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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地震震撼全球。世界人民受强烈震撼的是，他们看到了在抗震救灾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高度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急切地重视和珍惜人权；看到中国军人舍生忘死、以命救命的英雄本质和弘扬生命可贵的英雄主义；看到中国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和高度发扬的“仁者爱人”的中国魂以及“以人为本”理念的更加血肉丰满和真实可信。这一切体现了中国的文明程度。而这文明本身是平素的力量的积聚，而在大地震中成为向前飞跃的契机。中国人民的广阔胸怀和坚定意志感动了世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善意、理解、同情和救援。
这次大地震和全国一致的抗震救灾会检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信念，以便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同时，这也启迪我们，科学发展我国慈善事业，需要长期弘扬“大爱”精神，使之更加深化和升华。
大地震中，新闻媒体与时间赛跑，迅速报道灾情：解放军官兵冒险空降，攀危崖，冒险情，徒步翻山越岭强行军，怀着“早到一秒，就多救一人”的信念，昼夜拼搏。让灾区人民在绝望中感到希望来临的，是进人灾区的人民子弟兵。国内外医疗队夜以继日地抢救公务员生命。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在骄阳下、滂沱大雨中搬运救灾物资，在废墟中救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纷纷献爱心，捐款捐物。这次大地震募捐额达到1998年抗洪募捐额的58倍。我国人民的慈善意识空前增强，慈善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
以解放军为代表，凸显的是关心民瘼、珍惜人命、尊重人权。他们是抗震救灾的先锋和脊梁骨。他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须知，他们是在余震、暴雨、山林不时抖动、摇摇欲坠的石头随时会滑落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灾区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尤其使我们潸然泪下的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解放军伞兵写了遗书，毅然跳向未知的命运。这是解放军官兵在尽中国军人的天职。这“天职”包蕴多少意义?媒体以赫然大字凸显出“大爱”两字。当我们看到“大爱”一词，我们的身心都不由自主地颤抖。“大爱”，它告诉我们什么?
在大灾大难面前，在解放军官兵舍生忘死救援灾民之时，我们才会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党中央强调的“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涵义，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现场指挥救灾时强调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绝不轻言放弃”的意旨。解放军官兵执行命令。抢救生命，是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对抗随时可能掩埋他们的滚石，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啊!
这是“大爱”。这大爱源自解放军官兵的信仰。他们信仰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与人民是一体。他们信仰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信仰是他们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种信仰是一种崇高的觉悟。“觉”字下面是看“见”，“悟”的一边是“吾”(我)。“觉悟”之义是见到自己的良心。而良心是以公正、慈善为准则。凭良心，心里有杆秤，是非明辨，合乎公正、慈悲的事，即使舍命也要去做。正如俗话所言，一枝蜡烛，如果没有“心”，就不能点燃。即使有“心”也要点燃才有意义。这觉悟是对人生真理的觉悟。解放军官兵从他们的觉悟中产生一种人间最高的情操——责任感。他们懂得人的价值在于善尽自己的责任。一个人的责任感可以引发健康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敬，激起崇高的抱负，萌发坚决服务好大众的渴望，锤炼坚强的意志，经受千难万苦的考验，导向完满的人生。有这样的责任心，就自然地在奉献中获得内心的充实。有这样的觉悟和责任心，就会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生生不息，不怕磨难，即使遇灭顶之灾，也会在厄境中站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做厚道人，如大地那样宽广深厚，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母亲，扎根于人民大众。有此中华民族精神，必然“道济天下”，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不辞千难万苦；就能深悟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理念的真谛：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人权，特别是尊重祖国人民每一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权利。解放军官兵在抗震救灾中的英雄本色诠释了“大爱”的深刻内涵，这种“大爱”已不是单纯的服从命令，而是必然的、自然的，有着内心的充实，是理性的觉悟，是良知良触的自觉行为，是至诚无私的奉献。“大爱”是慈善的最高境界。“爱”的繁体字是“爱”，中间有“心”。“大爱”里面是真诚心、平等心、觉悟心、清净心、慈悲心。
