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形高度类似，这是一场属于法国的独角戏。2018年11月11日中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等8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陪同下，马克龙冒雨穿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主持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悼念活动。在那块建成于1920年的墓碑前方，常年摇曳着长明火，以示对法国及其殖民地在大战中阵亡的140万将士的怀念。在悼念仪式上，马克龙发表了语气尖锐的演講，直称“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并且警告“旧的恶魔正在死灰复燃，准备继续完成它们制造混乱和死亡的工作”。有鉴于此，法国愿意继续和各国一起，承担“增加希望，而不只是反对恐惧”的重任。
　　有两位重量级人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缺席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集体徒步游行。在1919年为缔造战后世界秩序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一个不曾出席，一个沦为配角，与“西欧中心”的基调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世纪之后，特朗普和普京虽然出现在了凯旋门下，但似乎更加看重彼此间的双边关系，互相握手寒暄不已。对他们来说，在巴黎配合马克龙的演讲不过是礼节性举动，月底在阿根廷G20峰会上的会面才是重中之重。正在忙于说服内阁接受“脱欧”方案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缺席了在巴黎的集体活动，仅仅出现在伦敦的纪念集会上：100多年前，是英国政府对比利时独立地位的维护和对法国的倾力支持奠定了协约国获胜的基础；而在一个世纪之后，伦敦与西欧的关系却正在变得微妙和疏远。
　　同样抗拒加入“西欧中心”叙事的还有东南欧各国。在他们各自的历史话语中，1918年11月11日首先是作为民族自决的标志性节点出现的，是19世纪以来持续抵抗帝国主义支配的结果，与西欧诸国对“自相残杀”往事的痛惜属于两个概念。在波兰，莫拉维茨基总理出现在了庆祝第二共和国诞生100周年、充斥着反俄口号的群众集会上。而在中东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与以色列国防军爆发了新一轮军事冲突。他们的矛盾源头可以追溯至“一战”末期的《贝尔福宣言》；对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来说，那场战争至今仍未结束。
　　整整100年过后，全球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解依然可以归入两个大相径庭的阵营。西欧诸国基于新的一体化共识，已经可以坦然接受大战作为集体悲剧和集体教训的结论，并将追思历史作为开启新合作的基础。但对大部分东南欧国家来说，大战给予他们的独立和自决在20世纪曾屡次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干涉：首先是巴黎和会上的挫败，接着是“二战”前后的边界安排修正与雅尔塔体系，最后则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局部冲突。他们更愿意将本国确立主体性的历程描述为民族主义的正面功绩，而不是在“人类大同”的语境下对其加以贬损。而美国态度的变化，影响尤其重大：一个世纪之前，是伍德罗·威尔逊以一己之力向西欧兜售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在英法帝国主义和本国的“领域分离论”支持者的夹击下遭遇挫败。而在2018年的今天，另一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成为拒斥多边主义与集体行动的先锋。纪念活动中出现的分歧折射出的已经不单是各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差别，它同样反映了在大战结束100年之后，美欧对现实世界的迥异看法。
　　马克龙的弦外之音
　　短短11个月过后，马克龙在就职之初营造的“美法共识”愿景似乎已经悄然退场。他那篇声色俱厉的凯旋门前演讲，看似在回顾历史，话锋却直指特朗普关于“美国第一”的种种表态。在来自84个国家的代表注视下，马克龙尖锐地指责道：“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一旦抛出‘我们的利益第一，谁关心别人’这类言论，就抹杀了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也是赋予它以生命力以及不可或缺的存在——它的道德价值观。”听到这番话的人们当然会想起，就在一个星期以前，特朗普在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集会上曾经公开宣称：“你们知道什么是全球主义者，对吧？全球主义者就是那些希望全球变得更好的人。但坦白讲，他们不那么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你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吗？我们不想要这么一伙人。”
　　而特朗普“不想要”的，正是马克龙在纪念仪式上竭力主张的。法国总统诚恳地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当时的法国政府对历史教训的认知依然是肤浅的。即使那场战争造成了将近3000万的军人和平民伤亡，即使战争对欧洲经济和人口的摧残使得后者逐渐远离了世界政治的中心，法国人依然纵容自己的报复心和帝国情结压倒了一切。在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总理及其支持者先是推翻了美国方面基于民族自决、贸易自由和公开外交的新秩序安排，竭力要求在中东和非洲继续保有足够大的势力范围；接着又对凯恩斯基于经济规模提出的复兴德国的主张（记载在他那本著名的《大战的经济后果》中）嗤之以鼻，竭力要求对德国提出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和经济压榨。结局自然是两败俱伤：德国经济在停战后10年已然陷于破产，对法国人的报复心理最终带来了纳粹党的上台和1939年的另一场战争。而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同样无法从“一战”以后的重建中汲取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持它在东南欧和非洲的帝国理想。