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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杨朔的作品和他后半生的经历，但对他青年时期在东北的一段生活却较为陌生。当时，杨朔从老家山东来到东北的哈尔滨，并在哈尔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当时，他的名字叫杨莹叔，这期间笔者的父亲方未艾和他有一段难忘的情谊，现将父亲的回忆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初识杨朔
1932年，我在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办的《东三省商报》当副刊编辑。
副刊曾连载市内的一位大学教授李仲子的文言体《诗话》，我去了之后认为多数读者对文言文章和诗话不感兴趣，就给停载了。有一天，李仲子打来电话质问我，并让他的一个学生和我面谈。我在编辑室接待了他。
这个学生有20岁左右的样子，白净净的长脸、明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细高的身材，头戴一顶台湾草草帽，上身穿件白绸子长衫，下身穿条散腿裤，脚上一双皮鞋又黑又亮。看他的外貌，像是一个公子哥。
我当时26岁，不习惯见面与人握手，就请他坐在一张木椅上。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头黑黑的长发，光润的额头渗出晶莹的汗珠。时值夏日，他大概是步行而来，坐下后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我所在的编辑室，是一个面积不大的用砖墙隔成的房间。室内只有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张大木床。写字台上堆着一些文稿和书报，床上放着我的被褥和衣物。
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扫视着屋内。
我问他：“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贵姓，台甫怎么称呼?”
“我叫杨莹叔，您不认识我，我在道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见过您几次，前任编辑老陈对我讲过您。”他谈起话来很洒脱，带着一些山东口音。
我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是山东人？”
“是的，我是山东蓬莱人。听您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咱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呀!”
“我生在辽西，老家是山东掖县。”
言来语去，感到有些亲近，他讲起自己的情况：他毕业于烟台的惠文中学，因家穷没考大学，也没找到职业，就离乡闯关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哈尔滨，在一家英商太古洋行当上职员，业余时间在法政大学夜校学习。李仲子教授教语文课，因都爱写文章，彼此较熟。这次李教授让他来谈一谈，希望能把连载的《诗话》继续登完。
我很理解他，于是把报社的情况告诉他说，这是一家商报，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支出。读者大多是经商的，有些是机关和学校的人。新闻多是经济类的，副刊主要发表些内容有趣、文字通俗的文章，这样才适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
他听后说：“以前我来过几次，但并不了解内情，李教授也不了解，我回去将您的话转告给他。”
我把李教授的一些文稿找出来，让他带回。这些稿子我都认真看过，写得言简意赅，字斟句酌。凡读过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一定都喜欢看，但当时能看懂这样文章的读者实在太少。
我把稿子交给他，也感到有些于心不忍。因为，我也是从投稿开始当上编辑的，很理解写稿人的心情。他站起身来接过稿子，很慎重地卷成一卷，客客气气地向我告辞。
我送他到编辑室外的楼梯口。这时，从楼梯下走上来两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人。杨朔与他们热情地打招呼，互相寒暄着。我认识这两位，一位是《哈尔滨公报》的编辑张林肯，另一位是以反对包办婚姻出名的俄文翻译胡佛，两人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
进到编辑室坐下，他俩就讲起杨朔和李仲子的文章，认为不适合现代潮流。我对杨朔挺有好感，认为他有很好的文学底蕴，人也挺温和。两人见我与他们话不投机，谈了一会便告辞了。
从相识到相知
过了几天，杨朔送来李仲子用白话文写的一篇悼念女儿的文章。他女儿自由恋爱，后被抛弃，失恋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忧郁成疾而亡。作为父亲痛感失去爱女的哀苦，又为年轻的生命无限惋惜。这篇文章写得哀惋动人，发表以后，收到很多读者给作者写来的慰问信。
有一天，杨朔送来他写的一篇白话文散文，我看后觉得很好就收下了，并让他将慰问信转给李教授。杨朔在他休假的日子常来报社，我们除了交谈文章，还常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到公园去散步，到松花江去划船、游泳。
当时，我们下小饭馆，吃得很简单。他爱吃煎饼、小米粥，常吃的菜是白菜、豆腐。杨朔对我讲过他过去一段流浪的生活。那天，他边吃边对我说：“在我没有找到工作时，常到这样的饭馆吃饭，每次都吃不饱，心里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还能吃几顿饭。有了职业后，虽然钱多了，但总难忘记过去的日子。”
我对他讲起刚来哈尔滨时，和萧军住在小客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天坚持写稿投给报社，有时能换点稿费，有时没钱就饿着肚子写稿。他听后很感慨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对他平时身上的帽子、革履、绸衫、绸裤这副穿戴大惑不解，便说：“我们在这样的饭馆吃几次了，你看这里的人都是满身褴褛的平民，只有你穿戴得像个阔人。”
