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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四日，一场低调的婚事在长沙洪家井的曾府举行，这是一场推迟了3年多的婚礼，新娘曾纪芬（1852—1942）已经24歲，她是曾官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的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满女（最小的女儿）。遗憾的是曾国藩夫妇已经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十三年（1874）先后辞世，而公公聂亦峰也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在广东任上去世。由于哥哥曾纪泽、曾纪鸿还在守孝期内，因此只能由堂兄曾纪渠等为曾纪芬送亲，婚礼只有仪仗，没有鼓乐。
新郎聂缉架（1855—1911），是广东高州知府聂亦峰的次子。聂亦峰籍属湖南衡山县荆林聂氏，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比曾国藩小两岁，与继配张氏（安乡县籍、奉天锦县知县张国泰孙女）共育得三子四女。
曾聂两家的结姻，其中聂缉架的家世渊源可能是最先能打动曾家人的，因为这是湖南少见的科第世家。
聂家一门三代共有四位进士、三位举人，可谓“三代进士，两世翰林”。他们或为官或讲学，以百余年的不懈努力，确立了科第世家的地位，一跃成为湘南望族。
聂家这门亲事，是曾国藩生前定下来的，而媒人则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荃与聂亦峰是如何相识的，目前已经难以考证。曾国荃多次写信与曾国藩、曾纪泽父子商量满小姐曾纪芬的婚事，最早见于同治八年（1869）六月二十一日给曾纪泽的信，从言辞间可知他就是媒人。而他于十一月初六写给曾国藩的信，就颇为有趣了：
弟前信说媒，请以满小姐许配聂一峰之二世兄。查聂世兄之八字极为吉祥福寿，昨次归来。与内人谈及，亦喜其累世科第，居址甚近。望兄商定后赐一详信，并寄女庚回南，以便寄聂家合婚定妥。
次年正月十五日，曾国荃再次写信：
聂家姻事，以看八字者说。聂世兄将来有果大阁出身，榜上必要两次名字挂在上头，是以将生庚寄呈。至于一峰观察吃洋烟与否，则弟不得而知也。但求佳婿不吃烟而有出身，便是良缘，不问一刀红纸之亲家老子也。俟面晤蒋芗泉、张仁生等，乃能灼见烟瘾之有无。
由此信，今人既可以体会曾国荃做媒的信心，也可以窥见作为侯爵之家对儿女婚事的一些基本做法：首先是讲求家世渊源，其次是预测未来运势，再是调查家德家风，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荃通过相关途径很快核实到聂家的子女都不吸食“洋烟”（即鸦片），主要是同乡蒋芗泉（益澧）于同治五、六年任广东巡抚，与聂亦峰有所交集，了解其家况。曾家旋即就给聂家寄去满小姐的庚帖，聂亦峰自然也是非常认同这门亲事。五月廿日，曾国荃信报：
聂一峰昨有信来，已遣其甥汪少泉率其仆张顺送庚书到舍，并有手镯、耳环、红绿胡绉等件，五月十八日交庚。弟为满侄女填庚并备袍褂料、靴帽、手卷、信笺、笔墨、茶叶、纨扇等件，交其甥与仆带回广东。
这显然已经到了交换聘礼、庚帖的定亲环节。此时曾纪芬18岁。一南一北天高地远，男女双方尚无交集的机会，全靠各自的父母以曾国荃为中介，你来我往地交换意见。
多年以后的民国二十年（1931），80岁的曾纪芬在上海回忆当年的婚事，提到了聂家聘礼中的那对手镯，是聂亦峰购于广东，价值800两银子，加工时尺寸偏小，夫人和女儿都不能戴。于是就预备为未来儿媳的聘礼，并言能戴者就必有福气，结果曾纪芬戴上正合适。她坦言，这对镯子并非好料，60多年后已经褪色。
到了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曾国荃再次报告曾国藩，聂家希望本年冬天或明年春天请曾纪泽送满小姐到广东完婚。一个月后他写信沟通新情况，一是是否走海路去广东的问题，二是提议男方明春到南京完婚，如延期到秋后或冬日，可到湖南衡山老家办喜事，或送女去广东。
几番往还，到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九日。曾国荃告知说聂家认为喜事可延至“今冬夏秋”。转眼到了十月中旬，曾国荃信中提及满小姐的婚期定在十一月，由聂亦峰送子到南京完婚。但此时又碰上曾国藩沿长江东下巡阅驻军及上海江南制造局，他要求聂家改为来年二、三月春间，或走陆路到九江换轮船，或走海路到上海中转。并且书信中几次出现“入赘”“招赘”字样，看来曾家还似乎有招一个女婿上门的打算，且得到了聂家的同意。
