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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文学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根本途径
任何时代都有代表它和属于它的时代精神。革命战争的时代如此，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如此。而以艺术地反映真切的社会生活和多彩的人生世相为己任的文学创作，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自然也无法悖离和回避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在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经济形态及人们的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形态和质态，其结果便是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在思想倾向、美学品位、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向位移与多项选择。这种位移与选择，一方面可以给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美学活性，促使其发生变革和实现升华;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位移失陷和选择失当的文学创作在客观上偏离了文学本身的美学旨趣及价值追求，进而导致文学创作机制上的紊乱与扭曲。艾斐积极倡导和维护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主张文学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与升华，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与凝铸，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具有价值，具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文学艺术作品要获得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就必须首先赋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都是真正代表时代特征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① 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风韵，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脊梁，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旗帜和本质，也就是构建文学价值的核心、方向与动力。要维护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就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
首先，表现时代精神是先进文化和进步文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在艾斐的文化视野中，《诗经》、《楚辞》、《史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以及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亘古流传且至今仍旧显示着恒久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它们无不从某一侧面深刻而艺术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某一历史时期生活本质、社会矛盾与发展趋向，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彼时彼地的思想与情愫，进而折射出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本质与时代精神。故此，它们才堪称为进步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里，艾斐用进步文学的本质特征来印证时代精神之于文学的价值导向的重要意义，即要进行成功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具有积极、正确的价值导向。而这种积极、正确的价值导向又总是灌注和融会在最现实和最实际的生活本质与时代精神之中的。由此而决定了弘扬时代精神是我们维护和建构、倡导和提升文学正确价值导向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从先进文化和进步文学的本质特征中所认知的基本规律和所获得的重要启示。
其次，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一切进步文学和先进文化的崇高使命。将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置于社会主义文学之历史使命的层面上而予以辩证的全方位的观照和考察，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学创作都负有一个永远也不能消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通过对饱含时代精神的社会生活和饱含社会性的人的心灵的反映与表现，而去高度自觉地激扬崇高的理想追求，创造贤尚的道德文明。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尤其应当如此，也尤其需要如此。诚如艾斐所言，社会主义文学要履行和实现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要用艺术精品来奏响时代的主旋律，以文学画卷装点时代的新风貌；就要镌刻伟大变革的历史足迹，描绘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就要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崭新的社会实践，表现时代的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要通过具有艺术魅力和时代内涵的人物形象，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就要以文学特有的功能和力量，给人民以美感和激励、给改革以礼赞和促进、给生活以光彩和韵味、给时代以讴歌和驱动。”②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文学要完成自身的崇高使命，就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维护和提升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
从时代精神是构建文学价值的核心和方向，到文学因表现时代精神而得以维护自身正确的价值导向，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举凡真正的文学，其必然和必须要努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而文学要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就必须归依孕育这时代精神的现实生活，并以饱含激情与诗意的笔触，准确有力地、全方位地反映和描绘当今大变革的生活主潮和时代景观。
二、尊重和发展文学经典：文学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一环
在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维护和建构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尊重和创新文学经典”。尤其是在文学经典遭到篡改、戏说和贬损的时候，这种尊重和创新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文学经典这一承载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到底该何去何从?
