的目标、理想，为祖国为党培养人才之类的话。就一个东西，从心底里从感情上爱学生，其他一切都是空的。说这个话，我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你骗不了他们。你用心对待他们，学生是能感觉到的。我心底里觉得学生可爱，热爱自己的学生，打个比方，我就像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所有的学生。新闻学院的人都知道，可以得罪李良荣，但是不要得罪他的学生。这样我也换来了学生的爱。
我最想给学生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们以后出去都是当记者的，记者是社会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人。
蔡颖：那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一个学者吗？
李良荣：在教师和学者之间，我首先是个教师，我得先尽一个教师的本分。如果做学问和当教师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会放弃做学问而去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生有事来找我，我都会拿出时间、拿出耐心对待他们，这一点我的学生都知道。
蔡颖：很多学生觉得你很有个人魅力，有位同学告诉我，他之所以报考您的博士生，是因为您既是一个做学问的行家，又是一个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您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李良荣：我一直认为，不要死读书，绝对不是书读得越多，学问就能做得越深。生活得有节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性格，永远都是很本色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最讨厌别人做作，或者故意做出高深的样子。我想怎么做，就做了。我的确也是个很喜欢玩的人，玩给了我很多精力很多乐趣，一个人如果不会玩，就没有乐趣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天天那么枯燥地生活，天天做学问，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而且，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是我这么大年纪的人的特权了。当然我对自己的控制已经很自觉了，玩起来也不会很过分，但我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不会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学者样子。你们不知道，我唯一喜欢看的电影是武打片，还有拳击比赛、足球比赛我爱看。
蔡颖：很多您的学生都觉得李老师的心态特别年轻，甚至比年轻人的思想还开放，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心态的呢？
李良荣：那是因为我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故意讲客气话。实际上学生交给我的作业，我并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去批改，我学得比他们还认真，是吸收他们的东西。不管一份作业写得怎么差，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看，只要里面有几句话、几个提法是好的、新的，我都会把它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我觉得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啊，他们见识很广，接触到的有些东西是我没看到的。虽然我这个人非常傲气，但我从来不停止学习，不断吸收别人的东西。现在，我有点恨自己的就是记忆力比以前差了。
如果说我比别人用功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跑媒体比别人跑得都多。我有很多学生在媒体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苦恼，和同事之类的不好讲，都愿意和我讲。毕竟我是来自教育单位，搞学术研究的，跟我说实话谈问题他们没有顾虑，这样我可以了解他们好多情况，又会向他们请教好多东西。这样一来呢，我有时候也给他们出出点子、搞搞策划，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至少给了我一大堆问题去思考，让我感觉到可以一直追随新闻实践的脚步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的所有论文都是来自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困扰新闻实践者的问题，这样我也能够抓住最前沿、最尖锐的东西。
蔡颖：您从教这２０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良荣：做教师，确实给我很多快乐。我的所有收获嘛，用古人一句话说就是“桃李满天下”。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的学生哗啦哗啦都上来了。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学问、干事业的，他们做得很有成就感，这个也就是我的成就感。感觉到自己的学生刚刚进大学的时候，不懂事、毛手毛脚的，过去这么多年，一个个都成了有用的人，也为人父母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觉得只有当老师的人才会从这句话中切身感受到这是多么快乐。
我的最大成就，是我培养了一大帮子学生，并不是说我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我就感觉到自己很快乐。幸福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和生活目标，医生能够把一个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他的快乐；一个记者写出很多好的作品，被社会认可，他也感觉到快乐和幸福。这种快乐没有什么差别，就像做教师也好，当木匠也好一样的。
蔡颖：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劝告呢？
李良荣：现在诱惑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目标不专一。当然，我从来不责怪这些年轻人，只是希望他们能有个比较集中的专一的想法。有句话叫做“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会儿来了个想法要做这个事情，一会儿又来了个想法要做那个事情，一天两三个主意，这么一来，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再一个就是说，定下来的目标不可能随时改变，不能说哪里给钱多我就到哪里去，哪里活儿轻松我到哪里去。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理想，有一点志气，不能老是想：我能赚多少钱。钱是一定要赚的，否则你怎么活下去呢，但不要太近视，想得远一点，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要去空讲一些很大的理想，而应该追求自己可以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自己想做成的事情，这么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激励一个人。这是我想劝告年轻人的一些话。
