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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与风险承担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调整结构是一种纠错行为，只要判断时机准确，措施针对有效就会带来巨大收益。其实，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现象和治理规律，而且任何经济调整都是以风险承担为代价的。没有承担的机制就无法实现调整成本的分摊与消化，调整也是无法真正成功的或者反而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对长期快速增长所积累的风险的释放，某种意义上调整结构的过程就是实现风险的释放、转移、分摊和消化的过程。其核心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和切实落实风险承担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稳定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释放问题即实现风险的缓释，且被释放的风险要被合理地真实承担，这是在调整结构释放风险过程中应该树立的一个最基本观念。
结构调整过程中释放的风险不能被消灭，就必须要被不同的经济单位承担。要稳定经济增长就要保证实体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应当按契约规则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从而获得新的生机。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有资本的经济地位，政府理应承担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相当大部分风险。
在结构性调整和去杠杆的过程中，政府不能一边调整结构释放风险，一边减少自己的风险承担。结构调整去掉的产能、挤掉的泡沫、去掉的杠杆在具体交易上就反映为各种财务成本和损耗，仅由企业承担是不合理的，企业也不可能有此动力; 在风险上就反映为结构调整造成增长速度“剪刀差”带来的风险成本。被转移出去的风险会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在除政府外的各个经济单位间不断循环、传染、放大，一旦超过经济和社会框架所能承受的底线，触发全局性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会逐步加大。
科技创新与金融
过去的几年，金融科技市场投融资规模呈井喷式增长。毕马威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市场金融科技投融资额高达1118 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292%。随着开放银行的兴起、监管清晰度的提高以及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成熟，2019年将成为金融科技的又一个“大年”。
在中国，金融领域的科技运用基本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末 90 年代初：计算机单机运用;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网络系统运用;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系统的数据运用，主要用在客户分析，信用卡支付， 风险管理;第四阶段是2010年左右：互联网金融和网络支付运用;第五阶段是2010 年以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然而，金融科技的本质是科技运用， 这意味着金融的科技运用需要回归常识， 而金融创新不是科技创新，是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银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是各种科技运用的理想场景，供应链金融、支付、信用卡、风控、财务管理等技术运用含量都很高，也具备运用的动因，此外，银行还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引领科技创新。银行没有科技基因，只有服务基因。
金融机构是服务性公司，任何科技的运用都要照顾到市场的感受，所有的服务对象无论公司客户还是个人客户的感受决定了金融机构运用什么样的科技、如何运用，以及在何处运用。谈到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我觉得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并存”的现象：一是智能化与柜台服务的长期并存;二是现金与支付工具的长期并存;三是数字货币与主權货币的长期并存;四是先进的后台数据批处理与市场交易层面的人性化、个性化、个人化的长期并存;五是物理网点与网络交易的长期并存。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高负债会带来货币的增发，诱发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增长失衡，出现“脱实向虚”。从虚拟经济规模上看，2006年之前，虚拟经济与GDP、工业增加值呈相对协调发展，而2007年后，虚拟经济规模开始加速上涨，远超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
《蒙格斯报告》的研究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处在16.7左右时，虚拟经济规模能够高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具有促进作用的正效应。而自2009年开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了，最新数据显示该比例已高达23.24，这有可能较大程度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没有相应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其实就是泡沫经济，会带来社会财富不公平流动，这也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性问题之一，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收效甚微。其症结就在于市场环境下，各种经济元素（资源）的流动方向是由资本回报效率决定的，任何道德号召与政策推动都会事倍功半。在资本回报的推动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相互背离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
虚拟经济发展并不是基于实体经济， 而是基于投机心理及虚拟资本独立的运动规律造成的，出现金融资产价格、不动产价格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虚假上涨，使经济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美国次贷危机表明经济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危害到实体经济。因此，为了保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必须约束泡沫经济的发展，监督和控制各种促进泡沫增长的投机活动。
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步伐协调，避免流动性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要精准、高效地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我有以下几个建议：一是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 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于区块链、供应链等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 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朱小黄系中信集团原监事长）