所谓“经典文化”，在艾斐看来，就是指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实践检验、社会遴选、大众认同的具有一定根本性、权威性和主导性，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文化结晶与优秀著作”③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脊梁与灵魂，那么经典文化则是这脊梁中的脊梁，灵魂中的灵魂。对于任何一个有活力、有理想、有追求、有创新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和血脉。 而文学从来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尊重经典文化，那就必须尊重文学经典，这是以文学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一环。
首先，艾斐在对经典文化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文学经典自身的历史感与先进性、人文涵负与道德渗透，及其所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尊严，乃是无须自诩自封，也是不能自诩自封的。它有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影响，绝非任何贬损、戏说、颠倒、纂改所可以随意否定或抹煞。如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因为其作者司马迁能够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虐政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脂膏的豪商巨贾，暴露封建贵族的丑恶面目，赞美反抗血腥暴力的游侠武士，歌颂英勇无畏的农民起义。正是因为它在鞭挞邪恶的同时也弘扬了正义，表现了积极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从而赋予了其以永恒的艺术魅力，并使之最终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实践的检验、社会的遴选、大众的认可而被世世代代奉为文化经典。
其次，艾斐对于经典文化的论述，深刻地揭示出了文学经典这一文化形态的内在特质，即文学经典是在历史的淘漉和社会的检验中所形成的文学精品。就像马克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剥削和地主压榨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④ 凡此种种，都再一次质证了艾斐关于经典文化之内在特质的论述，即经典文化在经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及社会生活的演进与沉淀之后，其意义往往会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还会历久弥新，烁耀出永恒的思想活力与艺术光彩。
此外，艾斐在对经典文化的论述中，还发现和阐论了经典文化的特殊功能。即经典文化是构筑民族脊梁和时代灵魂的精神砥石。于此，他在《关注“经典文化”》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它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它不仅以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作用于人的思想、情操、精神、道德、灵智与意识，而且是以厚重的积淀性和坚韧的连续性而顽强地存储于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之中，并整饬和铸冶着民族、国家和时代的风采与精神。这就决定了处于文化核心地位、对文化发挥基石和导向作用的经典文化，则必然是“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充盈着激情与活力的时代精神”⑤ 的主要实体和载体，而其一旦发生陷落也往往是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耗散与销铄成正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斐指出经典文化不但是“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⑥ 而且是丰富和提升时代内涵的精神酵母。这一重要的思想升华与理论发掘，对于作为经典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经典来说，自然是其永远不可剥离的题中之义。艾斐在给予经典文化以科学的定义与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尊重文学经典、捍卫文学经典、弘扬文学经典和创新文学经典的主张。
应当如何尊重、捍卫、弘扬和创新经典文化?艾斐认为，我们要不断提高和加强培育、升华、保卫和创新经典文化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自觉性。关于具体措施，他说：“我认为，首先要有正确的导向，其次要有合理的机制来确保措施的实施，要有足够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还要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⑦ 关于正确的导向。艾斐认为“正确的导向”可以落实在这样两个层次上。一个是落实在理论导向上，我们的理论家们、文艺创作者、文化创造者们必须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即：“经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民族精神凝练升华的不竭动力和源泉”。⑧ 另—个是要落实在舆论导向上，艾斐说：“各种媒体对文学、对作家、对作品的宣传，是不可小觑的，它们往往以自身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形成巨大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⑨ 所以，在重新阐释和利用经典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经典文化自身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正确地发挥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
三、纯化和升华作家品行：创造文学经典的必备前提
作家只有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去积极地投入生活、趋赴时代，进行高水平的艺术概括和美学提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文学经典。
既要自觉地提升作家的品行，就要充分认识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创作的支撑功能和指导作用。
作家的世界观制约着创作主体的价值追求及其作品的价值取向，进而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与优劣。因为受作家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作家在生活中追求什么，自然也就会在其作品中表现什么。在艾斐看来，之所以同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为什么有些作家在为社会变革而呐喊、为时代进步而欢呼、为敢于从拼搏和奋进中豁然胜出的英雄人物而高歌，并能在无情鞭挞腐朽事物的同时也给予先进事物以热忱的支持，给予广大人民以审美的愉悦和理性的启迪，且创作力旺盛，佳作频呈；而另外一些作家则一味沉溺于写“性”、写“魔”、写“变态”、写“污秽”、写“野蛮”、写民族的“丑”、写现实的“恶”，恣意追求感官刺激、放纵私欲，放逐意理、拒绝思想、回避责任、游戏人生，发生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道德体系的崩溃，思想防线的坍陷和价值观、人生观的倾斜与变异。