他苦笑着说：“这也是我的苦衷。我在洋行里工作，一般人都穿西装，讲外语。我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和尊严，不穿西装只穿这身服装，让他们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对他的民族气节从心里尊重。
有一天，我和他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当向杯里放白方块砂糖时，我问他这是不是太古洋行的商品，他说：“是的，但不是英国产的，是英国殖民地的产品，由英商贩运来的。我在洋行里工作，许多人认为我是给外国人办事，其实我是在谋生。”
在我们离开咖啡馆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看看，我和他一同去了。
他的住处是在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一个有三间瓦房的小院子里。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他住在东边的一间，对面的一间是他的带家眷的同事住的。他的房间比我住的编辑室大，室内有一张铁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墙角有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橱。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在他的书橱里，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我看到中文线装书有《李太白全集》、《杜诗镜诠》、《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还有《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春水》、庐隐的《海滨故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还有一些英文书和俄文书。
他说这些书多半是李教授借给他和送给他的，只有几本是自己买的。他说想学日语，我刚好在日本人办的学校学过日语，便说：“这样吧，我教你日语，你教我英语。”由此，我俩在学习外语上互为师生。再见面时，就开始学习外语了。
有一次，我和他在松花江上划船，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随着浪花忽起忽落。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场面，很担心会船翻人淹。我有些惊慌地说：“莹叔，我们划回江岸吧!要出危险的。”他却若无其事，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用力划动双桨，很从容地把船划向浪头。他对我说：“这点风浪没有什么，我在海边长大，经常在海里游泳、划船、捕鱼。海里风浪很大，人在风浪里经受锻炼，每次战胜风浪都很高兴。”
我看他非常镇定，一边用力划船一边谈论着大海，似乎忘记了在风浪中。我说：“我没见过大海，大江还是到吉林才看到。我是在辽河边长大的，在江上划过船，从没经历过这么大风浪。你从外表看很文静，想不到胆量和胸怀很大。”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一会儿风过去了，浪息了，船也平稳了。莹叔满脸流汗，衬衫也湿得贴在身上了。他放下手中的桨，只让我划着，俯下身子，双手捧起江水洗了脸，抬起头来一脸的兴奋。
这次划船，给我终生留下难忘的记忆。20多年后，我住在山东的海滨城市青岛，自己和家人、朋友经常到海里游泳、划船，遇过很大的风浪，也遇到过危险，但没有这次印象深刻。人在暮年常怀念往事，和杨朔的这次划船，就像对人生的一次预言：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人，对风浪临头难免恐惧，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每次战胜风浪都会有种莫大的胜利之感。
志同道合
1932年秋，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一夜之间，哈尔滨沿江的堤坝被漫，道里和道外低洼的地方都被水淹没，很多人在水中挣扎、求救，大片的房屋倒塌，被淹没。部分受灾难民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
我所在的《东三省商报》报社的大楼被水淹了半截，一楼的印刷厂和工人宿舍都进了水，划船可以直接到二楼的走廊。报纸被迫停刊，人员都搬到道里。过了几天，报社租了房子和印刷厂，出了一份晚报。
我搬到离杨朔住处不远的中国二道街德商西门子经理的家里，我们经常往来。晚报没有副刊，为报道水灾的情况，开了一个专栏，叫“水国见闻”。我和杨朔到道外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过，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水国吟》。后来，我俩又一起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难民聚集的地方采访，由他执笔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当时地下发行的《工人事业》报上，散发给难民看，许多人看后都感动得留下眼泪。
在洪水退去后，报社的人员都搬回来照常上班。有一天，党内的同志金伯阳从沈阳回来，把一个箱子寄存到我的住处。当他把箱子搬上楼时，我和杨朔正在屋里谈话。杨朔见来人不是一般的人，就告辞走了。
杨朔走后，伯阳警惕地问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说：“他就是在《工人事业》报上写过难民痛苦生活的那位青年人。”伯阳这才放了心。这次，伯阳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进入苏区，满洲省委由沈阳搬到哈尔滨。共产国际在海参崴成立一个太平洋秘书处，直接指导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革命运动。最近省委要在哈尔滨开一个会，有的同志要到我的住处住宿。
