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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引导对方与自己同心同德去完成既定目标，其本质是一种与人为善的美好行为。但有的人怀着一片诚意，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到头来不仅不能说服对方，反而激化了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在说服过程中犯了说服的大忌。我们不妨看看语言艺术家周恩来是如何破解忌讳、使说服皆大欢喜的。
一张中国地图打动张自忠戒毒
周恩来在做说服协调工作的时候，非常善于因人而异、巧妙地采用不同的说服方法、不同的说辞来达到说服的目的。有时候他会长篇大论；有时候他会循循善诱；有时候他甚至一言不发，只是用一件寓意深刻的物品打动对方。
张自忠是杰出的抗日爱国将领。他一次次重创日军，立下了奇功殊勋，被委任为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吸上了毒，致使全军上行下效，严重影响了全军的战斗力。
1939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第三十三集团军视察时，曾苦口婆心地劝张自忠戒毒，张自忠也答应了，但后来还是难敌诱惑，继续吸食。
爱国人士胡秋原与张自忠私交甚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为张自忠的健康和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军风和战斗力忧虑，本想去劝张自忠再次戒毒，但想到李宗仁的话都没有效果，自己劝他也未必奏效。于是，胡秋原便拜访了周恩来，请周恩来想想办法。
周恩来沉思片刻，遂托胡秋原转赠一件礼物给张自忠。
张自忠收到周恩来的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中国地图，图上标有日军侵略中国的形势。张自忠目睹此图，神色大变，痛心疾首地说：“值此国难当头，我张某身为党国军人还吞云吐雾，吸毒成瘾，致使军营风气日下，军心焕散，我还算个军人吗？我还算个中国人吗？”接着，他神色凝重地仰望着窗外蓝天，宣誓道：“苍天在上，胡先生作证，我张自忠从即日起发誓戒毒，否则，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皇天后土，对不起天下百姓，对不起李长官的教诲，也对不起周将军的期望……”张自忠不愧为一言九鼎的男子汉，自此再也没吸过毒，直至在枣宜会战中为国捐躯。
周恩来“金口”未开，却劝张自忠戒了毒。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喟然长叹道：“一言未发胜李公，此时无声胜有声。”
巧借拒酒、敬酒宣傳抗日主张
周恩来在施展自己的说服艺术的时候，非常注意场合，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让对方既接受自己的主张，又不难为情，甚至还十分愉快。
1943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国民党西安最高军事首领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获悉这一消息，指定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为周恩来接风洗尘。胡宗南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余名将官偕夫人作陪，授意他们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并把周恩来灌醉。
酒会由王超凡主持，王在祝酒辞的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的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先干头一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听此言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都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微笑着同与会者一起下了台阶：“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王超凡败下阵来之后，第二回合是10多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但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此言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接着是第三回合，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副司令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
对于这一“敬酒”的理由，周恩来又很快找出了破绽：“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只好说：“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只好遵命喝酒。
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将军们虽然没有能够让周恩来喝成酒，但转身回座时却个个面露喜色。
第四个回合又是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讲稿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并祝她顺利回到延安。我们请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话音刚落，周恩来便正色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如果让我夫人喝这样的好酒，她会于心不安的。我尊重妇女，也尊重我夫人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恩来举起茶杯碰她们的酒杯，一饮而尽。
四个回合过去了，主角、配角、将军、夫人纷纷落马。但酒还是要喝的。周恩来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况这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举办的酒会，滴酒不沾，很显然就会失礼。但是，酒要喝得明白，要喝得有意义。
最后，周恩来主动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面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我国的山河大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带头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随着周恩来光明磊落、正义凛然的敬酒词，酒会上出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干共饮。大家感觉到了周恩来“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强烈影响力，沉醉于他的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不知不觉地默认了他的观点。
既坚持原则，又不伤情面的回礼办法
古往今来，凡是为官从政者，都会受到人情的考验。周恩来也是一样。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秘书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并且还指示办公室同志写了一封“拒礼”信。信不足200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拒礼”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坚定态度。
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針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了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是25元，怎么寄去50元？”周恩来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加倍付资，既不伤情面，又坚决地阻止了送礼的行为。让对方心知肚明，再也不敢送礼了。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起到了较好的规劝和教育作用。
抚摸胸前挂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点化别人
与“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相对应的是“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周恩来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不用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是婉转灵活，强调自省和自觉。
1968年全国掀起毛主席像章热，各种新奇样式层出不穷。这年国庆节，尉凤英作为工人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把一个从沈阳带来的像章送给周恩来，夸耀地说：“这是新样子，带转的，还会闪光。”
周恩来并不赞同当时这种做法，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总变，我总不变。”他用手抚摸着胸前挂的那个铸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长方形毛主席像章说：“我就喜欢这个。”话说得似乎很不经意，但却有很深的内涵，耐人寻味。