作家的世界观制约着其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艾斐指出，“特别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总是在决定着文学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决定着在这种价值取向中时代精神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重”⑩。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主潮、时代的激流、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旗帜与本质，而作家能否积极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关键就在于他能否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否积极的投入生活和趋赴时代。换句话说，作家只有具备了积极的先进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认识生活，透过丰富复杂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反映生活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与势向。正如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说：“世界观对于作家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作家能够在一个丰富而有秩序的联系中看出生活的矛盾；就在于它作为正确感受和正确思维的基础，提供了正确写作的基础。”{11}
作家的世界观还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艺术创新能力。艺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指对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丰富和改进，而更应当是一种对创作的总体规划、全程观照和综合效应，其中主要包含思想因素、政治因素、道德因素以及创作主体的认识水平、概括能力、美学素养、艺术感觉等。正如艾斐所说：“实现艺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高度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检验和考验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总体素质的过程。”{12} 作家要提高自己的艺术创新能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思想、品行、德操及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艾斐认为，时代在不断发展，文化在企盼创新，作家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感应时代的脉搏，把自己的创作置于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的新潮与大壤之中，准确而充分地体现和反映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的全景画面和蓬勃姿采。他说：“关键是一个‘真’字，即态度要真诚，感情要真挚，行动要真实。”{13} 他还对那些以“深入生活”之名而行亵渎生活之实的行为，给予了善意的引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注释
①②⑨⑩{12}{13}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２８页、第４７页、第２７页、第１０２页、第５７页。
③⑤⑧艾斐：《关注“经典文化”》，《山西日报》2004年3月23日。
④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2页。
⑥艾斐：《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人民日报》2003年１２月２日。
⑦艾斐：《捍卫经典文化》，《新视野》2004年8月10日。
11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任何时代都有代表它和属于它的时代精神。革命战争的时代如此，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如此。而以艺术地反映真切的社会生活和多彩的人生世相为己任的文学创作，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自然也无法悖离和回避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在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经济形态及人们的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形态和质态，其结果便是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在思想倾向、美学品位、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价值追求上的多向位移与多项选择。这种位移与选择，一方面可以给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美学活性，促使其发生变革和实现升华;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位移失陷和选择失当的文学创作在客观上偏离了文学本身的美学旨趣及价值追求，进而导致文学创作机制上的紊乱与扭曲。艾斐积极倡导和维护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主张文学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与升华，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与凝铸，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具有价值，具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文学艺术作品要获得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就必须首先赋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都是真正代表时代特征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① 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风韵，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脊梁，时代的灵魂，时代的旗帜和本质，也就是构建文学价值的核心、方向与动力。要维护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就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
首先，表现时代精神是先进文化和进步文学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在艾斐的文化视野中，《诗经》、《楚辞》、《史记》,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以及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亘古流传且至今仍旧显示着恒久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它们无不从某一侧面深刻而艺术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某一历史时期生活本质、社会矛盾与发展趋向，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彼时彼地的思想与情愫，进而折射出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本质与时代精神。故此，它们才堪称为进步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这里，艾斐用进步文学的本质特征来印证时代精神之于文学的价值导向的重要意义，即要进行成功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具有积极、正确的价值导向。而这种积极、正确的价值导向又总是灌注和融会在最现实和最实际的生活本质与时代精神之中的。由此而决定了弘扬时代精神是我们维护和建构、倡导和提升文学正确价值导向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从先进文化和进步文学的本质特征中所认知的基本规律和所获得的重要启示。
