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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