“大爱”这个词源自佛教。我们讴歌“大爱”时，顺便返回到它的原点，考察一下“大爱”的原意，了解佛陀这位大思想家的初衷。自人类有了私有财产以后，就不断有矛盾和冲突。人们一直在思考着，并不断探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答案。佛陀的答案就是“大爱”。佛教讲慈悲，而不直言“爱”，因为在世俗人间有各种各样的“爱”。“爱”是指对与自己有亲族血缘关系之情。佛教将“爱”依次列出“亲爱”、“欲爱”、“爱欲”、“渴爱”等四种。所谓“亲爱”是指对他人的友情；所谓“欲爱”是指对某一特定人物的爱情；所谓“爱欲”是专指建立于性关系之情爱；所谓“渴爱”是指因过分执著以至于痴病之爱情。(痴意指极度迷恋某人或某物)。这四种爱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由自我出发，有时会形成变态情爱，乃至痴情。“爱”倘若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就会是一种占有，一种污染，乃至一种罪恶。佛经讲“爱可生爱，亦可生憎。憎能生爱，亦能生憎”。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
佛教提倡“大爱”，就是大慈大悲。慈是与乐，悲是拔苦。在人世间，人们在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苦闷。虽然他人与我非亲非故，但苦在他身上，忧在我的心；伤在他的身，痛在我的心。大家能以亲切的友情相互对待，这是“慈”。而“慈”的原义是“友”，从“友”演变出“慈”。“悲”的原意是痛苦。大家要以真诚心帮助他人摆脱痛苦。
佛教提倡“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指人类，乃至众生是一体，每个人应以众为我。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自他不二，休戚与共。无缘大慈是关怀别人，给予他人快乐，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佛教也讲“三轮体空”。三轮是指施者、受施者、所施之物。帮助别人以后不会记在心里，心境如“鸟过白云，鱼跃水面”一般，空中无迹，水面无痕，不为因帮助别人而烦恼，心情安然而自在。“大爱”是待人接物的最好心境。
“大爱”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精神。我们从人民解放军官兵舍生忘死的救援工作中可以看到，“大爱”并不是高深难懂的抽象概念，而是如实地、深切地感悟人性的本然。要有大爱，首先要发大心，立大愿，即发利益大众的大愿，并随时随地身体力行。爱本来无穷无尽，扩大了可以利益天下；缩小了则成自私自利，增长恶心。
解放军官兵的“大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特大地震 也唤醒千百万人民的良知，很快地在全国掀起献爱心的热潮。群众性的献爱心是真诚的、淳朴的，正如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所言，“检验真实的唯一标准，是人的脉搏的跳动”。他们是心灵震撼以后自发地捐款捐物。诚然，慈善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重要的是，慈善是一份虔诚的爱心。我们看到献血的人多了，志愿者多了。他们献爱心，没有权威的安排和摊派，也没有明星、企业家募捐大会上的掌声。他们尽心竭力地行善，让真爱自然流露。各地的慈善协会和红十字会流传着许多真情献爱心的故事。
大灾大难过后，人们会回到生活的常态。但是“大爱”应该贯穿在我们人生的整个过程，从而才有持久不衰的激情和动力。俗话说，想要灯亮着，就必须持续添加油。要让自己常行善事，就必须持续地自我教育，永远怀有一颗了解责任和反省的心，不断扩大胸襟，平时仍能以抗震救灾时的心为心，以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心田多播善种。多一粒善的种子，就可减少一根杂草。日日行善，哪怕举手投足，也存一份善念。凡有利于人者，不论事之大小，都可以做，持之既熟，久而不废，动则万善相随。日常花点时间提醒自己，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从而不失落善念。所谓“道世者，不可须臾离也”。这样，大灾大难中进发的“大爱”的火花就会继续照亮世界。即使面对世态炎凉，也能保持自己对人的真诚，保持自己对公益的热忱，保持自己心情的淡定，时时保护爱心，谨守自己当下的本分。即使我是微不足道的小草，也会与旁边的玫瑰分享满怀的露水。这样，在我们的心田中，就会有永不枯竭的泉水，来滋养我们喜悦的生命。
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一起经受了震撼，获得了生命的洗礼。我们要对得起解放军的榜样，对得起灾难中逝去的同胞。对我们来说，传承和保持大灾大难时的“大爱”，最方便和最有效的途径首先是在本职工作上尽心尽力，比如，官员能真正以爱民之心治国理政，教师能真正做灵魂工程师，医生能真正当白衣天使……用情怀做工作，把工作当作生命来对待。这就是在自己职场上做慈善服务，把大灾大难中凸显的“大爱”固化下来。
“大爱”的弘扬和广泛传播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是，民间社会能健康地发育。近来媒体上有人认为，这次抗震救灾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标志了“我国公民社会的曙光出现”。其实，我国现在仍处于由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期的长短很难预测。在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政府主导型起了关键作用。同样，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型亦非常明显，其特点之一是慈善工作中的“运动式”思维。有时轰轰烈烈，有时沉寂清淡。平时中国慈善组织所募集的善款之少，常为有识之士所唏嘘不已。一旦大灾大难来临，在政府的动员下，善款和救灾物资如潮水涌来。这说明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型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弊病。