曾国藩本身有两个儿子，且均已成家立业。4个女儿也嫁出去了3个，只是各自都不够美满如意。满女要远嫁广东，亲家之间、新人之间完全没有见过面，更别说深入了解，显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已经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将满女留在身边，可能是他有招赘想法的原因所在。
颇为遗憾的是，曾国藩与聂亦峰这两位年纪相近（只差两岁）、出身相似（均为湖南进士）、互相倾慕（分别为名臣循吏）的亲家最终未能见上一面，并目睹子女缔结百年之好。先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内去世。6天后，尚不知情的聂缉架从广东出发，到达上海后才闻变故，急忙拍电报问进止，曾纪芬回忆说，电报费昂贵到每个字需4银元。1930年，78岁的曾纪芬与家人合影，后排中立者为聂其杰（图片来自中华聂网）
聂亦峰要求儿子聂缉椝仍赴南京吊唁，并拜见岳母，这也是他和曾纪芬的首次相见。随后聂缉架返回广东，到家仅3天，五月二十九日，聂亦峰也因病去世了。
曾纪芬和聂缉架的婚事不得不再次延期，直到3年之后，曾纪芬才正式踏入聂家。与3个姐姐每人只有200两嫁资不同（按曾国藩的规定），她手头有3000两的丰厚嫁资，分别来自叔叔、嗣父曾国葆战死后的遗产和父母去世后分得的遗产。这笔银子存在长沙城的“乾益银号”，老板是长沙首富朱雨田。新婚后不久，聂家张老太放有7000两存款的曾氏族人参股的“玉振银号”钱庄不幸发生倒闭，存款血本无归，张老太非常心疼，欲提起诉讼。聂缉架息事宁人，以曾纪芬鼎力自出2000两，并借三姐1000两，又托郭嵩焘等人各出1000两“赔”上，方“骗”得张老太释怀。
聂亦峰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先是由张太夫人挑起，聂缉架参加乡试未中，改而以监生身份遵例以郎中分部行走，这是聂亦峰在任病逝给他留下的体制福利机会。光绪五年（1879），在湖南滇捐局案内出力，由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奏保补郎中缺，随后以道员用。刘长佑是湘军宿将之一，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自不待言，安排聂缉椝在湖南滇捐局谋个差事，月薪50两，不仅帮这对小夫妻度过了眼前的窘迫，还名正言顺地为他进入仕途打下了基础。 光绪七年（1881），曾国荃被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聂缉椝由妹夫关照，先至南京帮办营务处，月薪8兩。湖北巡抚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得力门生之一，更是委用聂缉架担任督销局差事，月薪50两，遂可勉强度日。
转折发生于光绪八年（1882），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对聂缉椝的识拔，即任命他为上海制造局会办，亦即副负责人，聂缉椝时年27岁。他在随同进见时，左宗棠留他单独谈话：“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此语足见左宗棠对官场的洞见、对聂缉椝的深望。
聂缉椝没有辜负各方的期望，在江南制造局前后8年，从会办到总办，均勤勉任事，止亏为盈达10余万两。而曾纪芬贵为千金小姐、总办夫人，仍自己纺纱，并向翻译馆负责人傅兰雅的夫人学会了编织毛衣。
光绪十五年（1889），聂缉椝被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荐保道员，次年实授苏松太道，但当他再次升迁办理移交时，才发现亏空高达80万两之巨，曾纪芬只能变卖金器，千方百计筹款归还。原来是接任之初，前任已经亏空20万两，而聂缉架经验不足，接任时并未先经清点核计，留用账房徐某等均还是原班人马。遂令徐某将其贪污所得的轮船一只及珠宝若干补缴亏空。这批珠宝一度暂存聂家数月之久，曾纪芬做到了不曾取出试戴。
此后聂缉椝辗转浙江、安徽、江苏等地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随着湘军在政局方面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畏于“办事棘手”、官场复杂等因素，聂缉椝听从夫人曾纪芬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请开缺（离职）获准。曾纪芬则以接手公婆的家产经营，开始接班主理家政。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聂家因故举债购买纱厂，更名“恒丰”，又新建中华纱厂，均由三子聂其杰（1880—1953，别名聂云台）主理，聂家由此在沪上发展实业。