伯阳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介绍认识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知道我和萧军是朋友，关心地问了萧军的情况。他对我很信任，临走时让我保管好箱子，并说对杨朔要注意培养，多一个同志多一份力量。我对他第一次见到杨朔就有信任感，感到非常高兴。但当时的情况，我是不能对杨朔讲出来的。
过了一些日子，我离开商报到《国际协报》去当副刊编辑，搬到道里一家波兰人开设的名叫瓦尔沙瓦的小旅馆住，杨朔和我常见面。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到这个小旅馆聚会，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吴健(化名老吴)住在我的对面屋，他教我唱《国际歌》，杨朔也和我一起学会了这首伟大的歌曲。记得那年在一场大雪之后，我和杨朔到松花江边看雪景，我们对着白茫茫的大地，高声唱起这首歌，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唱完后，我们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接近党内同志
1933年的春天来到了，金伯阳和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莹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
金伯阳是大连人，那时化名叫杨扑夫。在哈尔滨有一位党内的河南人，身材魁梧，也姓杨。为了将两人区别，称伯阳为北杨，另一位为南杨。南杨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杨靖宇，当时在哈尔滨是党内的负责人。老吴是上海人，参加过三次大罢工，前额负过伤。这些同志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有一天早上，伯阳到报社找我，说给我介绍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教我学习革命理论，让我跟他到公园去接头。这是一位看样子年纪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士，听她的口音是四川味，我刚想说话，伯阳见林荫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就机警地站起来说：“我们走着谈吧。”来的人是杨朔，伯阳便和她走开了。杨朔意外地见到我，小声地告诉说：“公园里有人散发抗日传单，那边来了很多日本人和警察。”我看他的神色有些紧张，便和他一起离开公园。那天，伯阳介绍的李大姐化名李洁，原名叫李一超，是四川人，她就是日后到抗联领导武装斗争牺牲的女英雄赵一曼。当时，我并不知道，杨朔问我她是谁，我竟然说是刚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位女朋友，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太可笑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到杨朔的住处。他给我看了一幅金剑啸画的《松江风雪图》，他对这幅画很欣赏。画面上，风雪满天的松花江上，有一个系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扬鞭打马，奔驰向前，雪花飞溅。画面很美，也有意境。他当时对金剑啸不太熟悉，其实金剑啸也是党内同志，从上海来到哈尔滨，从事抗日宣传，1936年8月，在齐齐哈尔被日本人杀害。杨朔仅知道金剑啸是位艺术家，画画、写诗，我不便告诉党内情况，只是说我们关系很好，互相很信赖。
一天，我和杨朔正从中央大街往新城大街走，传来了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的消息。这在哈尔滨还是第一次，尤其又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对社会震动很大。杨朔急着要去看看，当我们赶到时，罢工已经结束了。杨朔说：“中国人不怕日本人，这是一次反抗斗争。”我心里想，这一定是党内同志领导的，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我和杨朔来到瓦尔沙瓦小旅社，听主人说老吴和伯阳在头一天就搬走了，心里才落了底。当时，哈尔滨当局禁止报道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在半年后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上，才看到有关这次罢工的一篇文章。
在太阳岛上
这年夏天，在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杨朔身着绸衫革履兴致勃勃来到报社，邀我到太阳岛游泳。我们来到江边，租了一条船，当我们离开江边不远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颠簸，我担心小船会被刮翻，惊慌地说：“我们划回江岸吧，要出危险啊!”他毫不在意，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两手用力划桨，小船冲着浪头，忽起忽落。我看杨朔非常镇定自若，也就不再担心了，两手紧紧把着船边，随船起伏，倒感到有种战胜恐惧后的快乐。
不多时，风平浪静了，小船也平稳了。杨朔满脸流汗，绸衫湿得贴在身上，他放下桨，让我慢慢地划着。这时，他从船边俯下身去，手捧清凉的江水洗脸，一边用嘴喷着水，一边用力晃着头，甩着脸上的汗水和江水。看他的样子，一扫往日的斯文，我倒觉得他更可亲可爱了。
杨朔洗完了脸，也没有用手帕擦，就又握起双桨，用力地划了起来，我们很快穿过江面上的许多小船和游泳的人，来到江中的太阳岛上。寄存了划船，到一家更衣室里，换上自带的浴衣，就跳进太阳岛畔的大江游起泳来。
当我们游到江心时，从下游驶来一只日本军的巡逻艇，鸣响着刺耳的汽笛，平静的江面立时被冲起波浪。许多划船和游泳的人，急急忙忙躲向江岸。有的人站在小船上，有的人立在水边上，有的人上了岸，惊奇地张望。这时，我用力地向岸边游，杨朔却若无其事地仍在江心游着。在巡逻艇要经过他身边时，他竟在艇前不到20米的地方横游过来，我真为他担心。当他游到我身边时，我忍不住说：“你太冒险了!这些日本人会向你开枪的。”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不敢!”
