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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人认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土地风气,因此产生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俗习惯,又导致原始歌谣音乐风格不同,这些歌谣又咏唱的是不同的风俗。人们就将这种原始歌谣称为乐风,即用音乐演唱的风俗。这些歌谣源于各地土邦,因此又叫土风。西周初年开始对这些歌谣进行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就形成了《国风》。
关键词:四方风气;土风;源头;《国风》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97-03
在《诗经》研究史上,赋、比、兴、风、雅、颂被称为“诗六义”。自汉代直到现在,对“诗六义”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热点。关于这几个概念的涵义、性质、次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些概念的起源情况,研究得不是太多。本文不揣固陋,拟对风诗的起源作一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
《周礼·大司徒》中较早提出“风”,称赋、比、兴、风、雅、颂为“六诗”:“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日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周礼》对这些概念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郑玄注:“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毛诗序》将它们称为“诗六义”,其解释风诗时说:“《关雎》,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
《毛诗序》相传是子夏所作,其中所言“风,风也”,前一“风”字指风诗,后一“风”字读如“讽”,意谓讽喻、委婉含蓄的讽谏。但《毛诗序》论述的是风诗的特点,并没有指出这类诗歌是怎样产生的。
郑玄的看法和《毛诗序》相同,谈论的也是风诗的内容。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风是“诸侯政教”,和《毛诗序》的见解相近。孔颖达提出三体三用说,认为赋、比、兴是三种表达方法,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宋代的朱熹则以音乐风格为标准,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以上这些观点都没有讨论风诗是怎么来的,后代的学者,凡是从经学角度的立论,都不出上述几种观点。近代以来,学者们认为《风》诗起源于原始歌谣,但多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来加以说明,并没有人对此作深入细致的论证。
二
要了解风诗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楚最开始“风”的概念是什么。
最开始的“风”,就是自然的土地风气,古代有“八风”之说。《说文》:“风,八风也。东方日明庶风,东南日清明风,南方日景风,西南日凉风,西方日阊阖风,西北日不周风,北方日广莫风,东北日融风。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匕。”《吕氏春秋》中的“八风”与此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对土地风气的认识,起源很早,并且是和四土、四方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古代的四土、四方,是和“中国”相对的概念。殷商甲骨文中,四土、四方是指和商邑、大邑商相对的四周方国。上古无轻唇音,“方”、“邦”同声,四土、四方就是四方邦国的意思。周代,周邦王畿称王国、中国、周邦,诸侯称四国、方国、邦。周天子册封的诸侯之外的蛮夷之国称为不庭方、多方等。
对四土及四国的记载,不仅甲骨文中很多,先秦钟鼎铭文和传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根据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统计,先秦古籍文献和钟鼎彝器铭文中,涉及到的四土、方国名称有:西土、东土、南国、中国等。这里的“土”、“方”也是“土邦”、“方国”的意思。
与四土、四方观念相应,古代很早就有了四方风气的观念,认为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自然风气。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相关内容,如《甲骨文合集》14294片牛胛骨卜辞: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岂;西方曰韦,风曰彝;□□□□,风曰伇。
此片胛骨记载了四方名和四方风名。20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中,论证了上古四方风名及四方风神的问题,在当时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第十三次殷墟科学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版大龟,刻有和上述14294片胛骨上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见于《甲骨文合集》14295片: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贞,帝于西方曰彝,风□□;帝,北,曰,风,侵。
这一片龟甲上四方名及四方风名与14294片刻辞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南方风名漫灭,北方风名刻辞简单。根据甲骨文行文通例,对同一内容的占问,往往有多条卜辞,前面刻写得较详细,后面的则较为简略。这两片甲骨所记的内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四方及四方风气的认识:四方风是与四方土地相关的。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也有关于四方风名的记载。如《山海经·南山经》:“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北山经》:“又北五百里,曰罅于毋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风劦。”《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日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析丹——东方日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西经》:“有人名日石夷,来风日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山海经》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的许多历史、神话传说,传达出上古历史文化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中说到的四方风名,有的和甲骨文记载一致,有的不一致。将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和《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相参照,说明这些观念确实来自上古,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电,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有些说法变了样。
