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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有句歇后语:“钱大钧逼蒋介石看枪伤——实出无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全民抗日。老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在协议上签了字,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以为老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是坚信不疑地随同钱大钧护送老蒋返回南京。可是老蒋一下飞机,脸色突变,立即秘密向军统总头子戴笠下达了指令:扣留张学良和钱大钧。
张学良大为震惊,百思不解,老蒋扣留我,倒还事出有因,扣留钱大钧所为何事,他不是老蒋的亲信吗?钱大钧1893年生于江苏吴县,说起来与老蒋还是老乡,从小聪明过人,曾就读江苏陆军小学、武昌第二陆军中学、保定军校留学生预备班,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归国后一直是老蒋的红人,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教官、校参谋处长,由老蒋亲自点名高升至侍从室一处中将主任,一直随侍老蒋左右。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亲自督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的中央红军。这天老蒋由钱大钧陪同乘坐到西安的一列专用列车,一到古都,便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将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邵元冲、蒋百里、陈调元、卫立煌等高级将领召来,事先与蒋鼎文个别谈话,准备以蒋鼎文取代张学良统兵进剿,形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就在蒋介石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乘拜见蒋介石之际,对钱大钧说:“据委员长专列司机讲,机车车头气泵有点毛病,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你看如何?”钱大钧一向与张学良私人交情较深,不知是计,未加任何思考就满口答应了。当时钱大钧想向蒋介石报告这件事,继而一想,芝麻大点小事没有必要,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列车的车厢很快被甩下,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当车头开走之后,钱大钧若有所思地想找张学良说什么,可是犹豫一会,欲言又止。
12月11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攻临潼华清池捉拿蒋介石,枪声大作。钱大钧被枪声惊醒,赶紧拔枪急奔蒋介石卧室救护主子。谁知老蒋不在,他又折回寻找,然而子弹未长眼睛,老蒋未被伤着而钱大钧却被流弹击中倒地。幸亏子弹只是穿透肺叶,加上抢救及时,才大难未死,他躺在病床中叫苦不迭。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赴西安探望蒋介石时,曾专程去医院探视钱大钧。钱大钧说:“只要委员长未伤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戴笠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不惜个人生命安危,忠诚护卫领袖,不愧为党国的忠良。
蒋介石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他除了明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外,还暗恨钱大钧等人,因此回到南京惊魂稍定,他满腔怒火、迫不及待地亲自提审钱大钧,问他是否与张学良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使他遇难时不得脱身。蒙在鼓里的钱大钧起初并不知道老蒋为啥扣押他,听完这话后,连呼:“冤枉!冤枉!”蒋介石见状,问他冤情何在?钱大钧被逼无奈,这才诉说了自己陪蒋介石到西安后,日夜随侍不离一步,对张、杨的兵谏事前毫无所知,又讲了自己当时如何中弹住院的情景。钱大钧说完,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接着又求正在旁边的戴笠将血衣取来递给蒋介石。老蒋看罢,脸红一块白一块,一句话也未说,怏怏离去。
第二天,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时调离侍从室,让他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在怒火渐消的情况下,老蒋饶了钱大钧,但死死咬住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军统局派往西安的特务头子曾扩情(黄埔一期生),另一个是前侍从室主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晏道刚(保定军校一期生)。蒋介石斥责他俩对兵谏事先毫无所察,致使酿成大祸,当即发下手令:“曾扩情不明廉耻、晏道刚不尽职责,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曾、晏二人直呼喊冤。戴笠私下对他俩说:“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俩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说得两人哑口无言,只好自认晦气,承受这飞来之祸。
据有关人士透露,钱大钧等人被这次冤惩之后,与老蒋的距离拉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