我们游到岸边水浅的地方，走上了太阳岛。杨朔俯卧在岛上的沙滩上，我坐在他的身边，谈论着刚才的事。正谈着，一些在沙滩上穿着浴衣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忽然发出惊吓的喊声。我们循喊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军的巡逻兵骑着马奔驰而来。人们急忙躲闪，沙土在马蹄下飞扬，日本兵在马背上狞笑。我和杨朔没有移动，这支马队竟然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马蹄溅起的沙土，落在我们的身上。当日本巡逻队走远时，很多中国人大声骂起来，有的怒目而视。
这时，从岸边走来两个青年女子，一个是工业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有名富商的女儿。她们都喜欢文艺，常写些花儿、鸟儿的新诗，在报上发表。我认识这两个人。
当她俩走到我们身旁，先同我寒暄了几句，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位刚才不怕日本军艇和马队的人。我站起身来，说：“这是我的朋友杨莹叔，在太古洋行上班。”她们凝视着身上只穿条泳裤的杨朔，脸上微笑着，这使平日很少与女人交往的杨朔感到局促、发窘。于是，我指着烫着卷发、身材修长的一位说：“这是王丽女士，工业大学的学生。”指着另一位头盘双辫、两眼媚人的说：“这是韦燕女士，女诗人。”
杨朔已经站起来，礼貌地同她们一一握手。我们一边谈笑着，一边向江岛餐厅的小楼走去。在餐厅吃完冰激凌后，两位女士又邀请我和杨朔到江上划船。
划完船后，两位女士邀请我们去游船俱乐部跳舞，杨朔婉言谢绝了。她俩不尽兴，又盛情邀请去马迭尔影院看电影，杨朔一再推说有事又谢绝了。两位一腔热情的女士觉得扫兴，就冷淡地向我们告辞，坐上小船缓缓地向江南划去。
我和杨朔在太阳岛上散步，谈到他对女人的态度有些不近人情，让人难以理解。他对我说：“我对女人并不是不动感情，但一想到自己独身在外，前途未卜，尤其是国难当头，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很爱古代的诗文，常常陶醉其中，但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很苦恼。有时我心里像有一团燃烧的火，恨得无处发泄满腔的怒火，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愤……”
我和杨朔相识有一年多了，从没见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怀。我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祖国和民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甘当亡国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有几位朋友很有志向，今后常在一起交往，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在太刚西斜、暮色苍茫、人影散乱的时候，我们乘上来时的小船，划向江南岸。在中央大街上又走了一段路，杨朔回到洋行，我回到报社。
相见容易别时难
哈尔滨的秋天比长春、沈阳似乎都来得早，气温低得也快。
有一天，我和杨朔在一起的时候，伯阳来找我。他见到杨朔很爽快地说：“我见过你，可一时说不出名来，真对不起。”
杨朔回答说：“是见过，在报社、在瓦尔沙瓦旅馆都见过。”
我对伯阳说：“他就是我常常对你讲起的朋友杨莹叔，现在太古洋行当职员，他游泳、划船都非常好！”
金伯阳立刻伸出宽厚的大手，热情地和杨朔握手。杨朔知道我们有事，就先告辞走了。
伯阳从乡下刚回来，他给我讲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并说要留在市内住些时间，让我帮他找份工作做，好掩护身份。我突然想起杨朔跟我学日语，伯阳从小就学过，就让他接替我当家庭教师教杨朔的日语。伯阳对这主意开始觉得不太适当，一时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去找杨朔谈了这事，他很高兴地说：“我看他和你交往很深，这人很豪爽、热情，我愿意跟他学日语，也愿意和他交个朋友。”从这以后，杨朔不仅和伯阳在学习上成了朋友，还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送我到苏联去学习。因为是党内的秘密行动，我没有向报社辞职，也没有向朋友告别。当时，只有通知我的人和带我过边境的交通员知道我的去向和离开的时间。
我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于1935年秋秘密回到哈尔滨，到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当侦察员。当时，我的朋友萧军、萧红、舒群都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先后离开了哈尔滨去了青岛。我回来后，先见到了过去常在报纸上发表俄文翻译作品的金人，他告诉我杨朔还在洋行工作，仍住在原处。在一天的夜里，我突然来到杨朔的住处，他见到我惊呆了，马上就紧紧地把我抱住，热泪盈眶地说：“真没有想到你还能活着，我把祭文和追悼文章都写过了！”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杨朔一再问起我到哪去了，回来要干啥，我都没肯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很是内疚和难过。
那天晚上，我和杨朔彻夜未眠。他告诉我，伯阳教日语很认真，很好，还讲了很多反日侵略的道理，也讲了他在大连的往事。后来，伯阳离开哈尔滨到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再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和杨朔告别。我说要到长春办件急事，他可能猜想到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急事可以到长春大同日报社找他的弟弟杨毓玑，他还告诉了我他的朋友孙梅陵的地址，我心里非常感动。怎么也没曾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和杨朔的诀别！
我到长春后，见到了杨朔的弟弟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相处多日。1936年春，我离开了东北，到了新疆；1950年到了山东大学教书；1955年至1978年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待我恢复了公民权，想寻访杨朔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迫害身亡。我在悲恸中思念杨朔，心中还有很多想说的话！
初识杨朔
1932年，我在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办的《东三省商报》当副刊编辑。
副刊曾连载市内的一位大学教授李仲子的文言体《诗话》，我去了之后认为多数读者对文言文章和诗话不感兴趣，就给停载了。有一天，李仲子打来电话质问我，并让他的一个学生和我面谈。我在编辑室接待了他。
这个学生有20岁左右的样子，白净净的长脸、明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细高的身材，头戴一顶台湾草草帽，上身穿件白绸子长衫，下身穿条散腿裤，脚上一双皮鞋又黑又亮。看他的外貌，像是一个公子哥。
我当时26岁，不习惯见面与人握手，就请他坐在一张木椅上。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头黑黑的长发，光润的额头渗出晶莹的汗珠。时值夏日，他大概是步行而来，坐下后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我所在的编辑室，是一个面积不大的用砖墙隔成的房间。室内只有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张大木床。写字台上堆着一些文稿和书报，床上放着我的被褥和衣物。
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扫视着屋内。
我问他：“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贵姓，台甫怎么称呼?”
