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令人难忘一位在80年前为反抗日本侵略中华而献身的广西籍清华学子韦杰三。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现代史上称之为“三·一八惨案”。引发这场惨案，是由于日本步步进逼中国领土，日舰入侵并制造了炮击大沽口事件。这一事件距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正式宣告对日全面抗战，相隔11个年头，说明日本帝国早存亡我之心。而在国家和民族灾难初露端倪的关头，韦杰三以一个青年学子的远识与忧患，挺身于民族危难发端之时，不惜为救国而赴汤蹈火，他是一位早期为抵抗日寇侵略而献身的民族英烈。
　　
　　为“读书救国”而辗转求学
　　
　　韦杰三1903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新圩镇一个贫寒的家庭，自幼聪明好学，由于家贫，小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因而辍学在乡村里做小学教员。半年后考入梧州省立师范学校就读，结业后，又到广州培英中学求学。在校读书求学的韦杰三正好处在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和抵制外国列强的爱国运动对韦杰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高涨的学生运动热潮中，他一边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同时积极从事社会工作，曾担任校刊编辑、学生自治会干事等职。1921年夏，为了实现他在乡间创办“模范学校”的抱负，又转学先后到东南大学附中、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23年，他仍因为经济困逼，不得不回到家乡，担任蒙山县立中学英语和音乐教员。期间和进步教师一起开设“源生和”书店，出售《向导》、《新青年》、《学生杂志》等进步书刊，传播科学民主新思想。
　　1924年，中国转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韦杰三抱着读书救国的宏愿，这年秋天到上海求学，进入进步力量较强的上海大学，在英文文学系学习。在上海读书期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高潮迭起，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再次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进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22日，韦杰三与上海大学同学浩浩荡荡参加顾正红追悼大会，途中同学多人被逮捕。美、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决定于30日公审被捕学生。面对帝国主义的罪恶暴行，上海工人、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韦杰三对这些美、日帝国列强十分愤慨，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浪潮之中。这天，游行队伍又一次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死伤10余人，造成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当晚，中国共产党召集会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号召全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并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在刘少奇、蔡和森、刘华等领导下，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作为反帝斗争的核心。6月1日，上海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又开始了，声势更加浩大。6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全国30多个城市纷纷罢工、罢课。韦杰三与上海大学同学们奔波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讲演，发动群众对死难者进行募捐。在斗争激荡的日子里，韦杰三还通宵疾笔写文章发表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对工人运动的呐喊和支援。写诗歌抒发强烈的爱国情绪。上海学生会成立时，他积极加入学联组织，与工商界联合会人士一起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惨案”后，全国反帝形势高涨，接着发生了香港、广州工人、农民、学生游行示威的广州“沙基惨案”。形势处于严峻，奉系反动军阀张作霖开进上海，封闭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接着又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通缉拘捕罢工斗争的领导人。韦杰三所在的上海大学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强令解散。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形势下，韦杰三并未被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镇压吓倒，他失学退回家乡却并没有滞留下来，而更激发他“读书救国”的强烈心愿。这年秋天，适逢北京的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招收新制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韦杰三毅然赴考，于1925年秋天进入清华校园，成为大学部一年级新生。
　　
　　将热血洒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
　　
　　韦杰三转入清华大学之际，全国反帝运动继续高涨。1925年8月11日，天津日本裕大纱厂2000多工人继续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举行罢工，这次也遭到反动军警镇压，致使8名工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工人前来支援，捣毁了日本人的办公室和机器，严重地打击了日本资产阶级。10月下旬，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特别关税会议”在北京举行，北京各校沪案（“五卅惨案”）后援会等机构召集北京各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北京130余所大、中学校100多个团体约2万多人到新华门召开国民大会，大会又遭到军警镇压，学生被打伤数人，捕去数人。11月底，经过充分的准备，北京工会、学生会又发起大示威运动，高喊“打倒段祺瑞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韦杰三转学到北京清华后，继续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活跃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
