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稿》），其第249－251条关于法庭纪律的规定引起了律师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法院何以给律师立法
　　刘思达
　　http://liusida.fyfz.cn/art/1049326.htm
　　近日在业界流传的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稿》），其第249－251条关于法庭纪律的规定引起了律师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该《解释稿》规定，在庭审过程中，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不得将录音、录像、摄影器材、手机等电子设备带入法庭；不得未经许可以包括邮件、微博在内的各种方式报道庭审活动；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如果严重违反法庭秩序，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参加诉讼。
　　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法庭秩序，“我的地盘我做主”，看似无可厚非，但问题显而易见。这三个条款的规范对象明显指向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一方面堵死了辩护律师在庭审期间进行音像记录和与外界联系的各种渠道，让方兴未艾的微博直播庭审不再可能；另一方面赋予了法院直接处罚“违纪”律师的权力——禁止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无疑是砸了以诉讼为业的律师的饭碗。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最高法院为什么用这些条款把矛头直接指向律师？很多律师认为，这一规定与过去一年多以来“闹庭”现象的出现直接相关。
　　律师“闹庭”现象的频繁出现，究竟是因为律师自身的职业素养不够，还是因为司法过程本身出现了一些令律师们无法忍受的问题？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本应居中裁判，控辩双方依法对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些问题可能来自司法系统内部。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闹庭”问题，用《解释稿》来给律师立法，只会引起律界反弹。
　　刑辩律师请HOLD住
　　爱智慧
　　http://hupi79.fyfz.cn/art/1054923.htm
　　最高法的《解释稿》虽然确有越权之嫌，但是这份征求意见稿能获得原文通过的可能性本就难料，退一步说，即使果真该征求意见稿获得通过，对于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而言，后果也远没有达到“司法的倒退”那么严重。
　　新刑诉法已经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权利进行了较大的扩张和较充分的保障。比如律师在侦查阶段法律地位的明确，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得到确认和保障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律师法的对接，对于辩护律师充分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最高法的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对辩护律师这些方面的权利进行明显的否定或限制。
　　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执业，应该是律师行为准则中的首要标准。换句话说，如果律师遵守法律的规定，那么最高法的征求意见稿也不能把律师怎么样，相反却会惩戒那些无视法律规定、无理取闹甚至仗势欺人的律师。
　　把对律师的惩戒权交给法官并无多大不妥。西方法治国家大都规定了“藐视法庭罪”，对于律师的不法行为，法官可以根据该罪对其进行惩罚。我们一直在强调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强调法官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对于扰乱法庭秩序这样的不当行为，行为人理应对其行为负责。现在，对法官赋予这样的权力为何又受到抵制呢？
　　不过，最高法的征求意见稿也确实存在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官对律师的惩戒权，应明确其适用的具体情形以及与之相称的惩罚措施，对于受罚的律师，应当为其设定有效的救济途径，对于滥用权力的法官，一旦查明理当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