李良荣：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在浙江宁波镇海。在农村生活，我经常和一群小孩子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可能就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后的班主任，他的名字叫张资平。我的家和张老师家离得很近，和邻居差不多。寒暑假就经常跑到老师家里去。张老师有一个皮箱，装的是各种各样的书。我随便帮他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是砍一担柴啊，有的时候下河摸点鱼虾啊送给他，这样他会抽一本书给我看。我到五年级的时候，一般《水浒》、《三国》都可以看明白了。看多了之后呢，我就经常给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讲书里面的故事，这样一来，远近很出名。
那个时候看的东西一直影响到我上初中以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班里最好的，被保送到镇海的柴桥中学。但是只读了一个学期，全家就搬到上海来，所以我就到上海继续读中学了。
蔡颖：您大学本科读的就是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新闻感兴趣的呢，是读大学以前，还是做新闻这一行以后？
李良荣：我考大学之前根本没想过要学新闻，读新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好胜心太强，当时大家都认为复旦最难考的是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报新闻系。我中学的时候成绩也一直很好，门门功课都很出色，当时还是学校团委的副书记，正书记都是老师，副书记是学生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我的好胜心也是那时候养成的，就是说一定要做最好的，这是我的一个性格问题，并不是对新闻有什么热爱的感情。我家在南市区，当时南市区在上海是属于比较差的区，从来还没有一个学生考到复旦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要去考。当时我根本没有要当新闻记者之类的志向。
蔡颖：您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出版成书以后，我在后记里面读到，“３年的研究生，这篇论文花了两年半时间，为了写这７万字的论文，我手抄了３０万字的资料。”
李良荣：对呀，那些资料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写论文要找旧中国的报纸，当时没有资料，我们很苦啊，到处去找，新闻学院的资料室里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呢，要到上海图书馆去找。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每天早晨６点多我们就要从学校出发，坐车到上图刚好８点多。人家开馆了马上进去，找到资料我就把它抄下来，拼命地抄，一本一本的。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而且就算有设备也不会让你复印，因为那些时间太早的报纸纸张很脆的，不能复印，不得不全部靠手抄下来。手抄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新鲜的东西就抄下来，当时不知道有没有用，拿回来慢慢再去消化。
蔡颖：您那本书后记里还提到，“为了节省时间，有的时候就早上买四只馒头，中午一口馒头一口开水，５分钟吃一顿饭。”可是您说：“当时只感到一种幸福，因为又有了重新读书做学问的机会，这是‘我’十年梦寐以求的幸福境界。”为什么您对２０年前艰苦的研究生生活如此怀念呢？
李良荣：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努力完成一件事情，而且是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以前没有过这种成就感，人家叫你起草报告你就得写，哪有自己喜欢不喜欢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种事业感，写论文是我自己愿意做的，这样再苦我从来不会感觉到厌倦。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小，我没有额外的收入，一个月就５１块５毛钱的工资。一个月３０块钱要交给家里养孩子，实际上自己就２０块钱生活费。在这么个条件下读书，物质条件是艰苦了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很满足，觉得有奔头儿，有一种振奋的、向上的劲头，感到自己可以重新读书，做学问、做事情。
蔡颖：据我所知，您最近连续两年是新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评出来的“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呢？
李良荣：怎么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热爱学生，这样才能热爱这份工作，做好它。有的老师上了几年课可能会产生惰性，就觉得厌倦了，但我不厌倦。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但是无论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最好的心情。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新闻学概论》难上，因为是纯理论的东西，不容易讲明白，学生听着也觉得枯燥。但这门课我讲了整整２０年，而且我从来不厌倦。我每一年讲它的时候都会补充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一些最新的例子、材料和学界的新观点。这样的话，总给我自己和我的学生带来一种新鲜感。不管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其他某种想法，我觉得我给一年级刚刚进来的本科生上这门课，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对新闻信念的理解、认识和追求。
蔡颖：您觉得做老师的真义在于什么，或者作为一个老师，您最想给您的学生什么呢？
李良荣：我从来不说什么远大的目标、理想，为祖国为党培养人才之类的话。就一个东西，从心底里从感情上爱学生，其他一切都是空的。说这个话，我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你骗不了他们。你用心对待他们，学生是能感觉到的。我心底里觉得学生可爱，热爱自己的学生，打个比方，我就像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所有的学生。新闻学院的人都知道，可以得罪李良荣，但是不要得罪他的学生。这样我也换来了学生的爱。
