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年前,我和母亲私下约定,由我出资给小弟买套房子。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的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漂亮。小弟3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在一起。我写字的速度很快,几乎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捡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小弟和我还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抄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黑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4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4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心里很疼,我拿出读大学时小弟寄给我的钱,泪就流了出来。小弟从小就活得卑微而屈辱,这回说什么我也要帮他把房子买了。
我把要给小弟买房的决定告诉母亲,母亲笑了,但是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了一脸,她叹息着说:“还是要连累你……”
母亲又找了媒人,费尽了口舌,总算说通了可以先办婚事,两年后保证把新房钥匙交给他们。女方勉强同意,但是一定要我立个字据,以免我将来不认账。我握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沉重和责任。
小弟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他乐呵呵地忙着准备自己的婚事,快乐溢于言表。结婚的前一夜,小弟陪着我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了很久,他用手语跟我说:“姐,你该给我找个姐夫了。你老是一个人在外面,我们都为你担心呢。”
那时候我在一家都市报社做编辑,每个月1500块工资,工作很清闲。我去找了领导讲明情况,表示想调到广告部工作,因为广告部的收入是按提成分的,只要能拉来广告,收入非常可观。后来老总同意了。
我白天去跑广告拉客户,晚上写稿子,通常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觉得自己仿佛虚脱了一般。但是第二天早上8点,我又神采奕奕地去接待客户了。一年之后,我的广告业务提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的稿子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刊登。当我将自己的一部书稿连同署名权一起卖给了一位书商,并拿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后,买房的钱已经攒得差不多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心上的重负一下子轻了很多。
我回家,找了家住在县城的老同学帮我选房子。最后选中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有向阳的阳台,环境也很安静。交了钱,拿到钥匙后,我兴奋地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想着小弟以后的幸福生活,我的心都要醉了。
我激动地回家,拉着小弟上县城看房子。小弟起初不明白我要带他去哪里,等我打开新房子的门,并把钥匙交到小弟手里时,他一下子惊呆了。他不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使劲点点头,告诉他,以后这就是他的新家了。小弟嘴里“啊啊”地叫着,拉着我的手,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双臂舞动着,不知道该怎样高兴才好。
但是很快他便静了下来,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脸憋得通红。我沉浸在幸福的构想中,不曾注意到小弟的表情。他突然把钥匙重重地往我手里一扔,便跑了出去。我还以为他忘了拿什么东西。一直到晚上回家,一进门小弟就黑着脸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姐,你为什么要给我买房子呢?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可是你不能去挣不干净的钱哪!爹妈供你读大学不容易,你怎能这样作贱自己呢?你把房子退了吧,这样的房子打死我也不会去住的!”
看完纸条,我又好气又好笑,原来小弟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正啊。我拿起笔,在纸上接着写道:“小弟,钱是姐靠写字和拉广告赚来的,这个你不用怀疑。给你买所房子,一直是姐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做游戏,你垒了一所泥房子,你说那房子是你用心做顶,以爱做墙,我们一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一生幸福!这句话曾经是我攒钱买房的最大动力,我要让你幸福!”
小弟看着我,泪,从他的眼角溢了出来。
搬进新房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我却泪流满面。我在心里说:“该歇歇了。”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一年,工资也不高,我做出这个决定,不是没有压力,但是看到母亲谦卑而企盼的目光,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母亲浑浊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她揽住我的肩头,声音呜咽着说:“好孩子,你这都是代妈受的苦啊!”
要给小弟买房子,不仅是因为母亲的要求,还因为小弟,小弟不是个健康的人。
小弟小我两岁,母亲说他出生时其实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儿,眼睛大,皮肤白,比我漂亮。小弟3岁那年,突然发高烧,父亲不在家,母亲心急火燎地去村里的诊所找大夫,结果那个大夫用了过量的抗生素,小弟再也不会说话,听力几乎为零。
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不肯收小弟,母亲找到校长说尽了好话,校长终于答应在班里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小弟的书读得很艰难,老师讲的课他一点都听不到。我主动留了两级,要求和小弟坐在一起。我写字的速度很快,几乎赶上了老师的语速,小弟就靠着我帮他记的笔记,成绩居然一直都不错。
但是在学校里,小弟还是因为有缺陷而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塘,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污水,小弟不止一次地被人推进水塘里,弄得一身湿淋淋地回家。那一次,几个同学把他挤到一个墙角,非要扒小弟的裤子。我冲上去,捡起一个酒瓶,照着闹得最凶的那个人头上就砸了过去。
我打的那个人是村长的侄子,这件事不但让父亲赔偿了一大笔巨额医疗费,小弟和我还都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父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抄了一根铁棍对着我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还敢出去给我惹事?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吓呆了,小弟却冲过来,一把抱住父亲的腿,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猛然夺过父亲手里的铁棍,朝自己的身上猛抽起来。母亲扑过去,抱着小弟,全家人哭成了一团。那天晚上,我摸着小弟身上红肿的伤痕,有尖锐的疼痛朝我袭来。小弟帮我擦去眼泪,拍拍胸脯,意思是他是男子汉,这点痛不算什么。
后来父亲费尽周折,找了镇上一位亲戚说情,总算又让我回到了学校。但小弟从那以后就再没踏入学校半步,小小年纪便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割草放羊。
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在村子里轰动一时,这让多年来始终抬不起头的父母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我高昂的学费,父亲和母亲包了村里30亩地,还养了几百只鸡,起早贪黑地拼命。16岁的小弟在村里人的介绍下,进了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这份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小弟却做得很开心。
小弟第一个月领了130块钱的工资,他给我寄了50块,交给母亲50块,自己只剩下30块钱作生活费。小弟在汇款单上写着:“春天了,给自己买件衣服吧!”看到那几个字,我的泪“刷”的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捧着那50块钱从邮局回来,如同捧着一块稀世珍宝,心里颤颤的。走在城市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我的目光一次次地停留在那些衣襟破旧面容憔悴的民工身上,每一张沧桑的面孔都会让我落泪,让我想起在故乡小城的那家医院的厕所里,正使劲地刷马桶的亲爱的小弟。
大学4年,小弟每个月50块钱,整整给我寄了4年。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我不知道该怎样把那些钱花出去——那每一分钱里,都含着小弟的血和汗啊!
