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吴宓看似错位的现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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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吴宓是我国近代会通中西的大学者之一,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新文化运动者们的手下败将、鲁迅嘲笑的对象,却不知道其“其弘扬传统文化之真价值,反对宗傍自然主义、机械主义、功利主义的‘物质文化意识,持守以人文道德为本位的文化观和独行精神。”
  关键词:对立冲突;出世与入世;传统与浪漫;批判与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81-01
  初识吴宓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在出世与入世中游移不定、他在中西文化中顾盼流连、他在传统与现代中难于平衡,他在保守与浪漫中苦苦挣扎。然而当我们深入吴宓的心灵就会发现,在表面看似对立冲突的文学与人生中蕴藏着和谐与统一,多样与丰富。
  1、1927年《吴宓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言处今之时事,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世事之艰难,怡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记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而兼顾之,……①
  这段话是吴宓对自己出世入世两难心态的准确概括。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期,吴宓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诗人,然“又目睹夫时危国病,非实学无以济急,几将尽绝读诗作诗之观念,以趋专途。”②在留学的同学好友中,陈寅恪研究梵文,汤用彤治佛学,张鑫海治西洋文学,俞大维治逻辑学,洪深研究戏剧。尤其是陈寅恪,吴宓景仰其学识人品,一生以兄长事之。回国后陈寅恪曾多次劝吴宓淡泊世事,潜心学问。吴宓既想建功立业又想专事学问成为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讨论、大碰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五四人物“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与学衡人物“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间的思想冲突使吴宓再也无法安于书斋生活,回国前他就做好了和新文化运动派大战一番的雄心。五四人物以西洋文化批评东洋文化,以欧化议孔教之非,决然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冲决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学衡派人物莫不深感五四人物的偏激行为,又鉴于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竞言西学,唯新是骛,却不知究其本原,审慎取择,难免“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故亟思加以匡正,有补于世。《学衡》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气候应运而生的。学衡创办之初,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口号,一时间声势鹊起。然而好景不长,学衡内部就发生了分化。1927年后《学衡》实际上由吴宓一人在奋力苦撑。吴宓在《学衡》经费不足,连年亏损的情况下,疲于奔命,且出力不讨好,因此萌生退却心理。
  《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吴宓办的另一份重要刊物。《文学副刊》的每期稿件经编辑成员讨论后,都由吴宓亲自统稿,细计数字,画出排版图式,交寄天津《大公报》馆,可以说《大公报·文学副刊》也耗费了吴宓的大量精力。吴宓一生最想写两本小说:《人生哲学》和《新旧姻缘》。吴宓曾多次提到欲写而苦于他事太多不能着手,引为终身憾事。
  以上事实似乎铁证如山地说明了吴宓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中痛苦挣扎,他的生命是“无法圆满的悲剧”。但我以为这种矛盾是普遍性的,而不是吴宓所独有的,所以片面地认为吴宓的人生是冲突的似有不妥。他创办了《学衡》,主编了《大公报·文学副刊》,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并被新文学击败,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理性地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时,它们的某些文化文学观念似乎有着不可忽视的合理因素;他参与了清华国学院的创立工作并聘请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四大导师,为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开创了比较文学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系统学习新兴学科比较文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引入中国;第一个用外国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第一个在中国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指导学生学习。在著述方面,吴宓终身坚持写日记,甚至在“文革”被迫害致残以及卧于病榻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其生活史、学术史、思想史等价值不可估量。他留下的《吴宓诗集》、《吴宓诗话》等各种文章著述虽然不能说是精品,但其中西兼顾的宏大视野、纵横比较的文化观点其都具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因此我们似乎不能因为吴宓的思想有些矛盾之处就得出的他的人生是冲突的。
  2、传统与浪漫。吴宓的传统与浪漫主要体现在他的婚恋上。温源宁评论吴宓:“悲哉雨僧,你是那样的孤芳自赏,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僧对自身也没有了解。他理论上是人文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雨僧为人坦白无伪,所以此点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见。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伦的,并且曾模仿childe。Harold写过一篇中文长诗。这种矛盾让别人看了不自在,他却处之泰然。”③早年所受的教育使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很深的感情;留学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不仅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宗教般的信仰同时也极力反对卢梭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使他又爱上了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从而又熔铸了他重视个性的浪漫气质。这两种巨大的洪流汇集于吴宓,形成了他道德观念上崇尚传统、个人感情上又重个性、表面上似乎矛盾、实际上归于真诚的人格特征。
  3、批判与认同。众所周知,吴宓对于新文学的批判是激烈的,然而吴宓对新文学也有着客观的认同。这里有两个典型事件说明了吴宓对新文学作品态度的变化及认同。1933年4月10日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茅盾是新文学的中坚也是学衡派的主要批评者,《子夜》又是新文学的扛鼎之作。但吴宓却对《子夜》作了高度的评价。他首先指出《子夜》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他指出此书有三大优点:其一,“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其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其三,“茅盾君之笔势且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制,而其微细虑,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近于口语之文字”。吴宓诚心诚意也是客观地肯定了白话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吴宓的此篇书评采用了新式标点,而此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已开始刊登白话文作品。这虽然不能说吴宓对新文学的绝对认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和新文学家们逐渐趋同。
  很多人往往只注意吴宓对新文化激烈批判的一面而忽视其认同的另一面,从而得出吴宓对新文化的批判与认同是尖锐对立的,实则,不论对新文学作品还是作家,吴宓的批判与认同基本上都能做到公正,二者客观存在并不冲突。此外,在对待家人和朋友上,吴宓和其生父的关系一直紧张,和其挚友吴芳吉的关系也分分合合。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的由衷热爱,他一直尽自己最大努力满足父亲的愿望。对吴芳吉也是生前身后给予很大的帮助,因而也不能把他和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正常矛盾作为他人格分裂人生冲突的依据。
  现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化的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心灵深处引发的振荡是如此的巨大。理想、志业、道德、伦理……其新旧差异和价值取向也是如此的不同。一代知识分子自身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变异性,过渡性和矛盾性,不单只是思想史上的,同时也是心智进化史上的。与其说吴宓的文学与人生是对立冲突的或是和谐统一的,不如说它们是丰富的。
  注释:
  ①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
  ②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Ⅰ),第406~40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
  ③温宁源:《吴宓》,载《泾阳文史资料》1990年第六辑《吴宓专辑》.
  作者简介:王妮,人文社科系大学语文教研室,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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