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要不是音乐广播中途暂停，1965年8月9日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李光耀自此走入东南亚政治舞台中央。
　　随后数十年，新加坡政通人和，经济腾飞，李光耀渐成世界政治舞台明星，至1991年卸任总理之时，誉满世界。尔后的内阁生涯，世界影响力不降反升，在他国领导人眼中，他是诤友；在媒体眼中，他是智者；在新加坡民众心中，他是一座丰碑。2011年挥手告别政坛，著书、开专栏、评时势。
　　如今，李光耀，一位耄耋长者，早已放下“往生”功与过，与儿孙共叙人伦之乐，一个微笑、一个颔首、只言片语，皆成景语。对于死亡，他有清醒认识，“万物有终结，我希望我的生命能结束得尽量迅速且没有痛苦”。
　　8月9日的忐忑
　　“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如是说。
　　当日，就在广播电台宣读李光耀的宣言之时，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二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马来西亚国会里一片死寂。经发言、商讨，到4点半，马来西亚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与马来西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李光耀回忆当时的处境：“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
　　李光耀对当时新加坡的定位是：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在2D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島里，2D0万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该怎么生存下去？
　　忐忑中，李光耀闯进了东南亚政治舞台，为此，他准备了15年。
　　15年独立梦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就是从反殖民统治开始的。在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对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常常参加社会调查和政治活动，结识了一批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留学生，并参加了“马来亚论坛”，该论坛主要是讨论马来亚的现状和前途，论坛成员共同的目标都是争取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或独立。
　　1950年8月，李光耀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于业务精湛，李光耀的律所广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人来请他们打官司。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因此声名远播，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他又声援了新加坡学生的反殖民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
　　律师的工作以及对工人和学生运动的支持，为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成立当天，李光耀宣读了党纲，第一条就是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年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1959年，李光耀受新加坡总督威廉古德邀请担任新加坡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在他40岁生日那天，新加坡与马来亚终于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合并没有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带来光明的前景。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指责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当年9月，第二次种族骚乱再次爆发，造成120人死亡、109人受伤。1965年，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同马来西亚的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并发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越来越活跃，马来西亚当局担心人民行动党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将主宰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于是他们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
　　于是，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当宣布此事时，李光耀泪流满面。“一生中，他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母亲去世，另外就是这次的新马分家。”
　　31年成模式
　　李光耀奉行“躲避无用”。被迫从马来西亚脱离出来的新加坡该何去何从？李光耀同样选择直面，在其执政新加坡的31年间，缔造了“新加坡模式”。所谓“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国后几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国度的治国方略和模式。
　　贫穷落后的现实迫使时任总理李光耀把吸引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策略。在初创的1965-1973年，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的方式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度，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力兴建政府组屋，不仅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既使人民安居乐业，又有助于国家资本——中央公积金的扩大积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20年的时间，新加坡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且至今保持着东南亚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 　　去年，在参加东盟博览会期间，笔者与几位新加坡人共事。在一次回酒店的车程中，一位北京来的记者突然问：“现在新加坡由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当政，这种同一家族里的人接连执掌政坛，你们新加坡人没有觉得不妥吗？”
　　记得当时一位年轻的新加坡人是这样说的：“新加坡有健全的法制，政府的廉洁性很高，不需要论是不是父子关系，而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如果没有能力，他自然会下台。”
　　法制，是李光耀执政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光耀强调“法律纲纪提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架构”，法律需要显示宽容、体谅人性、尊重权利，但不能不对权利加以限制，否则将会导致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走向松懈甚至完结。
　　不过，对于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各界有争议。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所奉行的权威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有些曾被李光耀的“严法苛政”损伤过的人期待历史作出“公正评判”，指望新加坡会在李光耀身后发生民主化的嬗变。
　　李光耀对于外界质疑新加坡民主的回应则是：人民一旦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就要接受他们制订的纪律，并能为实现已达成共识的目标作出牺牲，而所有重要议题都必须由竞选者公开摆在人民面前，无论谁被选来代表人民都必须忠实办理人民委托的事项——“这才是民主的真谛”。
　　这样的争议可能在未来几十年还会持续。但是至少从近几十年来看，不可磨灭的事实是，“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第一世界的强国”，这个国家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对于李光耀所缔造的“新加坡模式”，偶有争议；对于李光耀是非功过，也是各有所见。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新加坡模式”多年來始终是不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一生以小博大
　　尽管经济实力不俗，但是新加坡始终是一个城市型小国，为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必须积极游走于各方之间，主动“平衡大国”。李光耀的外交极热衷于三件事：促进东盟一体化，打造可依托的地区联盟；发展与美国的准同盟伙伴关系，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强联系，支持中国融入世界。
　　以小博大，这成了李光耀外交战略思想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李光耀曾经说过，在一个地区，要是有两个以上大国的竞争，小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空间。李光耀以奉行平衡外交著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指出，首先，借鉴不结盟思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建立正式盟国关系。其次，采取类似于瑞士那样的中立政策，多交友，少树敌，尽量在对立双方不选边站。最后，不选边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选准议题、找准时机，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彰显新加坡的存在和影响。
　　中国社科院学者杜济锋表示，对外关系方面，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角色很难定位，正如李光耀所说，东盟发展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需要一个引路者，这个引路者事实上只有新加坡才有资格担任，然而新加坡又不得不避嫌，把领导者让给经济潜力最大的印尼。但新加坡在长期处理与东盟关系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既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又不会得罪其他地区大国的方法。而且新加坡在长期与东盟互动过程中也渐渐明确了其合理的地区身份，其在东盟发展过程中事实起到了一个低调领导者的作用。尤其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凭着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新加坡在东盟中的突出经济地位赢得了东盟“前敌总指挥”的称号。
　　对于中国，身为“华裔”的李光耀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认为谁能够阻挡中国崛起，“中国正以巨大规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须用三四十年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但“千万不要制造一个敌意的环境”。不过，李光耀也不相信亚洲将出现中国主导的新“霸权体系”。
　　中美关系始终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观察点。他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撤出亚洲，中美关系的最可能结果是达成某种相互谅解，即便两国不能合作，也应学会共处，并给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他表示，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而在被问到中美如何避免对抗这一问题时，他则建议美国“不要对中国那么敏感，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有助于弱化双边关系的对抗性”。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