“我叫杨莹叔，您不认识我，我在道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见过您几次，前任编辑老陈对我讲过您。”他谈起话来很洒脱，带着一些山东口音。
我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是山东人？”
“是的，我是山东蓬莱人。听您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咱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呀!”
“我生在辽西，老家是山东掖县。”
言来语去，感到有些亲近，他讲起自己的情况：他毕业于烟台的惠文中学，因家穷没考大学，也没找到职业，就离乡闯关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哈尔滨，在一家英商太古洋行当上职员，业余时间在法政大学夜校学习。李仲子教授教语文课，因都爱写文章，彼此较熟。这次李教授让他来谈一谈，希望能把连载的《诗话》继续登完。
我很理解他，于是把报社的情况告诉他说，这是一家商报，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支出。读者大多是经商的，有些是机关和学校的人。新闻多是经济类的，副刊主要发表些内容有趣、文字通俗的文章，这样才适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
他听后说：“以前我来过几次，但并不了解内情，李教授也不了解，我回去将您的话转告给他。”
我把李教授的一些文稿找出来，让他带回。这些稿子我都认真看过，写得言简意赅，字斟句酌。凡读过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一定都喜欢看，但当时能看懂这样文章的读者实在太少。
我把稿子交给他，也感到有些于心不忍。因为，我也是从投稿开始当上编辑的，很理解写稿人的心情。他站起身来接过稿子，很慎重地卷成一卷，客客气气地向我告辞。
我送他到编辑室外的楼梯口。这时，从楼梯下走上来两个西装笔挺的青年人。杨朔与他们热情地打招呼，互相寒暄着。我认识这两位，一位是《哈尔滨公报》的编辑张林肯，另一位是以反对包办婚姻出名的俄文翻译胡佛，两人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
进到编辑室坐下，他俩就讲起杨朔和李仲子的文章，认为不适合现代潮流。我对杨朔挺有好感，认为他有很好的文学底蕴，人也挺温和。两人见我与他们话不投机，谈了一会便告辞了。
从相识到相知
过了几天，杨朔送来李仲子用白话文写的一篇悼念女儿的文章。他女儿自由恋爱，后被抛弃，失恋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忧郁成疾而亡。作为父亲痛感失去爱女的哀苦，又为年轻的生命无限惋惜。这篇文章写得哀惋动人，发表以后，收到很多读者给作者写来的慰问信。
有一天，杨朔送来他写的一篇白话文散文，我看后觉得很好就收下了，并让他将慰问信转给李教授。杨朔在他休假的日子常来报社，我们除了交谈文章，还常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到公园去散步，到松花江去划船、游泳。
当时，我们下小饭馆，吃得很简单。他爱吃煎饼、小米粥，常吃的菜是白菜、豆腐。杨朔对我讲过他过去一段流浪的生活。那天，他边吃边对我说：“在我没有找到工作时，常到这样的饭馆吃饭，每次都吃不饱，心里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还能吃几顿饭。有了职业后，虽然钱多了，但总难忘记过去的日子。”
我对他讲起刚来哈尔滨时，和萧军住在小客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天坚持写稿投给报社，有时能换点稿费，有时没钱就饿着肚子写稿。他听后很感慨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对他平时身上的帽子、革履、绸衫、绸裤这副穿戴大惑不解，便说：“我们在这样的饭馆吃几次了，你看这里的人都是满身褴褛的平民，只有你穿戴得像个阔人。”
他苦笑着说：“这也是我的苦衷。我在洋行里工作，一般人都穿西装，讲外语。我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和尊严，不穿西装只穿这身服装，让他们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对他的民族气节从心里尊重。
有一天，我和他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当向杯里放白方块砂糖时，我问他这是不是太古洋行的商品，他说：“是的，但不是英国产的，是英国殖民地的产品，由英商贩运来的。我在洋行里工作，许多人认为我是给外国人办事，其实我是在谋生。”
在我们离开咖啡馆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看看，我和他一同去了。
他的住处是在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一个有三间瓦房的小院子里。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他住在东边的一间，对面的一间是他的带家眷的同事住的。他的房间比我住的编辑室大，室内有一张铁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墙角有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橱。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在他的书橱里，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我看到中文线装书有《李太白全集》、《杜诗镜诠》、《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还有《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春水》、庐隐的《海滨故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还有一些英文书和俄文书。
