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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北京钓鱼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仪式。包括比尔·盖茨、马云在内的数十名中美慈善家如约而至。
“五年前我不会想到可以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可以调动这么多资源办这样一个学校。”仪式之后，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媒体表示。此时，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2010年初，王振耀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民政部打了请调报告，辞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当年6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正式开启了一名学者型官员向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转型之路。
当前，中国慈善公益领域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11月4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被业界人士誉为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
从个性官员转型为明星院长，王振耀焕发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他自言赶上了一个转型的时代，自己则成为时代的注脚。
转型之“谜”
2010年，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20年，做了三任司长后，辞职了。而这一年，他已经56岁。
在外界看来，一切来得有点突然。
首先，王振耀拥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好名声：他有着时兴的“学者型官员”的称谓——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关于村民自治、救灾慈善、民主改革等方面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论述，遍布于网络。
他也是“平民官员”——经常要挤地铁，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直接电话他，从小到村民自治选举的投票程序、慈善救灾款项的发放、老年和孤儿津贴的救助等事务上，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在体制内，他也甚为安稳：三任司长，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震救灾模范”，资格颇老，在机关属于大家都敬让三分的人物。
更有媒体分析：“他早就是厅局级待遇，纵使不再往上走，至多再过四年，他就可以顺利退休，无论在谁看来，都觉得这才是明智之举，功成身退之选。”
为什么此时选择转型？
“生命里最深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我的理想就是：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王振耀如此概括自己的性格，选择离开，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这种性格也成为他人生轨迹的最好注脚。
在民政部工作期间，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王振耀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比如他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他建议，散居的孤儿每个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个月1000元。文件发下去后，全国很多行政管理人员都震撼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参照表。从吃的土豆、苹果、猪肉，到用的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全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做这个参照表，王振耀前后花了半年时间，请各地儿童养育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轮番论证，最终才确定下来这样一个明细标准。王振耀骄傲地说：“我们查了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里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这么详细的单子。”
在民政部任职期间，王振耀一直坚持有个性地做事。他推动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削了自己的“权”；常常以官员的身份公开回应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问题；他还曾为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天真与理想弥足珍贵
2010年，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和北师大的校领导一起去“挖”他，给的理由并不是薪水和待遇：“你在政府这儿，说话又不能太自由，想让你帮我们忙，还不方便，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出差。”
“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他们劝他。
这句话，还真把他给说动了。对王振耀有莫大吸引力的，是公益。
谈到对公益研究院的组建，王振耀说，“到了合适的时间——社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向成熟，在这个节点开始研究，我认为会非常有意义，有成就感。”
2010年6月21日，王振耀正式宣布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在出任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便发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呼吁：中国的富翁们要按自己身价的1%来进行年度捐款，比如说你是亿万富豪，那就得每年捐赠100万的善款。尽管这个呼吁引来了不同的声音，但王振耀觉得特别痛快：“当司长时，我可不敢说这话，那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政府想干什么呀？但我作为院长说，就不存在这个顾虑。”王振耀认为，一个院长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比当一个司长的时候要大得多。
然而，角色转换的初期，依然面临着困难与挑战。
研究院的第一个冬天，对于初创团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那会儿还没搬到如今敞亮的京师大厦，北师大在新街口的大帽胡同为他们租了个小四合院。雕梁画栋的，夏天美得很，但就是没暖气，冬天风飕飕地灌，大家都手脚冰凉地看资料、写报告。
如今提起来，王振耀老说，我们是一起“冻过来”的。
最开始那两年，王振耀老爱用一个词，是“创业”。上任时，他计划要做3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每个领域，都被他称作“战场”。
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家也都算是新人，苦于打不出品牌。在开创研究框架时，王振耀经常跟员工们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磨刀”了，得边学边干。“没有谁教给你本身就是对的，自己想好了就去做。”
他跑到大凉山去做儿童福利项目。在村子里，他看到四壁空空的房子，孩子们吃住都和家畜在一起，没有电，甚至都没把椅子。尽管在民政部见过很多，他还是觉得难受。慢慢地项目做起来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实际上，再去推动一些事情，难度要比在民政部时大了。以前他有中央政策的杠杆，有各种头衔，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能合作。“说一个月内完成，就一定能完成。”
到了民间，“命令”变成了“说服”，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而这个说服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
推动慈善立法就经历了漫长等待，2013年他曾这样感叹，“从民政部2005年7月成立立法工作组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8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
来自官方的力量，最初对这个转型的个性官员不那么欢迎。徐永光发现，有些重要的慈善活动或委员会，王振耀经常接不到邀请，老王“心大”，对着下属、朋友，很少说起这些。他的朋友们在背后达成一致，“至少圈子里的人，我们要保护振耀。”
成立五年，研究院遇到的最大“风波”，是外界对于建院的2000万资金来源的质疑。