再如《尚书·尧典》:
分命羲仲,宅喁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
其中说羲仲居住在东方,说“厥民析”,与甲骨文中的“东方曰析”、《山海经》的“东方曰析”同;说和仲居住西方,“厥民夷”之“夷”,与甲骨文中“帝于西方曰彝”之“彝”音同相通,又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夷”中的“彝”相同。
四方风名,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由于文献传承中的讹误,也有与上述记载不一致的。但这些讹误,不仅无损于这些文献的价值,相反更能证明这些记载确实是经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中国先民思想认识的结晶,有极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四方风气的观念,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夏天,温暖的南风带来充沛的雨量,滋润万物生长;冬天北风刺骨,天寒地冻,和夏天的南风差别极大。与此相联系,古人头脑中便产生了四方风气观念,认为四方土地的寒温燥湿决定其土地风气的自然特征。如南方土地溽湿,所以风气温润;北方土地燥寒,所以风气寒冷。这种将四方风气与四方土地联系起来的观念,与后代以四季为标准来判断气候现象相比,要落后许多,但在人类对气候现象的认识过程中,这是伟大的第一步。
三
古人认为,不同地域的土地性质决定其风气的特征,这种风气又决定着各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如南人食稻衣葛,北人饮酪裘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土地风气使然,因此就将这种因土地风气不同而产生的习俗叫做风俗。
后来人们在说到风的时候,不仅仅指它的自然特点,更多是指其人文特点。如《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根据郑玄《周礼》注,“八音”是指用金、石、丝、竹、瓠、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所演奏的乐音;“八风”是八方的风。在先秦的文献中,总是八风、六律、九歌相提并论,如《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奉”五声,就是合于五声。据《左传》可知,这些“风”由舞蹈和“八音”来“行”(表现),并且合于五声,“八风”合于“五声”,是说配音演唱的。这说明“八风”是一种和音乐舞蹈相关的文化现象。
根据古代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特征,上述“八风”一词,别无他解,就是上古原始歌谣。这种原始歌谣,在《山海经》中称为乐风。如《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瑶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造乐风曲也)。
其中说的太子长琴是历史传说中黄帝的后裔,他身为太子而名叫“长琴”,可见他是擅长音乐的,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他创造的乐风的重视。又如《山海经·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昊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郭璞注:作乐之曲制)。
这里所说的鼓、延、殳都是炎帝的后代,他们和太子长琴一样,也是用乐器来命名。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发明了钟、鼓,他们创作的音乐也叫“乐风”。
为什么古人将歌谣称作乐风?这和土地风气观念有关。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采用比类联想的方式。他们认识到,不同的土地风气产生了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俗又产生了不同的原始歌谣,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歌唱各地风俗的歌谣称为乐风,就是用歌谣唱出来的风俗。
不同的乐风来自八方土邦方国,故被称为八方乐风,简称八风或土风(八方土邦之风)。战国中期,八方风气的观念与十二律吕及十二月建相结合,成为阴阳理论的一部分,就逐渐从乐舞理论中脱离出来,上古的歌谣就被称为土风了。这种土风,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如《左传·成公九年》楚国的钟仪被晋国俘虏,晋文公让他演奏音乐,他就演奏了南方楚国的音调,范文子称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他演奏本国音乐为“乐操土风”。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季札在鲁观乐,称卫诗为“卫风”,即卫地的土风;称《秦风》为夏声。
这些土风歌谣往往集歌、舞、乐于一体,不仅音乐风格不同,其歌词也反映出不同的民风民俗。从《遂草木》、《奋五谷》、《依地德》等名目看,乐舞所唱的歌词应该和农事有关,这些歌谣歌咏的都是农业民族风俗;而《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显然描写的是狩猎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原始歌谣,都是对风俗的咏唱,因此叫乐风。这些乐风又产生自土邦方国,自然又被称为土风。
四
《诗经·国风》中的许多篇目,就来源于上古的土风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说:
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厦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殷整甲徒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有娍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其中的《候人歌》用的音调是南方的土风民谣,被周公及召公所采用,《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所用音乐就源于此。殷商先王整甲居住在西河时创造的音乐为《秦风》所用,《秦风》就是用西方的土风音调创作出来的。有娥氏女吞燕卵而产契的故事,是殷商先祖感生神话,“燕燕往飞”歌咏的就是这件事,应该是用殷商的土风所唱。周灭殷以后,此地封给康叔,建立卫国,现在的《诗经·邶风》也是卫地之诗,其中就有《燕燕》一诗继承了“燕燕往飞”这首古歌谣的音调和内容。
西周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乐教化的功用,而诗歌又是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形成了整个社会对诗歌的重视。周人特别注重诗歌对个人性情的影响,认为它是培养个人品德、陶冶情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有意识地对各地土风歌谣进行搜集。大量的土风被搜集起来,集中到负责音乐工作的周太师那里。周太师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保留了它们的音乐风格和反映各地风俗的传统,并沿用了土风的旧名。如卫国的诗歌称“卫风”、晋国的诗歌称“唐风”(晋始封于唐)、郑诗称“郑风”等,原意分别是“卫土风”、“唐土风”、“郑土风”。