人们一般认为调整结构是一种纠错行为，只要判断时机准确，措施针对有效就会带来巨大收益。其实，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现象和治理规律，而且任何经济调整都是以风险承担为代价的。没有承担的机制就无法实现调整成本的分摊与消化，调整也是无法真正成功的或者反而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对长期快速增长所积累的风险的释放，某种意义上调整结构的过程就是实现风险的释放、转移、分摊和消化的过程。其核心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和切实落实风险承担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稳定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释放问题即实现风险的缓释，且被释放的风险要被合理地真实承担，这是在调整结构释放风险过程中应该树立的一个最基本观念。
结构调整过程中释放的风险不能被消灭，就必须要被不同的经济单位承担。要稳定经济增长就要保证实体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应当按契约规则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从而获得新的生机。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有资本的经济地位，政府理应承担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相当大部分风险。
在结构性调整和去杠杆的过程中，政府不能一边调整结构释放风险，一边减少自己的风险承担。结构调整去掉的产能、挤掉的泡沫、去掉的杠杆在具体交易上就反映为各种财务成本和损耗，仅由企业承担是不合理的，企业也不可能有此动力; 在风险上就反映为结构调整造成增长速度“剪刀差”带来的风险成本。被转移出去的风险会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在除政府外的各个经济单位间不断循环、传染、放大，一旦超过经济和社会框架所能承受的底线，触发全局性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会逐步加大。
科技创新与金融
过去的几年，金融科技市场投融资规模呈井喷式增长。毕马威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市场金融科技投融资额高达1118 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292%。随着开放银行的兴起、监管清晰度的提高以及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成熟，2019年将成为金融科技的又一个“大年”。
在中国，金融领域的科技运用基本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末 90 年代初：计算机单机运用;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网络系统运用;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系统的数据运用，主要用在客户分析，信用卡支付， 风险管理;第四阶段是2010年左右：互联网金融和网络支付运用;第五阶段是2010 年以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然而，金融科技的本质是科技运用， 这意味着金融的科技运用需要回归常识， 而金融创新不是科技创新，是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银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是各种科技运用的理想场景，供应链金融、支付、信用卡、风控、财务管理等技术运用含量都很高，也具备运用的动因，此外，银行还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引领科技创新。银行没有科技基因，只有服务基因。
金融机构是服务性公司，任何科技的运用都要照顾到市场的感受，所有的服务对象无论公司客户还是个人客户的感受决定了金融机构运用什么样的科技、如何运用，以及在何处运用。谈到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我觉得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并存”的现象：一是智能化与柜台服务的长期并存;二是现金与支付工具的长期并存;三是数字货币与主權货币的长期并存;四是先进的后台数据批处理与市场交易层面的人性化、个性化、个人化的长期并存;五是物理网点与网络交易的长期并存。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高负债会带来货币的增发，诱发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增长失衡，出现“脱实向虚”。从虚拟经济规模上看，2006年之前，虚拟经济与GDP、工业增加值呈相对协调发展，而2007年后，虚拟经济规模开始加速上涨，远超工业增加值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
《蒙格斯报告》的研究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处在16.7左右时，虚拟经济规模能够高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具有促进作用的正效应。而自2009年开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已经不在合理区间了，最新数据显示该比例已高达23.24，这有可能较大程度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没有相应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其实就是泡沫经济，会带来社会财富不公平流动，这也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性问题之一，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收效甚微。其症结就在于市场环境下，各种经济元素（资源）的流动方向是由资本回报效率决定的，任何道德号召与政策推动都会事倍功半。在资本回报的推动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相互背离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
虚拟经济发展并不是基于实体经济， 而是基于投机心理及虚拟资本独立的运动规律造成的，出现金融资产价格、不动产价格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虚假上涨，使经济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美国次贷危机表明经济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危害到实体经济。因此，为了保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必须约束泡沫经济的发展，监督和控制各种促进泡沫增长的投机活动。
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步伐协调，避免流动性过多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要精准、高效地将资金引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我有以下几个建议：一是提高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 规范金融市场发展秩序，强化准入标准在产品设计、风险控制、资本约束、从业经验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必要时可以采用牌照监管方式提高准入条件;二是深刻认识金融创新的实质，要以是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为出发点，回归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对于区块链、供应链等金融创新要及时稳妥治理和规范;三是对于银行业等风险管理较为规范机构，要由业务监管向资本监管转变， 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在资本约束下，倒逼和鼓励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精细化水平，助推银行机构向低资本消耗的模式转型。
（朱小黄系中信集团原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