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八，张太夫人逝世。不过半月，聂缉椝因劳累和哀伤过度，于二月二日去世，享年56岁。弟弟聂缉荣也因伤母兄之逝而于三月二日辞世。迭遭巨痛的曾纪芬年届六十，聂家门庭由她和儿子们努力支撑。4年后她与聂其杰等人受洗，皈依基督教。
民国七年（1928），曾纪芬主持分家，家产均分为10份，其中一份按《圣经》逢十献一的规律作为慈善基金，每年收入捐给教会或公益捐款;两份作为曾纪芬的养老保障;承嗣和出继的两个儿子各得半份。每份价值银8万余两，但主要以工厂股份、田产折算，并无多少现金。此外捐出一处地块交工部局，建“聂中丞公学”，该校现为上海市市东中学，位于杨浦区辽阳路，目前校园南侧仍遗存聂家的4幢私宅，为民国十五年（1926）建，分属曾纪芬和4个儿子居住。
聂其杰于民国九年（1920）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一年后获辞。民国十五年起，在曾纪芬的安排下，聂家每星期开家庭会，由聂其杰讲论，后又编辑发行家庭报，她以这些独创的形式来维系聂家的家德家风。
民国三十一年（1942），曾纪芬以91岁高龄在上海去世，距离她嫁入聂家正好67年，在这期间，聂家完成了从传统科第世家到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巨大转变。与祖先们的著书立说类似，聂其杰除建企业、开矿山、办航运外，所著《保富法》也曾风靡一时。
当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到曾国荃当年笃信聂缉椝有好八字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只算准了聂缉椝有一番作为，而科举、福寿两项，却没有能够应验。当然，他的12个子女除长子因病于16岁早逝外，以聂其杰为代表，大都在实业方面有一番作为，第四子聂其炜还是中国银行的创始成员之一。即便是几个女婿，也很不凡，如长婿张其鍠官至民国上将、广西省长，小女婿周仁是著名的冶金和陶瓷专家。
聂家的联姻圈涵盖了左宗棠、李鸿章、梅启照、瞿鸿禨、沈葆桢、刘锦棠等晚清重臣家族。显然，聂家子孙所经历并发生的这一切，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凭借着曾纪芬的努力超越，她在聂家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她在80岁时曾口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整理出版，在90岁时挥毫写下“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16个字赠人，这也可以说是她自己一生践行的总结了。
（责任编辑：亚闻）
新郎聂缉架（1855—1911），是广东高州知府聂亦峰的次子。聂亦峰籍属湖南衡山县荆林聂氏，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比曾国藩小两岁，与继配张氏（安乡县籍、奉天锦县知县张国泰孙女）共育得三子四女。
曾聂两家的结姻，其中聂缉架的家世渊源可能是最先能打动曾家人的，因为这是湖南少见的科第世家。
聂家一门三代共有四位进士、三位举人，可谓“三代进士，两世翰林”。他们或为官或讲学，以百余年的不懈努力，确立了科第世家的地位，一跃成为湘南望族。
聂家这门亲事，是曾国藩生前定下来的，而媒人则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荃与聂亦峰是如何相识的，目前已经难以考证。曾国荃多次写信与曾国藩、曾纪泽父子商量满小姐曾纪芬的婚事，最早见于同治八年（1869）六月二十一日给曾纪泽的信，从言辞间可知他就是媒人。而他于十一月初六写给曾国藩的信，就颇为有趣了：
弟前信说媒，请以满小姐许配聂一峰之二世兄。查聂世兄之八字极为吉祥福寿，昨次归来。与内人谈及，亦喜其累世科第，居址甚近。望兄商定后赐一详信，并寄女庚回南，以便寄聂家合婚定妥。
次年正月十五日，曾国荃再次写信：
聂家姻事，以看八字者说。聂世兄将来有果大阁出身，榜上必要两次名字挂在上头，是以将生庚寄呈。至于一峰观察吃洋烟与否，则弟不得而知也。但求佳婿不吃烟而有出身，便是良缘，不问一刀红纸之亲家老子也。俟面晤蒋芗泉、张仁生等，乃能灼见烟瘾之有无。
由此信，今人既可以体会曾国荃做媒的信心，也可以窥见作为侯爵之家对儿女婚事的一些基本做法：首先是讲求家世渊源，其次是预测未来运势，再是调查家德家风，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荃通过相关途径很快核实到聂家的子女都不吸食“洋烟”（即鸦片），主要是同乡蒋芗泉（益澧）于同治五、六年任广东巡抚，与聂亦峰有所交集，了解其家况。曾家旋即就给聂家寄去满小姐的庚帖，聂亦峰自然也是非常认同这门亲事。五月廿日，曾国荃信报：