在《尚书》中,称“国”为“邦”。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邦、国并称。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统计资料,邦国在殷商以前叫土、方(如南土、西土等),上古邦、方同声。早期的土风就是土、邦乐风的意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第三简,《国风》就叫“邦风”。战国以后,邦国一律称国,后人因此将编人《诗经》中的15个地区的土风,改称十五“国风”。
责任编辑:一 鸣
关键词:四方风气;土风;源头;《国风》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97-03
在《诗经》研究史上,赋、比、兴、风、雅、颂被称为“诗六义”。自汉代直到现在,对“诗六义”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热点。关于这几个概念的涵义、性质、次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些概念的起源情况,研究得不是太多。本文不揣固陋,拟对风诗的起源作一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
《周礼·大司徒》中较早提出“风”,称赋、比、兴、风、雅、颂为“六诗”:“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日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周礼》对这些概念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郑玄注:“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毛诗序》将它们称为“诗六义”,其解释风诗时说:“《关雎》,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
《毛诗序》相传是子夏所作,其中所言“风,风也”,前一“风”字指风诗,后一“风”字读如“讽”,意谓讽喻、委婉含蓄的讽谏。但《毛诗序》论述的是风诗的特点,并没有指出这类诗歌是怎样产生的。
郑玄的看法和《毛诗序》相同,谈论的也是风诗的内容。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风是“诸侯政教”,和《毛诗序》的见解相近。孔颖达提出三体三用说,认为赋、比、兴是三种表达方法,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宋代的朱熹则以音乐风格为标准,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以上这些观点都没有讨论风诗是怎么来的,后代的学者,凡是从经学角度的立论,都不出上述几种观点。近代以来,学者们认为《风》诗起源于原始歌谣,但多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来加以说明,并没有人对此作深入细致的论证。
二
要了解风诗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楚最开始“风”的概念是什么。
最开始的“风”,就是自然的土地风气,古代有“八风”之说。《说文》:“风,八风也。东方日明庶风,东南日清明风,南方日景风,西南日凉风,西方日阊阖风,西北日不周风,北方日广莫风,东北日融风。从虫凡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匕。”《吕氏春秋》中的“八风”与此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对土地风气的认识,起源很早,并且是和四土、四方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古代的四土、四方,是和“中国”相对的概念。殷商甲骨文中,四土、四方是指和商邑、大邑商相对的四周方国。上古无轻唇音,“方”、“邦”同声,四土、四方就是四方邦国的意思。周代,周邦王畿称王国、中国、周邦,诸侯称四国、方国、邦。周天子册封的诸侯之外的蛮夷之国称为不庭方、多方等。
对四土及四国的记载,不仅甲骨文中很多,先秦钟鼎铭文和传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根据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统计,先秦古籍文献和钟鼎彝器铭文中,涉及到的四土、方国名称有:西土、东土、南国、中国等。这里的“土”、“方”也是“土邦”、“方国”的意思。
与四土、四方观念相应,古代很早就有了四方风气的观念,认为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自然风气。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相关内容,如《甲骨文合集》14294片牛胛骨卜辞: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岂;西方曰韦,风曰彝;□□□□,风曰伇。
此片胛骨记载了四方名和四方风名。20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中,论证了上古四方风名及四方风神的问题,在当时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第十三次殷墟科学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版大龟,刻有和上述14294片胛骨上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见于《甲骨文合集》14295片: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贞,帝于西方曰彝,风□□;帝,北,曰,风,侵。
这一片龟甲上四方名及四方风名与14294片刻辞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南方风名漫灭,北方风名刻辞简单。根据甲骨文行文通例,对同一内容的占问,往往有多条卜辞,前面刻写得较详细,后面的则较为简略。这两片甲骨所记的内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四方及四方风气的认识:四方风是与四方土地相关的。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也有关于四方风名的记载。如《山海经·南山经》:“又东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北山经》:“又北五百里,曰罅于毋逢之山,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风劦。”《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日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析丹——东方日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西经》:“有人名日石夷,来风日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山海经》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的许多历史、神话传说,传达出上古历史文化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中说到的四方风名,有的和甲骨文记载一致,有的不一致。将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和《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相参照,说明这些观念确实来自上古,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电,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有些说法变了样。
再如《尚书·尧典》:
分命羲仲,宅喁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
其中说羲仲居住在东方,说“厥民析”,与甲骨文中的“东方曰析”、《山海经》的“东方曰析”同;说和仲居住西方,“厥民夷”之“夷”,与甲骨文中“帝于西方曰彝”之“彝”音同相通,又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夷”中的“彝”相同。