周恩来的点化教育，既顾及了尉凤英的面子，又对尉凤英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尉凤英回到住地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了周恩来话中的真正涵义，是点化她不要当“风派”人物，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尉凤英对此始终铭记在心。
再如，一次周恩来到西双版纳视察，看到路况失修，就对同车的地方领导说：“这条路啊，下雨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他用委婉方式暗示路况不好，需要修缮。这样批评既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又给下级领导留了面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用数字说话，使人口服心服
深谙说服艺术的周恩来在工作中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词，他格外注重数字，总是喜欢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服人。
有一次，周恩来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以及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周恩来曾经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他多次讲过：“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
1957年3月，他又分析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
周恩来还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说：“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l00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他又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周恩来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1956年5月，他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他还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账，那些浮夸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年大炼钢铁，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
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1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1958年大辦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账。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算计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万万4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万万5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他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是不可取的。
再优美的语言，胜不过确凿的数字。没有比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周恩来把一些关键数字一摆，人们就不得不服了。
站在尊重对方的立场谈美国的嬉皮士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亲自接见了来访的运动员。
在一阵握手寒喧之后，周恩来圆满地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突然，美国男队员科恩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怎么看？”
这意外的提问，显然时机、场合都不合适，所以连美国人都惊呆了。这时，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注视着周恩来，看他如何回答。
只见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科恩那蓬松飘逸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喽？”周恩来又转向大家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美国的嬉皮士，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追求我行我素，穿着打扮都追求时髦和刺激，毫无责任心。他们采取的不是积极的态度，而是玩世不恭，其行为常常与社会格格不入。对这种人，这种做法，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但他没有直说，因为直说会伤害这位年轻人的自尊心；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训，而是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循循善诱、正面启发。
先表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从美好的愿望去理解：年轻人不满现状，追求真理，想法多样，表现形式不同。这就使对方感到得到理解和尊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同伴面前也不失面子，因而感到满足。
然后，批评这种表现是不恰当的，对社会应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但话又说得很委婉：“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表现了对年轻人的信任，这样既照顾到年轻人的自尊心，又使对方能心领神会。
再以现身说法，格外亲切，令人易于接受。
最艺术的是最后一个疑问句：“你说是吗？”在这样严肃的外交场合，对这样的问题，对来自隔绝20多年的国度的年轻人，一个大国的总理，作这样郑重的回答之后，再问一句，完全是征询、商量的口吻，平等地谈心，诚恳地相对，无半点强加之意。
科恩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总理嘴里会听到“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
周恩来机敏、友好、含蓄、恰如其分，俨然长者风度，又尊重对方，充满了慈爱、亲切和耐心的说服艺术，完全折服了科恩。
两天后，周恩来收到了远在美国加州的科恩母亲由香港辗转送来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用机智幽默化解外交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有句格言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大凡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内涵丰富的幽默感，伟大的外交家则以其幽默赢得对方。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幽默具有非凡的魅力，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幽默有深刻的印象，说他的幽默语言，寓意深刻，对许多人都很有吸引力，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地说服别人的重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道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了一种图案。由于服务员心理紧张，在放菜时，不小心颤动了一下。等他将菜放在桌子上后一看，傻眼了。
原来这是一碗汤，汤的中间有一个象征“万事如意、吉祥幸福” 的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表达的是对远方客人的最良好的祝愿。但现在却翻了个个儿，变成了“ ”形图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可是法西斯的标志。
所有外国贵宾也都看到了，他们都愣住了。不知此时出现这种“卍”图案是什么意思。气氛陡然紧张。大家的目光都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后，心里也是一愣，但他脸上仍然泰然自若，一边劝酒，一边对那些贵宾们说：“这道菜是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名字叫做‘消灭法西斯’。”
当翻译刚将这句话翻译完，周恩来又幽默地说：“来吧，先生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法西斯消灭掉。”
逗得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掉，周恩来的机智幽默，避免了一场误会和尴尬，也赢得了客人的佩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该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只听周恩来哈哈一笑：“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经历千年而不腐烂，这是一个严禁外泄的国家科研机密。周恩来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传说，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博学多识的基辛格笑了。◇