聂一峰昨有信来，已遣其甥汪少泉率其仆张顺送庚书到舍，并有手镯、耳环、红绿胡绉等件，五月十八日交庚。弟为满侄女填庚并备袍褂料、靴帽、手卷、信笺、笔墨、茶叶、纨扇等件，交其甥与仆带回广东。
这显然已经到了交换聘礼、庚帖的定亲环节。此时曾纪芬18岁。一南一北天高地远，男女双方尚无交集的机会，全靠各自的父母以曾国荃为中介，你来我往地交换意见。
多年以后的民国二十年（1931），80岁的曾纪芬在上海回忆当年的婚事，提到了聂家聘礼中的那对手镯，是聂亦峰购于广东，价值800两银子，加工时尺寸偏小，夫人和女儿都不能戴。于是就预备为未来儿媳的聘礼，并言能戴者就必有福气，结果曾纪芬戴上正合适。她坦言，这对镯子并非好料，60多年后已经褪色。
到了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曾国荃再次报告曾国藩，聂家希望本年冬天或明年春天请曾纪泽送满小姐到广东完婚。一个月后他写信沟通新情况，一是是否走海路去广东的问题，二是提议男方明春到南京完婚，如延期到秋后或冬日，可到湖南衡山老家办喜事，或送女去广东。
几番往还，到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九日。曾国荃告知说聂家认为喜事可延至“今冬夏秋”。转眼到了十月中旬，曾国荃信中提及满小姐的婚期定在十一月，由聂亦峰送子到南京完婚。但此时又碰上曾国藩沿长江东下巡阅驻军及上海江南制造局，他要求聂家改为来年二、三月春间，或走陆路到九江换轮船，或走海路到上海中转。并且书信中几次出现“入赘”“招赘”字样，看来曾家还似乎有招一个女婿上门的打算，且得到了聂家的同意。
曾国藩本身有两个儿子，且均已成家立业。4个女儿也嫁出去了3个，只是各自都不够美满如意。满女要远嫁广东，亲家之间、新人之间完全没有见过面，更别说深入了解，显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已经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将满女留在身边，可能是他有招赘想法的原因所在。
颇为遗憾的是，曾国藩与聂亦峰这两位年纪相近（只差两岁）、出身相似（均为湖南进士）、互相倾慕（分别为名臣循吏）的亲家最终未能见上一面，并目睹子女缔结百年之好。先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署内去世。6天后，尚不知情的聂缉架从广东出发，到达上海后才闻变故，急忙拍电报问进止，曾纪芬回忆说，电报费昂贵到每个字需4银元。1930年，78岁的曾纪芬与家人合影，后排中立者为聂其杰（图片来自中华聂网）
聂亦峰要求儿子聂缉椝仍赴南京吊唁，并拜见岳母，这也是他和曾纪芬的首次相见。随后聂缉架返回广东，到家仅3天，五月二十九日，聂亦峰也因病去世了。
曾纪芬和聂缉架的婚事不得不再次延期，直到3年之后，曾纪芬才正式踏入聂家。与3个姐姐每人只有200两嫁资不同（按曾国藩的规定），她手头有3000两的丰厚嫁资，分别来自叔叔、嗣父曾国葆战死后的遗产和父母去世后分得的遗产。这笔银子存在长沙城的“乾益银号”，老板是长沙首富朱雨田。新婚后不久，聂家张老太放有7000两存款的曾氏族人参股的“玉振银号”钱庄不幸发生倒闭，存款血本无归，张老太非常心疼，欲提起诉讼。聂缉架息事宁人，以曾纪芬鼎力自出2000两，并借三姐1000两，又托郭嵩焘等人各出1000两“赔”上，方“骗”得张老太释怀。
聂亦峰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先是由张太夫人挑起，聂缉架参加乡试未中，改而以监生身份遵例以郎中分部行走，这是聂亦峰在任病逝给他留下的体制福利机会。光绪五年（1879），在湖南滇捐局案内出力，由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奏保补郎中缺，随后以道员用。刘长佑是湘军宿将之一，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自不待言，安排聂缉椝在湖南滇捐局谋个差事，月薪50两，不仅帮这对小夫妻度过了眼前的窘迫，还名正言顺地为他进入仕途打下了基础。 光绪七年（1881），曾国荃被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聂缉椝由妹夫关照，先至南京帮办营务处，月薪8兩。湖北巡抚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得力门生之一，更是委用聂缉架担任督销局差事，月薪50两，遂可勉强度日。