大学毕业那年,我春节回家,到小城下车后顺道去医院看小弟。医院传染科是禁地,一般人不让进。说了许多好话,值班的护士才肯帮忙去叫。过了好久,才看见小弟匆匆跑了出来——单薄瘦小的身材,身上的白大褂已经变成了灰色,头发乱蓬蓬地纠结成一团。看到我,他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然后就变成了满脸的惊喜。
我心里一酸,走过去,想拥抱他一下,他却慌忙闪开了,紧张地指着门上的牌子给我看。那上面写的是“传染科”。我心里一酸,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年春节是全家过得最舒畅的一个春节,我大学毕业了,父母终于可以喘一口气轻松一下。但是母亲又操心起小弟的婚事了。后来,终于有人为小弟介绍了一个女孩儿,也是个哑巴,母亲和小弟都很中意。但是女孩儿的父母提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必须得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才肯把女儿嫁过来。父母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供我读大学已经耗尽了心力,家里还欠着不少的外债。在县城买套房子要七八万,他们上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啊?父亲一急就病倒了,母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让我回去一起想办法。
接到母亲的电话后,我心里很疼,我拿出读大学时小弟寄给我的钱,泪就流了出来。小弟从小就活得卑微而屈辱,这回说什么我也要帮他把房子买了。
我把要给小弟买房的决定告诉母亲,母亲笑了,但是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了一脸,她叹息着说:“还是要连累你……”
母亲又找了媒人,费尽了口舌,总算说通了可以先办婚事,两年后保证把新房钥匙交给他们。女方勉强同意,但是一定要我立个字据,以免我将来不认账。我握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沉重和责任。
小弟不知道这其中的曲折,他乐呵呵地忙着准备自己的婚事,快乐溢于言表。结婚的前一夜,小弟陪着我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坐了很久,他用手语跟我说:“姐,你该给我找个姐夫了。你老是一个人在外面,我们都为你担心呢。”
那时候我在一家都市报社做编辑,每个月1500块工资,工作很清闲。我去找了领导讲明情况,表示想调到广告部工作,因为广告部的收入是按提成分的,只要能拉来广告,收入非常可观。后来老总同意了。
我白天去跑广告拉客户,晚上写稿子,通常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觉得自己仿佛虚脱了一般。但是第二天早上8点,我又神采奕奕地去接待客户了。一年之后,我的广告业务提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的稿子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刊登。当我将自己的一部书稿连同署名权一起卖给了一位书商,并拿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后,买房的钱已经攒得差不多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心上的重负一下子轻了很多。
我回家,找了家住在县城的老同学帮我选房子。最后选中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有向阳的阳台,环境也很安静。交了钱,拿到钥匙后,我兴奋地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想着小弟以后的幸福生活,我的心都要醉了。
我激动地回家,拉着小弟上县城看房子。小弟起初不明白我要带他去哪里,等我打开新房子的门,并把钥匙交到小弟手里时,他一下子惊呆了。他不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使劲点点头,告诉他,以后这就是他的新家了。小弟嘴里“啊啊”地叫着,拉着我的手,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双臂舞动着,不知道该怎样高兴才好。
但是很快他便静了下来,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脸憋得通红。我沉浸在幸福的构想中,不曾注意到小弟的表情。他突然把钥匙重重地往我手里一扔,便跑了出去。我还以为他忘了拿什么东西。一直到晚上回家,一进门小弟就黑着脸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姐,你为什么要给我买房子呢?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可是你不能去挣不干净的钱哪!爹妈供你读大学不容易,你怎能这样作贱自己呢?你把房子退了吧,这样的房子打死我也不会去住的!”
看完纸条,我又好气又好笑,原来小弟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正啊。我拿起笔,在纸上接着写道:“小弟,钱是姐靠写字和拉广告赚来的,这个你不用怀疑。给你买所房子,一直是姐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做游戏,你垒了一所泥房子,你说那房子是你用心做顶,以爱做墙,我们一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会一生幸福!这句话曾经是我攒钱买房的最大动力,我要让你幸福!”
小弟看着我,泪,从他的眼角溢了出来。
搬进新房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个最幸福的时刻,我却泪流满面。我在心里说:“该歇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