弊病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社会的健康的、由小变大的发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是越来越宽松了，但仍存在着身份地位。比如官员身份。官员还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与平民百姓还不能处于平等地位，他们的权力不容易受到制约和监督，并存在潜规则；城乡侵害造成的户籍身份，使农民工难以享有城市人的权利；僵化的人事制度造成了干部身份；因单位占有国家资源的多少而形成单位身份，特别是政府中的垄断部门和企业中的垄断企业尤为严重。这些也决定了现在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在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作用比较小。但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了非政府性、相对性、独立性、自愿性和非营利性特点。
这次抗震救灾中，灾民自救、公民和企业的自觉参与，在化解危机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也说明尚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已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主任王振耀所说，“但是现在社会和个人都没有充分参与进来，缺乏各种各样形式的对话和探索”。他的话发人深思。
我们希望向公民社会过渡得快一些。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于人权法制保障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高度，特别谈到，实行选举，公民有知情权；实行民主决策，公民有参与权；实行民主监督，公民有表达权；实行民主管理，公民有监督权。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渠道。”这些都有利于今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民间组织会有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样的，也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汇聚民间的慈善力量。这样，这次抗震救灾中凸显的“大爱”精神就能更好地得到传承和传播。
传承和弘扬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需要文学艺术家的贡献。要知道，中国自古以降多数中国人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文化作品。他们大多是从民间艺术，如版画、戏剧、曲艺、说唱、评书等中领悟到“仁、义、礼、智、信”，而长久保持淳朴的民风。要知道，聂耳的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曾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斗志。抗震救灾中涌现了多少感人的事迹啊!有军人的舍生忘死，有医疗队的忘我的救死扶伤，有志愿者的不辞劳顿。还有许多使我们不能忘怀的事：汉旺镇刘汉希望小学震后无恙，“奇迹就是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一位受伤的战士呼唤着“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已经跑出危房的小学生为救同学返身时捐躯。……倘若成百上千的感人事迹写成小说、评书，编成电视剧，谱成歌曲、交响乐，或演成舞蹈等等，将会产生多么广阔的慈善教化力量!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塑造了人，塑造了民族精神。当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懂得了爱心奉献，成为心灵渴求大爱的人，我们就会无愧地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次大地震和全国一致的抗震救灾会检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信念，以便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同时，这也启迪我们，科学发展我国慈善事业，需要长期弘扬“大爱”精神，使之更加深化和升华。
大地震中，新闻媒体与时间赛跑，迅速报道灾情：解放军官兵冒险空降，攀危崖，冒险情，徒步翻山越岭强行军，怀着“早到一秒，就多救一人”的信念，昼夜拼搏。让灾区人民在绝望中感到希望来临的，是进人灾区的人民子弟兵。国内外医疗队夜以继日地抢救公务员生命。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在骄阳下、滂沱大雨中搬运救灾物资，在废墟中救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纷纷献爱心，捐款捐物。这次大地震募捐额达到1998年抗洪募捐额的58倍。我国人民的慈善意识空前增强，慈善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
以解放军为代表，凸显的是关心民瘼、珍惜人命、尊重人权。他们是抗震救灾的先锋和脊梁骨。他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须知，他们是在余震、暴雨、山林不时抖动、摇摇欲坠的石头随时会滑落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灾区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尤其使我们潸然泪下的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解放军伞兵写了遗书，毅然跳向未知的命运。这是解放军官兵在尽中国军人的天职。这“天职”包蕴多少意义?媒体以赫然大字凸显出“大爱”两字。当我们看到“大爱”一词，我们的身心都不由自主地颤抖。“大爱”，它告诉我们什么?