2013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用于建设研究院。拥有院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双重身份的王振耀也受到了质疑，有媒体报道称他与红会有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有记者把他们堵到基金会里面，让研究院拿出成立以来的账单，要查账。当时院长助理郭素和其他团队成员急了，几个人想要发个声明把事情交代清楚，却被王振耀制止了。他现在再解释当时克制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善”字。
最终，壹基金发布声明，交代了研究院2000万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万达集团、泛海控股、老牛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的定向捐赠，与红会并不相关。流言渐散。
事情平息后，王振耀还开起了玩笑：“这段时间，壹基金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十倍，至少提高了关注度。”
投身“善经济”时代
事实上，王振耀赶上了中国慈善迅猛成长的年代：2003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不足30亿元，到了他出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2008年，总额超过1000亿元，中国的慈善组织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有人称他为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的程序设计师。
可他也赶上了一个慈善领域争议频出的年代，他被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紧缩的双眉甚至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他提出的“公益机构可以盈利”、富翁的“责任底线”和“暴力慈善”等观点，甚至辞官本身，都让其陷入争议。
然而，经过辞官五年的努力，圈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变化很明显——从明星院长，到做一个踏实的推动者。不管是用意见领袖的个人形象，还是做落地的机构和活动，他对这个领域都贡献良多。
王振耀认为，11月4日，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是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
目前，中国的全球慈善排名还相对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代慈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慈善政策环境令人担忧。”
“慈善家曹德旺曾有一问：为什么他持有的几十亿元股票不用缴税，用来捐献就要缴？这个有关股权捐赠的疑问已过去几年，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马云要实现过百亿元的股权捐赠，也只能在新加坡实施。”
现行政策规定，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不能高于当地人均工资的两倍，受此影响，慈善领域很难留下高端人才，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
“在国外，社区慈善非常热闹，捐献已经成为社会风气。而在我国，慈善主要还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基层慈善做起来还是会感到束缚手脚。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的《慈善法》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相信这一法律的通过，将会对公共伦理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也相信有关政策会尽快调整。”
王振耀说最高兴看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处于艰难“过关”时期，这时候，最可贵的是一定要“推动社会进步”。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在慈善领域跃进到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的软实力之一。
“全世界发布的消息是中国家庭财富总量已经达到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少于美国。我们拥有百万美元的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现在慈善有条件了，开始要提上日程。那怎么提？其实中华文明有特别的价值，我们有融合性，现代慈善恰恰也能提升中华文明。所以中华文明其实可以重塑经济、文化乃至全球的文化品格。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族骨子里有很强的善。”
在王振耀看来，中国和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是整个地球发展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21世纪的一个主题，“我们将投身‘善经济’时代”。
“五年前我不会想到可以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可以调动这么多资源办这样一个学校。”仪式之后，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媒体表示。此时，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2010年初，王振耀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民政部打了请调报告，辞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当年6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正式开启了一名学者型官员向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转型之路。
当前，中国慈善公益领域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11月4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被业界人士誉为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
从个性官员转型为明星院长，王振耀焕发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他自言赶上了一个转型的时代，自己则成为时代的注脚。
转型之“谜”
2010年，王振耀在民政部工作20年，做了三任司长后，辞职了。而这一年，他已经56岁。
在外界看来，一切来得有点突然。
首先，王振耀拥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好名声：他有着时兴的“学者型官员”的称谓——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关于村民自治、救灾慈善、民主改革等方面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论述，遍布于网络。
他也是“平民官员”——经常要挤地铁，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直接电话他，从小到村民自治选举的投票程序、慈善救灾款项的发放、老年和孤儿津贴的救助等事务上，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在体制内，他也甚为安稳：三任司长，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震救灾模范”，资格颇老，在机关属于大家都敬让三分的人物。
更有媒体分析：“他早就是厅局级待遇，纵使不再往上走，至多再过四年，他就可以顺利退休，无论在谁看来，都觉得这才是明智之举，功成身退之选。”
为什么此时选择转型？
“生命里最深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我的理想就是：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王振耀如此概括自己的性格，选择离开，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这种性格也成为他人生轨迹的最好注脚。
在民政部工作期间，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王振耀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比如他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他建议，散居的孤儿每个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个月1000元。文件发下去后，全国很多行政管理人员都震撼了，“从没见过这样的。”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参照表。从吃的土豆、苹果、猪肉，到用的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全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做这个参照表，王振耀前后花了半年时间，请各地儿童养育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轮番论证，最终才确定下来这样一个明细标准。王振耀骄傲地说：“我们查了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里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这么详细的单子。”