他说这些书多半是李教授借给他和送给他的，只有几本是自己买的。他说想学日语，我刚好在日本人办的学校学过日语，便说：“这样吧，我教你日语，你教我英语。”由此，我俩在学习外语上互为师生。再见面时，就开始学习外语了。
有一次，我和他在松花江上划船，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随着浪花忽起忽落。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场面，很担心会船翻人淹。我有些惊慌地说：“莹叔，我们划回江岸吧!要出危险的。”他却若无其事，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用力划动双桨，很从容地把船划向浪头。他对我说：“这点风浪没有什么，我在海边长大，经常在海里游泳、划船、捕鱼。海里风浪很大，人在风浪里经受锻炼，每次战胜风浪都很高兴。”
我看他非常镇定，一边用力划船一边谈论着大海，似乎忘记了在风浪中。我说：“我没见过大海，大江还是到吉林才看到。我是在辽河边长大的，在江上划过船，从没经历过这么大风浪。你从外表看很文静，想不到胆量和胸怀很大。”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一会儿风过去了，浪息了，船也平稳了。莹叔满脸流汗，衬衫也湿得贴在身上了。他放下手中的桨，只让我划着，俯下身子，双手捧起江水洗了脸，抬起头来一脸的兴奋。
这次划船，给我终生留下难忘的记忆。20多年后，我住在山东的海滨城市青岛，自己和家人、朋友经常到海里游泳、划船，遇过很大的风浪，也遇到过危险，但没有这次印象深刻。人在暮年常怀念往事，和杨朔的这次划船，就像对人生的一次预言：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人，对风浪临头难免恐惧，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每次战胜风浪都会有种莫大的胜利之感。
志同道合
1932年秋，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一夜之间，哈尔滨沿江的堤坝被漫，道里和道外低洼的地方都被水淹没，很多人在水中挣扎、求救，大片的房屋倒塌，被淹没。部分受灾难民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
我所在的《东三省商报》报社的大楼被水淹了半截，一楼的印刷厂和工人宿舍都进了水，划船可以直接到二楼的走廊。报纸被迫停刊，人员都搬到道里。过了几天，报社租了房子和印刷厂，出了一份晚报。
我搬到离杨朔住处不远的中国二道街德商西门子经理的家里，我们经常往来。晚报没有副刊，为报道水灾的情况，开了一个专栏，叫“水国见闻”。我和杨朔到道外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过，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水国吟》。后来，我俩又一起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难民聚集的地方采访，由他执笔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当时地下发行的《工人事业》报上，散发给难民看，许多人看后都感动得留下眼泪。
在洪水退去后，报社的人员都搬回来照常上班。有一天，党内的同志金伯阳从沈阳回来，把一个箱子寄存到我的住处。当他把箱子搬上楼时，我和杨朔正在屋里谈话。杨朔见来人不是一般的人，就告辞走了。
杨朔走后，伯阳警惕地问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说：“他就是在《工人事业》报上写过难民痛苦生活的那位青年人。”伯阳这才放了心。这次，伯阳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进入苏区，满洲省委由沈阳搬到哈尔滨。共产国际在海参崴成立一个太平洋秘书处，直接指导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革命运动。最近省委要在哈尔滨开一个会，有的同志要到我的住处住宿。
伯阳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介绍认识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知道我和萧军是朋友，关心地问了萧军的情况。他对我很信任，临走时让我保管好箱子，并说对杨朔要注意培养，多一个同志多一份力量。我对他第一次见到杨朔就有信任感，感到非常高兴。但当时的情况，我是不能对杨朔讲出来的。