　　12月中旬，日本出兵占领满洲，遭到南京市民万余人游行示威抗议。接着，上海200多个团体6万多人进行集会，举行反日本侵略和反军阀张作霖的示威。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帮助奉系军阀的名义，派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16日，日本强说国民军违反了《辛丑条约》，蛮横地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辛丑条约》关系国：英、法、美、意、荷、比、西、日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提出最后通牒，以维护特殊权利为由,无理提出限于18日中午前,中国方面撤去海陆封锁等五项要求,否则,各国海军将决定采取必要手段。
　　面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于压力,表示要遵守《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这样，激起了京津人民极大的愤怒，反帝情绪非常高涨。3月17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下，北京地委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万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严正驳复通牒，拒绝日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督促国民军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等项决议。并决定于18日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韦杰三与清华同学参加了由北京200多所学校和群众团体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的国民大会。整个大会庄严肃穆，演讲台的横幅写着“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大会盛况空前，群情激昂。上午10时开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人组成主席团。徐谦在致开会词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现在已联合向我们进攻，八国通牒即为最明显之证据……我们全体民众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辛丑条约》是八国联军压迫奴役前清皇帝缔结的。民国的人民，绝对否认！”李大钊发表激昂的演说指出：“‘五卅’血迹未干，‘五卅’烈士尸首未埋，八国联军惨景仍在，现在英、日帝国主义联合攻击我们……我们应当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以及我们过去的一切斗争经验，应当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与会群众通过了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还通过了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最后通牒。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反对八国进攻中国。宣布《辛丑条约》无效，驳回通牒之最后要求等项决议。
　　会后，2000多人参加游行，有几队工人和农民，一队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人，还有一队留日归国学生团，其余绝大多数是北京各学校师生。清华大学的同学统一参加了游行抗议，韦杰三活跃在清华大学这支队伍中，他们手里举着小红旗，沿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正驳复最后通牒”等口号，边走边散发传单。
　　


　　游行队伍路线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中午1时左右到达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此刻，这里已布满全副武装的卫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突然，卫队警官狂鸣警笛，劈劈啪啪的枪声响了。游行队伍赶忙躲避四散，一些人身上流着血，倒在人群中。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跟着密密扫射，很多人中弹倒地，尸首杂陈，鲜血流溅，现场凄惨混乱。执政府北门又冲出几十名大刀卫队，挥动大刀向群众砍杀。这场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大屠杀，大约经历半小时之久才停息。纷乱中，韦杰三中弹倒地时，有两位同学冒死扑上前去将他抬出来。还有女学生冲出去将处在危险枪口下的男同学拉撤出来。事后经北京市互济会调查，惨案中游行人群死亡47人，重伤155人，轻伤难以计数。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胸部被刺刀刺伤。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北京大学李家珍、张仲超，北师大学生范示融，燕京大学魏士毅，工业大学江禹烈，农业大学林孔唐等，都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韦杰三腹部连中四弹，同学们把他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但因为伤势过重，于21日凌晨1时48分去世。韦杰三在临终前，仍不忘祖国的强盛，当围在病床旁边的同学安慰他时，他说：“我心甚安，但中国要快强起来啊！”韦杰三牺牲时，仅23岁。
　　
　　韦杰三的名字镌刻在圆明园“三·一八”烈士纪念碑上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分别召开追悼会。清华大学将韦杰三的遗骨安葬在清华园校河南侧山坡上，还特意从帝国主义列强烧毁的圆明园废墟上移来一根大理石断柱作为墓碑，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
　　3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门前扎素彩牌楼一座，上书“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两边挽联写着“先烈之血，革命之花”。主席台上放着烈士的血衣和遗像，气氛悲壮激昂，痛悼逝去的烈士。接着，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
　　到1929年，北平各界纪念“三·一八”烈士殉难三周年，组织了“三·一八”烈士公墓筹备委员会，在西郊圆明园旧址内设立了“三·一八烈士公墓”，于3月18日举行公葬大会，将烈士的遗骸葬在公墓中，碑上刻烈士的姓名、籍贯。韦杰三的遗骨也移至“圆明园烈士公墓”安葬。清华校园依然保留着他的死难纪念碑。