在民政部任职期间，王振耀一直坚持有个性地做事。他推动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削了自己的“权”；常常以官员的身份公开回应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问题；他还曾为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天真与理想弥足珍贵
2010年，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和北师大的校领导一起去“挖”他，给的理由并不是薪水和待遇：“你在政府这儿，说话又不能太自由，想让你帮我们忙，还不方便，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出差。”
“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他们劝他。
这句话，还真把他给说动了。对王振耀有莫大吸引力的，是公益。
谈到对公益研究院的组建，王振耀说，“到了合适的时间——社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向成熟，在这个节点开始研究，我认为会非常有意义，有成就感。”
2010年6月21日，王振耀正式宣布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在出任院长的第一天，王振耀便发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呼吁：中国的富翁们要按自己身价的1%来进行年度捐款，比如说你是亿万富豪，那就得每年捐赠100万的善款。尽管这个呼吁引来了不同的声音，但王振耀觉得特别痛快：“当司长时，我可不敢说这话，那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政府想干什么呀？但我作为院长说，就不存在这个顾虑。”王振耀认为，一个院长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比当一个司长的时候要大得多。
然而，角色转换的初期，依然面临着困难与挑战。
研究院的第一个冬天，对于初创团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那会儿还没搬到如今敞亮的京师大厦，北师大在新街口的大帽胡同为他们租了个小四合院。雕梁画栋的，夏天美得很，但就是没暖气，冬天风飕飕地灌，大家都手脚冰凉地看资料、写报告。
如今提起来，王振耀老说，我们是一起“冻过来”的。
最开始那两年，王振耀老爱用一个词，是“创业”。上任时，他计划要做3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每个领域，都被他称作“战场”。
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家也都算是新人，苦于打不出品牌。在开创研究框架时，王振耀经常跟员工们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磨刀”了，得边学边干。“没有谁教给你本身就是对的，自己想好了就去做。”
他跑到大凉山去做儿童福利项目。在村子里，他看到四壁空空的房子，孩子们吃住都和家畜在一起，没有电，甚至都没把椅子。尽管在民政部见过很多，他还是觉得难受。慢慢地项目做起来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实际上，再去推动一些事情，难度要比在民政部时大了。以前他有中央政策的杠杆，有各种头衔，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能合作。“说一个月内完成，就一定能完成。”
到了民间，“命令”变成了“说服”，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而这个说服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
推动慈善立法就经历了漫长等待，2013年他曾这样感叹，“从民政部2005年7月成立立法工作组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8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
来自官方的力量，最初对这个转型的个性官员不那么欢迎。徐永光发现，有些重要的慈善活动或委员会，王振耀经常接不到邀请，老王“心大”，对着下属、朋友，很少说起这些。他的朋友们在背后达成一致，“至少圈子里的人，我们要保护振耀。”
成立五年，研究院遇到的最大“风波”，是外界对于建院的2000万资金来源的质疑。
2013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用于建设研究院。拥有院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双重身份的王振耀也受到了质疑，有媒体报道称他与红会有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有记者把他们堵到基金会里面，让研究院拿出成立以来的账单，要查账。当时院长助理郭素和其他团队成员急了，几个人想要发个声明把事情交代清楚，却被王振耀制止了。他现在再解释当时克制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善”字。
最终，壹基金发布声明，交代了研究院2000万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万达集团、泛海控股、老牛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的定向捐赠，与红会并不相关。流言渐散。
事情平息后，王振耀还开起了玩笑：“这段时间，壹基金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十倍，至少提高了关注度。”
投身“善经济”时代
事实上，王振耀赶上了中国慈善迅猛成长的年代：2003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不足30亿元，到了他出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2008年，总额超过1000亿元，中国的慈善组织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有人称他为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的程序设计师。
可他也赶上了一个慈善领域争议频出的年代，他被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紧缩的双眉甚至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他提出的“公益机构可以盈利”、富翁的“责任底线”和“暴力慈善”等观点，甚至辞官本身，都让其陷入争议。
然而，经过辞官五年的努力，圈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变化很明显——从明星院长，到做一个踏实的推动者。不管是用意见领袖的个人形象，还是做落地的机构和活动，他对这个领域都贡献良多。
王振耀认为，11月4日，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是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
目前，中国的全球慈善排名还相对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代慈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慈善政策环境令人担忧。”
“慈善家曹德旺曾有一问：为什么他持有的几十亿元股票不用缴税，用来捐献就要缴？这个有关股权捐赠的疑问已过去几年，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马云要实现过百亿元的股权捐赠，也只能在新加坡实施。”
现行政策规定，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不能高于当地人均工资的两倍，受此影响，慈善领域很难留下高端人才，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
“在国外，社区慈善非常热闹，捐献已经成为社会风气。而在我国，慈善主要还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基层慈善做起来还是会感到束缚手脚。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的《慈善法》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相信这一法律的通过，将会对公共伦理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也相信有关政策会尽快调整。”
王振耀说最高兴看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处于艰难“过关”时期，这时候，最可贵的是一定要“推动社会进步”。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在慈善领域跃进到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的软实力之一。
“全世界发布的消息是中国家庭财富总量已经达到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少于美国。我们拥有百万美元的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现在慈善有条件了，开始要提上日程。那怎么提？其实中华文明有特别的价值，我们有融合性，现代慈善恰恰也能提升中华文明。所以中华文明其实可以重塑经济、文化乃至全球的文化品格。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族骨子里有很强的善。”
在王振耀看来，中国和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是整个地球发展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21世纪的一个主题，“我们将投身‘善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