一张中国地图打动张自忠戒毒
周恩来在做说服协调工作的时候，非常善于因人而异、巧妙地采用不同的说服方法、不同的说辞来达到说服的目的。有时候他会长篇大论；有时候他会循循善诱；有时候他甚至一言不发，只是用一件寓意深刻的物品打动对方。
张自忠是杰出的抗日爱国将领。他一次次重创日军，立下了奇功殊勋，被委任为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吸上了毒，致使全军上行下效，严重影响了全军的战斗力。
1939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第三十三集团军视察时，曾苦口婆心地劝张自忠戒毒，张自忠也答应了，但后来还是难敌诱惑，继续吸食。
爱国人士胡秋原与张自忠私交甚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为张自忠的健康和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军风和战斗力忧虑，本想去劝张自忠再次戒毒，但想到李宗仁的话都没有效果，自己劝他也未必奏效。于是，胡秋原便拜访了周恩来，请周恩来想想办法。
周恩来沉思片刻，遂托胡秋原转赠一件礼物给张自忠。
张自忠收到周恩来的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中国地图，图上标有日军侵略中国的形势。张自忠目睹此图，神色大变，痛心疾首地说：“值此国难当头，我张某身为党国军人还吞云吐雾，吸毒成瘾，致使军营风气日下，军心焕散，我还算个军人吗？我还算个中国人吗？”接着，他神色凝重地仰望着窗外蓝天，宣誓道：“苍天在上，胡先生作证，我张自忠从即日起发誓戒毒，否则，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皇天后土，对不起天下百姓，对不起李长官的教诲，也对不起周将军的期望……”张自忠不愧为一言九鼎的男子汉，自此再也没吸过毒，直至在枣宜会战中为国捐躯。
周恩来“金口”未开，却劝张自忠戒了毒。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喟然长叹道：“一言未发胜李公，此时无声胜有声。”
巧借拒酒、敬酒宣傳抗日主张
周恩来在施展自己的说服艺术的时候，非常注意场合，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让对方既接受自己的主张，又不难为情，甚至还十分愉快。
1943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国民党西安最高军事首领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获悉这一消息，指定其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为周恩来接风洗尘。胡宗南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余名将官偕夫人作陪，授意他们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并把周恩来灌醉。
酒会由王超凡主持，王在祝酒辞的结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的光临，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先干头一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听此言愣住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也都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微笑着同与会者一起下了台阶：“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王超凡败下阵来之后，第二回合是10多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但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
此言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接着是第三回合，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副司令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
对于这一“敬酒”的理由，周恩来又很快找出了破绽：“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
胡宗南只好说：“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只好遵命喝酒。
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姓名、职务。将军们虽然没有能够让周恩来喝成酒，但转身回座时却个个面露喜色。
第四个回合又是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讲稿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并祝她顺利回到延安。我们请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话音刚落，周恩来便正色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艰难。如果让我夫人喝这样的好酒，她会于心不安的。我尊重妇女，也尊重我夫人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恩来举起茶杯碰她们的酒杯，一饮而尽。
四个回合过去了，主角、配角、将军、夫人纷纷落马。但酒还是要喝的。周恩来知酒懂酒又有酒量，何况这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举办的酒会，滴酒不沾，很显然就会失礼。但是，酒要喝得明白，要喝得有意义。
最后，周恩来主动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面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我国的山河大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带头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随着周恩来光明磊落、正义凛然的敬酒词，酒会上出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同干共饮。大家感觉到了周恩来“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强烈影响力，沉醉于他的机智幽默、能言善辩，不知不觉地默认了他的观点。
既坚持原则，又不伤情面的回礼办法
古往今来，凡是为官从政者，都会受到人情的考验。周恩来也是一样。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秘书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并且还指示办公室同志写了一封“拒礼”信。信不足200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拒礼”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坚定态度。
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針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了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是25元，怎么寄去50元？”周恩来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加倍付资，既不伤情面，又坚决地阻止了送礼的行为。让对方心知肚明，再也不敢送礼了。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起到了较好的规劝和教育作用。
抚摸胸前挂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点化别人
与“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相对应的是“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周恩来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不用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是婉转灵活，强调自省和自觉。
1968年全国掀起毛主席像章热，各种新奇样式层出不穷。这年国庆节，尉凤英作为工人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把一个从沈阳带来的像章送给周恩来，夸耀地说：“这是新样子，带转的，还会闪光。”
周恩来并不赞同当时这种做法，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总变，我总不变。”他用手抚摸着胸前挂的那个铸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长方形毛主席像章说：“我就喜欢这个。”话说得似乎很不经意，但却有很深的内涵，耐人寻味。
周恩来的点化教育，既顾及了尉凤英的面子，又对尉凤英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尉凤英回到住地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了周恩来话中的真正涵义，是点化她不要当“风派”人物，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尉凤英对此始终铭记在心。