在大灾大难面前，在解放军官兵舍生忘死救援灾民之时，我们才会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党中央强调的“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涵义，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现场指挥救灾时强调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绝不轻言放弃”的意旨。解放军官兵执行命令。抢救生命，是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对抗随时可能掩埋他们的滚石，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啊!
这是“大爱”。这大爱源自解放军官兵的信仰。他们信仰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与人民是一体。他们信仰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信仰是他们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他们可以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种信仰是一种崇高的觉悟。“觉”字下面是看“见”，“悟”的一边是“吾”(我)。“觉悟”之义是见到自己的良心。而良心是以公正、慈善为准则。凭良心，心里有杆秤，是非明辨，合乎公正、慈悲的事，即使舍命也要去做。正如俗话所言，一枝蜡烛，如果没有“心”，就不能点燃。即使有“心”也要点燃才有意义。这觉悟是对人生真理的觉悟。解放军官兵从他们的觉悟中产生一种人间最高的情操——责任感。他们懂得人的价值在于善尽自己的责任。一个人的责任感可以引发健康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敬，激起崇高的抱负，萌发坚决服务好大众的渴望，锤炼坚强的意志，经受千难万苦的考验，导向完满的人生。有这样的责任心，就自然地在奉献中获得内心的充实。有这样的觉悟和责任心，就会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生生不息，不怕磨难，即使遇灭顶之灾，也会在厄境中站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做厚道人，如大地那样宽广深厚，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母亲，扎根于人民大众。有此中华民族精神，必然“道济天下”，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不辞千难万苦；就能深悟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理念的真谛：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人权，特别是尊重祖国人民每一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权利。解放军官兵在抗震救灾中的英雄本色诠释了“大爱”的深刻内涵，这种“大爱”已不是单纯的服从命令，而是必然的、自然的，有着内心的充实，是理性的觉悟，是良知良触的自觉行为，是至诚无私的奉献。“大爱”是慈善的最高境界。“爱”的繁体字是“爱”，中间有“心”。“大爱”里面是真诚心、平等心、觉悟心、清净心、慈悲心。
“大爱”这个词源自佛教。我们讴歌“大爱”时，顺便返回到它的原点，考察一下“大爱”的原意，了解佛陀这位大思想家的初衷。自人类有了私有财产以后，就不断有矛盾和冲突。人们一直在思考着，并不断探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答案。佛陀的答案就是“大爱”。佛教讲慈悲，而不直言“爱”，因为在世俗人间有各种各样的“爱”。“爱”是指对与自己有亲族血缘关系之情。佛教将“爱”依次列出“亲爱”、“欲爱”、“爱欲”、“渴爱”等四种。所谓“亲爱”是指对他人的友情；所谓“欲爱”是指对某一特定人物的爱情；所谓“爱欲”是专指建立于性关系之情爱；所谓“渴爱”是指因过分执著以至于痴病之爱情。(痴意指极度迷恋某人或某物)。这四种爱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由自我出发，有时会形成变态情爱，乃至痴情。“爱”倘若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就会是一种占有，一种污染，乃至一种罪恶。佛经讲“爱可生爱，亦可生憎。憎能生爱，亦能生憎”。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
佛教提倡“大爱”，就是大慈大悲。慈是与乐，悲是拔苦。在人世间，人们在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苦闷。虽然他人与我非亲非故，但苦在他身上，忧在我的心；伤在他的身，痛在我的心。大家能以亲切的友情相互对待，这是“慈”。而“慈”的原义是“友”，从“友”演变出“慈”。“悲”的原意是痛苦。大家要以真诚心帮助他人摆脱痛苦。