过了一些日子，我离开商报到《国际协报》去当副刊编辑，搬到道里一家波兰人开设的名叫瓦尔沙瓦的小旅馆住，杨朔和我常见面。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到这个小旅馆聚会，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吴健(化名老吴)住在我的对面屋，他教我唱《国际歌》，杨朔也和我一起学会了这首伟大的歌曲。记得那年在一场大雪之后，我和杨朔到松花江边看雪景，我们对着白茫茫的大地，高声唱起这首歌，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唱完后，我们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接近党内同志
1933年的春天来到了，金伯阳和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莹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
金伯阳是大连人，那时化名叫杨扑夫。在哈尔滨有一位党内的河南人，身材魁梧，也姓杨。为了将两人区别，称伯阳为北杨，另一位为南杨。南杨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杨靖宇，当时在哈尔滨是党内的负责人。老吴是上海人，参加过三次大罢工，前额负过伤。这些同志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有一天早上，伯阳到报社找我，说给我介绍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教我学习革命理论，让我跟他到公园去接头。这是一位看样子年纪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士，听她的口音是四川味，我刚想说话，伯阳见林荫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就机警地站起来说：“我们走着谈吧。”来的人是杨朔，伯阳便和她走开了。杨朔意外地见到我，小声地告诉说：“公园里有人散发抗日传单，那边来了很多日本人和警察。”我看他的神色有些紧张，便和他一起离开公园。那天，伯阳介绍的李大姐化名李洁，原名叫李一超，是四川人，她就是日后到抗联领导武装斗争牺牲的女英雄赵一曼。当时，我并不知道，杨朔问我她是谁，我竟然说是刚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位女朋友，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太可笑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到杨朔的住处。他给我看了一幅金剑啸画的《松江风雪图》，他对这幅画很欣赏。画面上，风雪满天的松花江上，有一个系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扬鞭打马，奔驰向前，雪花飞溅。画面很美，也有意境。他当时对金剑啸不太熟悉，其实金剑啸也是党内同志，从上海来到哈尔滨，从事抗日宣传，1936年8月，在齐齐哈尔被日本人杀害。杨朔仅知道金剑啸是位艺术家，画画、写诗，我不便告诉党内情况，只是说我们关系很好，互相很信赖。
一天，我和杨朔正从中央大街往新城大街走，传来了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的消息。这在哈尔滨还是第一次，尤其又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对社会震动很大。杨朔急着要去看看，当我们赶到时，罢工已经结束了。杨朔说：“中国人不怕日本人，这是一次反抗斗争。”我心里想，这一定是党内同志领导的，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我和杨朔来到瓦尔沙瓦小旅社，听主人说老吴和伯阳在头一天就搬走了，心里才落了底。当时，哈尔滨当局禁止报道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在半年后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上，才看到有关这次罢工的一篇文章。
在太阳岛上
这年夏天，在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杨朔身着绸衫革履兴致勃勃来到报社，邀我到太阳岛游泳。我们来到江边，租了一条船，当我们离开江边不远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颠簸，我担心小船会被刮翻，惊慌地说：“我们划回江岸吧，要出危险啊!”他毫不在意，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两手用力划桨，小船冲着浪头，忽起忽落。我看杨朔非常镇定自若，也就不再担心了，两手紧紧把着船边，随船起伏，倒感到有种战胜恐惧后的快乐。
不多时，风平浪静了，小船也平稳了。杨朔满脸流汗，绸衫湿得贴在身上，他放下桨，让我慢慢地划着。这时，他从船边俯下身去，手捧清凉的江水洗脸，一边用嘴喷着水，一边用力晃着头，甩着脸上的汗水和江水。看他的样子，一扫往日的斯文，我倒觉得他更可亲可爱了。
杨朔洗完了脸，也没有用手帕擦，就又握起双桨，用力地划了起来，我们很快穿过江面上的许多小船和游泳的人，来到江中的太阳岛上。寄存了划船，到一家更衣室里，换上自带的浴衣，就跳进太阳岛畔的大江游起泳来。
当我们游到江心时，从下游驶来一只日本军的巡逻艇，鸣响着刺耳的汽笛，平静的江面立时被冲起波浪。许多划船和游泳的人，急急忙忙躲向江岸。有的人站在小船上，有的人立在水边上，有的人上了岸，惊奇地张望。这时，我用力地向岸边游，杨朔却若无其事地仍在江心游着。在巡逻艇要经过他身边时，他竟在艇前不到20米的地方横游过来，我真为他担心。当他游到我身边时，我忍不住说：“你太冒险了!这些日本人会向你开枪的。”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不敢!”