再如，一次周恩来到西双版纳视察，看到路况失修，就对同车的地方领导说：“这条路啊，下雨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他用委婉方式暗示路况不好，需要修缮。这样批评既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又给下级领导留了面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用数字说话，使人口服心服
深谙说服艺术的周恩来在工作中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词，他格外注重数字，总是喜欢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服人。
有一次，周恩来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以及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周恩来曾经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他多次讲过：“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
1957年3月，他又分析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
周恩来还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说：“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l00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他又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周恩来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1956年5月，他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他还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账，那些浮夸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年大炼钢铁，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
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1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1958年大辦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账。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算计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万万4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万万5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他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是不可取的。
再优美的语言，胜不过确凿的数字。没有比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周恩来把一些关键数字一摆，人们就不得不服了。
站在尊重对方的立场谈美国的嬉皮士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亲自接见了来访的运动员。
在一阵握手寒喧之后，周恩来圆满地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突然，美国男队员科恩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怎么看？”
这意外的提问，显然时机、场合都不合适，所以连美国人都惊呆了。这时，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注视着周恩来，看他如何回答。
只见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科恩那蓬松飘逸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喽？”周恩来又转向大家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美国的嬉皮士，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追求我行我素，穿着打扮都追求时髦和刺激，毫无责任心。他们采取的不是积极的态度，而是玩世不恭，其行为常常与社会格格不入。对这种人，这种做法，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但他没有直说，因为直说会伤害这位年轻人的自尊心；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训，而是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循循善诱、正面启发。
先表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从美好的愿望去理解：年轻人不满现状，追求真理，想法多样，表现形式不同。这就使对方感到得到理解和尊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同伴面前也不失面子，因而感到满足。
然后，批评这种表现是不恰当的，对社会应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但话又说得很委婉：“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表现了对年轻人的信任，这样既照顾到年轻人的自尊心，又使对方能心领神会。
再以现身说法，格外亲切，令人易于接受。
最艺术的是最后一个疑问句：“你说是吗？”在这样严肃的外交场合，对这样的问题，对来自隔绝20多年的国度的年轻人，一个大国的总理，作这样郑重的回答之后，再问一句，完全是征询、商量的口吻，平等地谈心，诚恳地相对，无半点强加之意。
科恩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总理嘴里会听到“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
周恩来机敏、友好、含蓄、恰如其分，俨然长者风度，又尊重对方，充满了慈爱、亲切和耐心的说服艺术，完全折服了科恩。
两天后，周恩来收到了远在美国加州的科恩母亲由香港辗转送来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用机智幽默化解外交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有句格言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大凡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内涵丰富的幽默感，伟大的外交家则以其幽默赢得对方。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幽默具有非凡的魅力，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幽默有深刻的印象，说他的幽默语言，寓意深刻，对许多人都很有吸引力，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地说服别人的重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道菜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了一种图案。由于服务员心理紧张，在放菜时，不小心颤动了一下。等他将菜放在桌子上后一看，傻眼了。
原来这是一碗汤，汤的中间有一个象征“万事如意、吉祥幸福” 的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表达的是对远方客人的最良好的祝愿。但现在却翻了个个儿，变成了“ ”形图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可是法西斯的标志。
所有外国贵宾也都看到了，他们都愣住了。不知此时出现这种“卍”图案是什么意思。气氛陡然紧张。大家的目光都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后，心里也是一愣，但他脸上仍然泰然自若，一边劝酒，一边对那些贵宾们说：“这道菜是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名字叫做‘消灭法西斯’。”
当翻译刚将这句话翻译完，周恩来又幽默地说：“来吧，先生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法西斯消灭掉。”
逗得客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掉，周恩来的机智幽默，避免了一场误会和尴尬，也赢得了客人的佩服。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该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只听周恩来哈哈一笑：“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经历千年而不腐烂，这是一个严禁外泄的国家科研机密。周恩来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传说，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博学多识的基辛格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