最终，整个欧洲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西欧是国际体系当之无愧的中心；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一系列中等强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和资本、商品的输出，支撑了自己在欧陆政治中的地位，甚至能够以全世界的产出来投入主要发生在欧洲一隅的大规模战争。但在“一战”结束之后，西欧领导人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迁，尤其是对美俄这两个人口、领土和资源规模都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外围大国的崛起估计不足，依然秉持单一民族主义的立场，汲汲于在西欧的逼仄范围内争权夺利。结果遂使得欧洲在第二次毁灭性的大战之后，被美苏两极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并且必须借重“马歇尔计划”式的域外资本输血方能获得重生。为了在大洲级国家角逐全球领袖地位的竞赛中不至于沦为配角，法德两国领导人痛定思痛，开始尝试将多个中等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作为一体化的国家集团进入世界舞台。这也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出发点。 　　不一样的历史“时态”
　　不是每一个历史时刻，在不同族群那里都能建立相近的集体记忆。巴黎时间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时，当最后一轮炮火齐射的轰鸣声在整个西欧战线静寂下来时，更激烈的纷争和杀戮仍在世界其他角落继续进行着。这一天，意大利军队正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势如破竹地推进，试图抢在塞尔维亚人抵达之前占领克罗地亚南部和整个斯洛文尼亚。布科维纳的卢塞尼亚人游击队宣布该地区已经并入一个月前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却遭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炮击。在爱沙尼亚，刚刚领到武器的独立派游击队和尚未撤走的德军一起构筑阵地，准备迎接来自苏俄红军的第一波攻击。重获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则异常活跃地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派出了志愿部队，试图利用东欧混乱不堪的局势，恢复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版图。
　　这种经历上的反差性，正是东南欧诸国（也包括中东和亚洲国家）无法被包括进德法两国基于西欧经验建构的“一战”历史共识的主要原因。从1918年底到1923年，当西欧诸国已经可以相对松弛地咀嚼和平之果的同时，惨烈的内外战争依然在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昔日的领土上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这段被西欧视为“战后和平”时代的年月里，在东南欧和中东有400万人死于武装冲突，超过英、法、美三国在“一战”中伤亡的军人总数之和。彼时他们追逐的目标，正是由威尔逊所倡导、而在今天已经被马克龙所扬弃的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正如凡尔赛和平曾将这些民族视为“他者”，他们也不在马克龙的历史时态中。
　　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成熟的西欧单一民族国家不同，当今东南欧国家版图的诞生，是以大战末期俄、奥、土三大多民族帝国的解体为前提的，在时段上具有突出的滞后性。并且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曾经尝试利用敌方阵营中的民族自决倾向分化其力量，并开出一系列无法兑现的清单。英法两国在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在阿拉伯半岛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也承诺会让加入对土耳其战争的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国家。1917年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则是英国政府对犹太人社团助战行为的酬赏。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德、奥、俄三国都曾经半心半意地支持过波兰人的自决主张。在1918年3月苏俄与德奥签署的《布列斯特和约》中，更是一口气承认了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连串新政权的独立地位。
　　换言之，对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乃至巴尔干诸国来说，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的“终战时刻”；更不可能基于一致的理念，产生超越民族主义的宏伟理想。相反，大战终结了三大多民族帝国的存在，使他们的自决诉求获得了伸张的可能；而在西线战事于1918年11月11日终止之后，巩固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并为之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冲突几乎立时爆发。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战争、苏波战争以及法国对叙利亚第一王国的入侵成为这个过渡时代的写照，主宰了东南欧和中东民众的集体记忆。不仅如此，那些通过援引自决权利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往往还是民族主义野心的汇聚地。为了多争得一寸领土，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提出各种彼此冲突的主张。在巴黎，波兰代表拿出一张欧洲地图，宣称其中的大部分领土在历史上都属于波兰。从土耳其治下重获独立不过40年的罗马尼亚，摇身一变成为巴尔干胃口最大的侵略者，试图从沙俄和土耳其帝国的遗体上搜刮腐肉。被威尔逊视为边界问题受害者的意大利，更是单方面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开始了入侵行动。而他们短暂赢得的主权和领土独立，在1939年爆發的另一次战争中，大部分又遭到继续更改和扭曲。这使得东南欧和中东国家对11月11日这个“终战时刻”，抱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抵触情绪——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西欧阵营都把它们看作无关紧要的附属物。他们从不属于马克龙的那个时态，也无须和解。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