　　新中国建国后的1957年3月，清华大学第十三届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把“断碑”移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并在碑的右侧另置石一方，上刻断碑的说明和烈士的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要快强起来啊！”
　　在韦杰三殉难后的那些日子，清华大学还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学生会收集韦杰三的遗作，编辑出版了《韦杰三纪念集》和陈云豹编写的《韦烈士行述》等文集。纪念集有梁启超笔迹题写的《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诗。
　　
　　朱自清先生愤书《哀文》
　　
　　韦杰三在协和医院逝世后，清华大学师生将他的遗体用灵柩运回学校旧礼堂重新进行了装殓。全校师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先生，在参加追悼会之后，于4月2日写下了一篇沉痛悲愤的文章《哀韦杰三君》，刊载在4月9日的《清华周刊》上。朱自清这篇哀悼文章与鲁迅先生那一篇同样为哀悼“三·一八”殉难者的《纪念刘和珍君》，至今还撞击着人们的灵魂。两位国学大师为烈士留下不朽的文字。
　　朱自清先生与韦杰三在清华大学曾有一段师生相识的情谊，他在《哀》文开头写道：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在家，听到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朱自清先生在《哀》文中继续写到加深认识韦杰三的印象经过：“第二天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说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和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朱自清先生行文一直加深着写对韦杰三的印象，言行事迹，贫困的家境，写出这个学生的内心世界。从朱自清的上下行文可见：韦杰三是一个好学上进，十分敬重朱先生学问的学生。他一心想追随朱先生，曾经托同乡希图转到朱自清的班上学国文课，希望直接成为朱自清的学生。当这个愿望受到局限，他也安心勤奋地学习。《哀》文中，朱自清写韦杰三的个性“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他在临终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那两句话是：“我心甚安，但中国要快强起来啊！”）。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朱自清对殉难的韦杰三倾注深切怀念之情，《哀》文中继续写道：“我20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朱自清仿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反复地说：“我20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是十分遗憾的！23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12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知道灵柩已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棺盖已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再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朱自清写这篇《哀韦杰三君》的时候，是在他28岁那年，在他调到清华园执教不久。在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朱自清被称为“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的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的“温和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笔下所写的，是《背影》、《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样的经典名作。可是，面对正义的流血，朱自清却不能平静，当上海的“五卅惨案”在南京路上血流成河的时候，他疾笔写下一首著名的《血歌》。这回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他也压抑不住写下《执政府大屠杀记》和《哀韦杰三君》，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和反动政府的罪恶。而且，在《执政府大屠杀记》文章中，也写到韦杰三。他在《哀韦杰三君》文章的结尾几乎在悲愤地哭喊：“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待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烈士的诉愿：“中国要快强起来啊！”
　　韦杰三殉难的“三·一八惨案”已近80周年了。他的殉难，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领土，由于反抗日本勾结帝国列强势力进攻中国，他是一位出于反帝爱国而死在国贼屠刀下的壮烈之士。
　　这80年中，韦杰三以年轻的热血和生命作为基石，与千百万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先烈们一起，筑成了民族的长城。从他献出生命的时候起，用了20多年时间，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把帝国主义列强驱逐出国门，换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回想在80年前，韦杰三这样一位青年学子，临终前喊出这样的遗言：“中国要快强起来啊！”这样的遗言重于九鼎，重于千钧。直到今天，他的遗言还在云霄间响彻。
　　韦杰三烈士的遗言，韦杰三烈士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后人。韦杰三烈士的遗言，今天已经成为清华学子的精神。
　　2001年，清华大学已退休的教授吴麒在一次研究生座谈会上，谈到“我心中的清华精神”时说：
　　“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清华人是韦杰三，他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而死于1926年。当时清华建校才15周年，他年仅23岁，与在座诸位年龄相仿，正在读大一。他的同学从圆明园运回一截被帝国主义强盗砸断的石柱作为纪念碑，来象征他被帝国主义夺取的年轻生命。这纪念碑就在图书馆对面小河的南岸。纪念碑旁的碑石上镌刻着韦杰三的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要快强起来啊！’这是历史上留存到今天的最早的清华人的声音。我每次读这话，都受到强烈的震撼。韦杰三是最早为中华民族从列强压迫下求解放而牺牲的清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