四方风名,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由于文献传承中的讹误,也有与上述记载不一致的。但这些讹误,不仅无损于这些文献的价值,相反更能证明这些记载确实是经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中国先民思想认识的结晶,有极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四方风气的观念,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夏天,温暖的南风带来充沛的雨量,滋润万物生长;冬天北风刺骨,天寒地冻,和夏天的南风差别极大。与此相联系,古人头脑中便产生了四方风气观念,认为四方土地的寒温燥湿决定其土地风气的自然特征。如南方土地溽湿,所以风气温润;北方土地燥寒,所以风气寒冷。这种将四方风气与四方土地联系起来的观念,与后代以四季为标准来判断气候现象相比,要落后许多,但在人类对气候现象的认识过程中,这是伟大的第一步。
三
古人认为,不同地域的土地性质决定其风气的特征,这种风气又决定着各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如南人食稻衣葛,北人饮酪裘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土地风气使然,因此就将这种因土地风气不同而产生的习俗叫做风俗。
后来人们在说到风的时候,不仅仅指它的自然特点,更多是指其人文特点。如《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根据郑玄《周礼》注,“八音”是指用金、石、丝、竹、瓠、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所演奏的乐音;“八风”是八方的风。在先秦的文献中,总是八风、六律、九歌相提并论,如《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奉”五声,就是合于五声。据《左传》可知,这些“风”由舞蹈和“八音”来“行”(表现),并且合于五声,“八风”合于“五声”,是说配音演唱的。这说明“八风”是一种和音乐舞蹈相关的文化现象。
根据古代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特征,上述“八风”一词,别无他解,就是上古原始歌谣。这种原始歌谣,在《山海经》中称为乐风。如《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瑶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瑶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造乐风曲也)。
其中说的太子长琴是历史传说中黄帝的后裔,他身为太子而名叫“长琴”,可见他是擅长音乐的,同时也表明人们对他创造的乐风的重视。又如《山海经·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昊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郭璞注:作乐之曲制)。
这里所说的鼓、延、殳都是炎帝的后代,他们和太子长琴一样,也是用乐器来命名。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发明了钟、鼓,他们创作的音乐也叫“乐风”。
为什么古人将歌谣称作乐风?这和土地风气观念有关。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采用比类联想的方式。他们认识到,不同的土地风气产生了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俗又产生了不同的原始歌谣,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歌唱各地风俗的歌谣称为乐风,就是用歌谣唱出来的风俗。
不同的乐风来自八方土邦方国,故被称为八方乐风,简称八风或土风(八方土邦之风)。战国中期,八方风气的观念与十二律吕及十二月建相结合,成为阴阳理论的一部分,就逐渐从乐舞理论中脱离出来,上古的歌谣就被称为土风了。这种土风,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如《左传·成公九年》楚国的钟仪被晋国俘虏,晋文公让他演奏音乐,他就演奏了南方楚国的音调,范文子称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他演奏本国音乐为“乐操土风”。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季札在鲁观乐,称卫诗为“卫风”,即卫地的土风;称《秦风》为夏声。
这些土风歌谣往往集歌、舞、乐于一体,不仅音乐风格不同,其歌词也反映出不同的民风民俗。从《遂草木》、《奋五谷》、《依地德》等名目看,乐舞所唱的歌词应该和农事有关,这些歌谣歌咏的都是农业民族风俗;而《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显然描写的是狩猎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原始歌谣,都是对风俗的咏唱,因此叫乐风。这些乐风又产生自土邦方国,自然又被称为土风。
四
《诗经·国风》中的许多篇目,就来源于上古的土风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说:
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厦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殷整甲徒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有娍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其中的《候人歌》用的音调是南方的土风民谣,被周公及召公所采用,《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所用音乐就源于此。殷商先王整甲居住在西河时创造的音乐为《秦风》所用,《秦风》就是用西方的土风音调创作出来的。有娥氏女吞燕卵而产契的故事,是殷商先祖感生神话,“燕燕往飞”歌咏的就是这件事,应该是用殷商的土风所唱。周灭殷以后,此地封给康叔,建立卫国,现在的《诗经·邶风》也是卫地之诗,其中就有《燕燕》一诗继承了“燕燕往飞”这首古歌谣的音调和内容。
西周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乐教化的功用,而诗歌又是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形成了整个社会对诗歌的重视。周人特别注重诗歌对个人性情的影响,认为它是培养个人品德、陶冶情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有意识地对各地土风歌谣进行搜集。大量的土风被搜集起来,集中到负责音乐工作的周太师那里。周太师对它们进行艺术加工,保留了它们的音乐风格和反映各地风俗的传统,并沿用了土风的旧名。如卫国的诗歌称“卫风”、晋国的诗歌称“唐风”(晋始封于唐)、郑诗称“郑风”等,原意分别是“卫土风”、“唐土风”、“郑土风”。
在《尚书》中,称“国”为“邦”。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邦、国并称。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统计资料,邦国在殷商以前叫土、方(如南土、西土等),上古邦、方同声。早期的土风就是土、邦乐风的意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第三简,《国风》就叫“邦风”。战国以后,邦国一律称国,后人因此将编人《诗经》中的15个地区的土风,改称十五“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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