我最想给学生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们以后出去都是当记者的，记者是社会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人。
蔡颖：那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一个学者吗？
李良荣：在教师和学者之间，我首先是个教师，我得先尽一个教师的本分。如果做学问和当教师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会放弃做学问而去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生有事来找我，我都会拿出时间、拿出耐心对待他们，这一点我的学生都知道。
蔡颖：很多学生觉得你很有个人魅力，有位同学告诉我，他之所以报考您的博士生，是因为您既是一个做学问的行家，又是一个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您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李良荣：我一直认为，不要死读书，绝对不是书读得越多，学问就能做得越深。生活得有节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性格，永远都是很本色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最讨厌别人做作，或者故意做出高深的样子。我想怎么做，就做了。我的确也是个很喜欢玩的人，玩给了我很多精力很多乐趣，一个人如果不会玩，就没有乐趣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天天那么枯燥地生活，天天做学问，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而且，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是我这么大年纪的人的特权了。当然我对自己的控制已经很自觉了，玩起来也不会很过分，但我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不会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学者样子。你们不知道，我唯一喜欢看的电影是武打片，还有拳击比赛、足球比赛我爱看。
蔡颖：很多您的学生都觉得李老师的心态特别年轻，甚至比年轻人的思想还开放，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心态的呢？
李良荣：那是因为我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故意讲客气话。实际上学生交给我的作业，我并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去批改，我学得比他们还认真，是吸收他们的东西。不管一份作业写得怎么差，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看，只要里面有几句话、几个提法是好的、新的，我都会把它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我觉得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啊，他们见识很广，接触到的有些东西是我没看到的。虽然我这个人非常傲气，但我从来不停止学习，不断吸收别人的东西。现在，我有点恨自己的就是记忆力比以前差了。
如果说我比别人用功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跑媒体比别人跑得都多。我有很多学生在媒体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苦恼，和同事之类的不好讲，都愿意和我讲。毕竟我是来自教育单位，搞学术研究的，跟我说实话谈问题他们没有顾虑，这样我可以了解他们好多情况，又会向他们请教好多东西。这样一来呢，我有时候也给他们出出点子、搞搞策划，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至少给了我一大堆问题去思考，让我感觉到可以一直追随新闻实践的脚步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的所有论文都是来自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困扰新闻实践者的问题，这样我也能够抓住最前沿、最尖锐的东西。
蔡颖：您从教这２０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良荣：做教师，确实给我很多快乐。我的所有收获嘛，用古人一句话说就是“桃李满天下”。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的学生哗啦哗啦都上来了。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学问、干事业的，他们做得很有成就感，这个也就是我的成就感。感觉到自己的学生刚刚进大学的时候，不懂事、毛手毛脚的，过去这么多年，一个个都成了有用的人，也为人父母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觉得只有当老师的人才会从这句话中切身感受到这是多么快乐。
我的最大成就，是我培养了一大帮子学生，并不是说我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我就感觉到自己很快乐。幸福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和生活目标，医生能够把一个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他的快乐；一个记者写出很多好的作品，被社会认可，他也感觉到快乐和幸福。这种快乐没有什么差别，就像做教师也好，当木匠也好一样的。
蔡颖：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劝告呢？
李良荣：现在诱惑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目标不专一。当然，我从来不责怪这些年轻人，只是希望他们能有个比较集中的专一的想法。有句话叫做“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会儿来了个想法要做这个事情，一会儿又来了个想法要做那个事情，一天两三个主意，这么一来，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再一个就是说，定下来的目标不可能随时改变，不能说哪里给钱多我就到哪里去，哪里活儿轻松我到哪里去。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理想，有一点志气，不能老是想：我能赚多少钱。钱是一定要赚的，否则你怎么活下去呢，但不要太近视，想得远一点，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要去空讲一些很大的理想，而应该追求自己可以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自己想做成的事情，这么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激励一个人。这是我想劝告年轻人的一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