其次，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一切进步文学和先进文化的崇高使命。将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置于社会主义文学之历史使命的层面上而予以辩证的全方位的观照和考察，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学创作都负有一个永远也不能消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通过对饱含时代精神的社会生活和饱含社会性的人的心灵的反映与表现，而去高度自觉地激扬崇高的理想追求，创造贤尚的道德文明。社会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尤其应当如此，也尤其需要如此。诚如艾斐所言，社会主义文学要履行和实现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要用艺术精品来奏响时代的主旋律，以文学画卷装点时代的新风貌；就要镌刻伟大变革的历史足迹，描绘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就要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崭新的社会实践，表现时代的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要通过具有艺术魅力和时代内涵的人物形象，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就要以文学特有的功能和力量，给人民以美感和激励、给改革以礼赞和促进、给生活以光彩和韵味、给时代以讴歌和驱动。”②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文学要完成自身的崇高使命，就必须大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维护和提升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
从时代精神是构建文学价值的核心和方向，到文学因表现时代精神而得以维护自身正确的价值导向，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举凡真正的文学，其必然和必须要努力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而文学要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就必须归依孕育这时代精神的现实生活，并以饱含激情与诗意的笔触，准确有力地、全方位地反映和描绘当今大变革的生活主潮和时代景观。
二、尊重和发展文学经典：文学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一环
在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维护和建构文学的正确价值导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尊重和创新文学经典”。尤其是在文学经典遭到篡改、戏说和贬损的时候，这种尊重和创新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文学经典这一承载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到底该何去何从?
所谓“经典文化”，在艾斐看来，就是指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实践检验、社会遴选、大众认同的具有一定根本性、权威性和主导性，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文化结晶与优秀著作”③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脊梁与灵魂，那么经典文化则是这脊梁中的脊梁，灵魂中的灵魂。对于任何一个有活力、有理想、有追求、有创新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和血脉。 而文学从来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尊重经典文化，那就必须尊重文学经典，这是以文学表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一环。
首先，艾斐在对经典文化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文学经典自身的历史感与先进性、人文涵负与道德渗透，及其所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尊严，乃是无须自诩自封，也是不能自诩自封的。它有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影响，绝非任何贬损、戏说、颠倒、纂改所可以随意否定或抹煞。如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因为其作者司马迁能够站在被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痛斥滥施虐政的酷吏，谴责侵夺人民脂膏的豪商巨贾，暴露封建贵族的丑恶面目，赞美反抗血腥暴力的游侠武士，歌颂英勇无畏的农民起义。正是因为它在鞭挞邪恶的同时也弘扬了正义，表现了积极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从而赋予了其以永恒的艺术魅力，并使之最终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实践的检验、社会的遴选、大众的认可而被世世代代奉为文化经典。
其次，艾斐对于经典文化的论述，深刻地揭示出了文学经典这一文化形态的内在特质，即文学经典是在历史的淘漉和社会的检验中所形成的文学精品。就像马克思从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发现了高利贷剥削和地主压榨农民的秘密，并将其写入《资本论》；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④ 凡此种种，都再一次质证了艾斐关于经典文化之内在特质的论述，即经典文化在经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及社会生活的演进与沉淀之后，其意义往往会不仅不减当年，而且还会历久弥新，烁耀出永恒的思想活力与艺术光彩。
此外，艾斐在对经典文化的论述中，还发现和阐论了经典文化的特殊功能。即经典文化是构筑民族脊梁和时代灵魂的精神砥石。于此，他在《关注“经典文化”》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它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它不仅以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作用于人的思想、情操、精神、道德、灵智与意识，而且是以厚重的积淀性和坚韧的连续性而顽强地存储于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之中，并整饬和铸冶着民族、国家和时代的风采与精神。这就决定了处于文化核心地位、对文化发挥基石和导向作用的经典文化，则必然是“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充盈着激情与活力的时代精神”⑤ 的主要实体和载体，而其一旦发生陷落也往往是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耗散与销铄成正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斐指出经典文化不但是“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⑥ 而且是丰富和提升时代内涵的精神酵母。这一重要的思想升华与理论发掘，对于作为经典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经典来说，自然是其永远不可剥离的题中之义。艾斐在给予经典文化以科学的定义与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尊重文学经典、捍卫文学经典、弘扬文学经典和创新文学经典的主张。