转折发生于光绪八年（1882），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对聂缉椝的识拔，即任命他为上海制造局会办，亦即副负责人，聂缉椝时年27岁。他在随同进见时，左宗棠留他单独谈话：“君今日得无不快意耶？若辈皆为贫而仕，惟君可任大事，勉自为之也。”此语足见左宗棠对官场的洞见、对聂缉椝的深望。
聂缉椝没有辜负各方的期望，在江南制造局前后8年，从会办到总办，均勤勉任事，止亏为盈达10余万两。而曾纪芬贵为千金小姐、总办夫人，仍自己纺纱，并向翻译馆负责人傅兰雅的夫人学会了编织毛衣。
光绪十五年（1889），聂缉椝被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荐保道员，次年实授苏松太道，但当他再次升迁办理移交时，才发现亏空高达80万两之巨，曾纪芬只能变卖金器，千方百计筹款归还。原来是接任之初，前任已经亏空20万两，而聂缉架经验不足，接任时并未先经清点核计，留用账房徐某等均还是原班人马。遂令徐某将其贪污所得的轮船一只及珠宝若干补缴亏空。这批珠宝一度暂存聂家数月之久，曾纪芬做到了不曾取出试戴。
此后聂缉椝辗转浙江、安徽、江苏等地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随着湘军在政局方面的影响力不断下降，畏于“办事棘手”、官场复杂等因素，聂缉椝听从夫人曾纪芬的意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申请开缺（离职）获准。曾纪芬则以接手公婆的家产经营，开始接班主理家政。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聂家因故举债购买纱厂，更名“恒丰”，又新建中华纱厂，均由三子聂其杰（1880—1953，别名聂云台）主理，聂家由此在沪上发展实业。
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八，张太夫人逝世。不过半月，聂缉椝因劳累和哀伤过度，于二月二日去世，享年56岁。弟弟聂缉荣也因伤母兄之逝而于三月二日辞世。迭遭巨痛的曾纪芬年届六十，聂家门庭由她和儿子们努力支撑。4年后她与聂其杰等人受洗，皈依基督教。
民国七年（1928），曾纪芬主持分家，家产均分为10份，其中一份按《圣经》逢十献一的规律作为慈善基金，每年收入捐给教会或公益捐款;两份作为曾纪芬的养老保障;承嗣和出继的两个儿子各得半份。每份价值银8万余两，但主要以工厂股份、田产折算，并无多少现金。此外捐出一处地块交工部局，建“聂中丞公学”，该校现为上海市市东中学，位于杨浦区辽阳路，目前校园南侧仍遗存聂家的4幢私宅，为民国十五年（1926）建，分属曾纪芬和4个儿子居住。
聂其杰于民国九年（1920）被推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一年后获辞。民国十五年起，在曾纪芬的安排下，聂家每星期开家庭会，由聂其杰讲论，后又编辑发行家庭报，她以这些独创的形式来维系聂家的家德家风。
民国三十一年（1942），曾纪芬以91岁高龄在上海去世，距离她嫁入聂家正好67年，在这期间，聂家完成了从传统科第世家到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巨大转变。与祖先们的著书立说类似，聂其杰除建企业、开矿山、办航运外，所著《保富法》也曾风靡一时。
当尘埃落定，人们可以看到曾国荃当年笃信聂缉椝有好八字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只算准了聂缉椝有一番作为，而科举、福寿两项，却没有能够应验。当然，他的12个子女除长子因病于16岁早逝外，以聂其杰为代表，大都在实业方面有一番作为，第四子聂其炜还是中国银行的创始成员之一。即便是几个女婿，也很不凡，如长婿张其鍠官至民国上将、广西省长，小女婿周仁是著名的冶金和陶瓷专家。
聂家的联姻圈涵盖了左宗棠、李鸿章、梅启照、瞿鸿禨、沈葆桢、刘锦棠等晚清重臣家族。显然，聂家子孙所经历并发生的这一切，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凭借着曾纪芬的努力超越，她在聂家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她在80岁时曾口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整理出版，在90岁时挥毫写下“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16个字赠人，这也可以说是她自己一生践行的总结了。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