我们游到岸边水浅的地方，走上了太阳岛。杨朔俯卧在岛上的沙滩上，我坐在他的身边，谈论着刚才的事。正谈着，一些在沙滩上穿着浴衣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忽然发出惊吓的喊声。我们循喊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军的巡逻兵骑着马奔驰而来。人们急忙躲闪，沙土在马蹄下飞扬，日本兵在马背上狞笑。我和杨朔没有移动，这支马队竟然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马蹄溅起的沙土，落在我们的身上。当日本巡逻队走远时，很多中国人大声骂起来，有的怒目而视。
这时，从岸边走来两个青年女子，一个是工业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有名富商的女儿。她们都喜欢文艺，常写些花儿、鸟儿的新诗，在报上发表。我认识这两个人。
当她俩走到我们身旁，先同我寒暄了几句，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位刚才不怕日本军艇和马队的人。我站起身来，说：“这是我的朋友杨莹叔，在太古洋行上班。”她们凝视着身上只穿条泳裤的杨朔，脸上微笑着，这使平日很少与女人交往的杨朔感到局促、发窘。于是，我指着烫着卷发、身材修长的一位说：“这是王丽女士，工业大学的学生。”指着另一位头盘双辫、两眼媚人的说：“这是韦燕女士，女诗人。”
杨朔已经站起来，礼貌地同她们一一握手。我们一边谈笑着，一边向江岛餐厅的小楼走去。在餐厅吃完冰激凌后，两位女士又邀请我和杨朔到江上划船。
划完船后，两位女士邀请我们去游船俱乐部跳舞，杨朔婉言谢绝了。她俩不尽兴，又盛情邀请去马迭尔影院看电影，杨朔一再推说有事又谢绝了。两位一腔热情的女士觉得扫兴，就冷淡地向我们告辞，坐上小船缓缓地向江南划去。
我和杨朔在太阳岛上散步，谈到他对女人的态度有些不近人情，让人难以理解。他对我说：“我对女人并不是不动感情，但一想到自己独身在外，前途未卜，尤其是国难当头，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很爱古代的诗文，常常陶醉其中，但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很苦恼。有时我心里像有一团燃烧的火，恨得无处发泄满腔的怒火，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愤……”
我和杨朔相识有一年多了，从没见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怀。我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祖国和民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甘当亡国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有几位朋友很有志向，今后常在一起交往，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在太刚西斜、暮色苍茫、人影散乱的时候，我们乘上来时的小船，划向江南岸。在中央大街上又走了一段路，杨朔回到洋行，我回到报社。
相见容易别时难
哈尔滨的秋天比长春、沈阳似乎都来得早，气温低得也快。
有一天，我和杨朔在一起的时候，伯阳来找我。他见到杨朔很爽快地说：“我见过你，可一时说不出名来，真对不起。”
杨朔回答说：“是见过，在报社、在瓦尔沙瓦旅馆都见过。”
我对伯阳说：“他就是我常常对你讲起的朋友杨莹叔，现在太古洋行当职员，他游泳、划船都非常好！”
金伯阳立刻伸出宽厚的大手，热情地和杨朔握手。杨朔知道我们有事，就先告辞走了。
伯阳从乡下刚回来，他给我讲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并说要留在市内住些时间，让我帮他找份工作做，好掩护身份。我突然想起杨朔跟我学日语，伯阳从小就学过，就让他接替我当家庭教师教杨朔的日语。伯阳对这主意开始觉得不太适当，一时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去找杨朔谈了这事，他很高兴地说：“我看他和你交往很深，这人很豪爽、热情，我愿意跟他学日语，也愿意和他交个朋友。”从这以后，杨朔不仅和伯阳在学习上成了朋友，还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送我到苏联去学习。因为是党内的秘密行动，我没有向报社辞职，也没有向朋友告别。当时，只有通知我的人和带我过边境的交通员知道我的去向和离开的时间。
我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于1935年秋秘密回到哈尔滨，到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当侦察员。当时，我的朋友萧军、萧红、舒群都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先后离开了哈尔滨去了青岛。我回来后，先见到了过去常在报纸上发表俄文翻译作品的金人，他告诉我杨朔还在洋行工作，仍住在原处。在一天的夜里，我突然来到杨朔的住处，他见到我惊呆了，马上就紧紧地把我抱住，热泪盈眶地说：“真没有想到你还能活着，我把祭文和追悼文章都写过了！”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杨朔一再问起我到哪去了，回来要干啥，我都没肯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很是内疚和难过。
那天晚上，我和杨朔彻夜未眠。他告诉我，伯阳教日语很认真，很好，还讲了很多反日侵略的道理，也讲了他在大连的往事。后来，伯阳离开哈尔滨到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再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和杨朔告别。我说要到长春办件急事，他可能猜想到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急事可以到长春大同日报社找他的弟弟杨毓玑，他还告诉了我他的朋友孙梅陵的地址，我心里非常感动。怎么也没曾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我和杨朔的诀别！
我到长春后，见到了杨朔的弟弟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相处多日。1936年春，我离开了东北，到了新疆；1950年到了山东大学教书；1955年至1978年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待我恢复了公民权，想寻访杨朔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迫害身亡。我在悲恸中思念杨朔，心中还有很多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