应当如何尊重、捍卫、弘扬和创新经典文化?艾斐认为，我们要不断提高和加强培育、升华、保卫和创新经典文化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自觉性。关于具体措施，他说：“我认为，首先要有正确的导向，其次要有合理的机制来确保措施的实施，要有足够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还要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⑦ 关于正确的导向。艾斐认为“正确的导向”可以落实在这样两个层次上。一个是落实在理论导向上，我们的理论家们、文艺创作者、文化创造者们必须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即：“经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民族精神凝练升华的不竭动力和源泉”。⑧ 另—个是要落实在舆论导向上，艾斐说：“各种媒体对文学、对作家、对作品的宣传，是不可小觑的，它们往往以自身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形成巨大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⑨ 所以，在重新阐释和利用经典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经典文化自身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正确地发挥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
三、纯化和升华作家品行：创造文学经典的必备前提
作家只有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去积极地投入生活、趋赴时代，进行高水平的艺术概括和美学提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文学经典。
既要自觉地提升作家的品行，就要充分认识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创作的支撑功能和指导作用。
作家的世界观制约着创作主体的价值追求及其作品的价值取向，进而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与优劣。因为受作家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作家在生活中追求什么，自然也就会在其作品中表现什么。在艾斐看来，之所以同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为什么有些作家在为社会变革而呐喊、为时代进步而欢呼、为敢于从拼搏和奋进中豁然胜出的英雄人物而高歌，并能在无情鞭挞腐朽事物的同时也给予先进事物以热忱的支持，给予广大人民以审美的愉悦和理性的启迪，且创作力旺盛，佳作频呈；而另外一些作家则一味沉溺于写“性”、写“魔”、写“变态”、写“污秽”、写“野蛮”、写民族的“丑”、写现实的“恶”，恣意追求感官刺激、放纵私欲，放逐意理、拒绝思想、回避责任、游戏人生，发生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道德体系的崩溃，思想防线的坍陷和价值观、人生观的倾斜与变异。
作家的世界观制约着其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艾斐指出，“特别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总是在决定着文学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决定着在这种价值取向中时代精神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重”⑩。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主潮、时代的激流、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旗帜与本质，而作家能否积极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关键就在于他能否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否积极的投入生活和趋赴时代。换句话说，作家只有具备了积极的先进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认识生活，透过丰富复杂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反映生活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与势向。正如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说：“世界观对于作家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作家能够在一个丰富而有秩序的联系中看出生活的矛盾；就在于它作为正确感受和正确思维的基础，提供了正确写作的基础。”{11}
作家的世界观还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艺术创新能力。艺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指对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丰富和改进，而更应当是一种对创作的总体规划、全程观照和综合效应，其中主要包含思想因素、政治因素、道德因素以及创作主体的认识水平、概括能力、美学素养、艺术感觉等。正如艾斐所说：“实现艺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高度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检验和考验作家的创作实力和总体素质的过程。”{12} 作家要提高自己的艺术创新能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思想、品行、德操及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艾斐认为，时代在不断发展，文化在企盼创新，作家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感应时代的脉搏，把自己的创作置于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的新潮与大壤之中，准确而充分地体现和反映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的全景画面和蓬勃姿采。他说：“关键是一个‘真’字，即态度要真诚，感情要真挚，行动要真实。”{13} 他还对那些以“深入生活”之名而行亵渎生活之实的行为，给予了善意的引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注释
①②⑨⑩{12}{13}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２８页、第４７页、第２７页、第１０２页、第５７页。
③⑤⑧艾斐：《关注“经典文化”》，《山西日报》2004年3月23日。
④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2页。
⑥艾斐：《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人民日报》2003年１２月２日。
⑦艾斐：《捍卫经典文化》，《新视野》2004年8月10日。
11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