佛教提倡“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指人类，乃至众生是一体，每个人应以众为我。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自他不二，休戚与共。无缘大慈是关怀别人，给予他人快乐，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佛教也讲“三轮体空”。三轮是指施者、受施者、所施之物。帮助别人以后不会记在心里，心境如“鸟过白云，鱼跃水面”一般，空中无迹，水面无痕，不为因帮助别人而烦恼，心情安然而自在。“大爱”是待人接物的最好心境。
“大爱”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精神。我们从人民解放军官兵舍生忘死的救援工作中可以看到，“大爱”并不是高深难懂的抽象概念，而是如实地、深切地感悟人性的本然。要有大爱，首先要发大心，立大愿，即发利益大众的大愿，并随时随地身体力行。爱本来无穷无尽，扩大了可以利益天下；缩小了则成自私自利，增长恶心。
解放军官兵的“大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特大地震 也唤醒千百万人民的良知，很快地在全国掀起献爱心的热潮。群众性的献爱心是真诚的、淳朴的，正如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所言，“检验真实的唯一标准，是人的脉搏的跳动”。他们是心灵震撼以后自发地捐款捐物。诚然，慈善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重要的是，慈善是一份虔诚的爱心。我们看到献血的人多了，志愿者多了。他们献爱心，没有权威的安排和摊派，也没有明星、企业家募捐大会上的掌声。他们尽心竭力地行善，让真爱自然流露。各地的慈善协会和红十字会流传着许多真情献爱心的故事。
大灾大难过后，人们会回到生活的常态。但是“大爱”应该贯穿在我们人生的整个过程，从而才有持久不衰的激情和动力。俗话说，想要灯亮着，就必须持续添加油。要让自己常行善事，就必须持续地自我教育，永远怀有一颗了解责任和反省的心，不断扩大胸襟，平时仍能以抗震救灾时的心为心，以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心田多播善种。多一粒善的种子，就可减少一根杂草。日日行善，哪怕举手投足，也存一份善念。凡有利于人者，不论事之大小，都可以做，持之既熟，久而不废，动则万善相随。日常花点时间提醒自己，人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从而不失落善念。所谓“道世者，不可须臾离也”。这样，大灾大难中进发的“大爱”的火花就会继续照亮世界。即使面对世态炎凉，也能保持自己对人的真诚，保持自己对公益的热忱，保持自己心情的淡定，时时保护爱心，谨守自己当下的本分。即使我是微不足道的小草，也会与旁边的玫瑰分享满怀的露水。这样，在我们的心田中，就会有永不枯竭的泉水，来滋养我们喜悦的生命。
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一起经受了震撼，获得了生命的洗礼。我们要对得起解放军的榜样，对得起灾难中逝去的同胞。对我们来说，传承和保持大灾大难时的“大爱”，最方便和最有效的途径首先是在本职工作上尽心尽力，比如，官员能真正以爱民之心治国理政，教师能真正做灵魂工程师，医生能真正当白衣天使……用情怀做工作，把工作当作生命来对待。这就是在自己职场上做慈善服务，把大灾大难中凸显的“大爱”固化下来。
“大爱”的弘扬和广泛传播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是，民间社会能健康地发育。近来媒体上有人认为，这次抗震救灾中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标志了“我国公民社会的曙光出现”。其实，我国现在仍处于由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期的长短很难预测。在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政府主导型起了关键作用。同样，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型亦非常明显，其特点之一是慈善工作中的“运动式”思维。有时轰轰烈烈，有时沉寂清淡。平时中国慈善组织所募集的善款之少，常为有识之士所唏嘘不已。一旦大灾大难来临，在政府的动员下，善款和救灾物资如潮水涌来。这说明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主导型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弊病。弊病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社会的健康的、由小变大的发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是越来越宽松了，但仍存在着身份地位。比如官员身份。官员还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与平民百姓还不能处于平等地位，他们的权力不容易受到制约和监督，并存在潜规则；城乡侵害造成的户籍身份，使农民工难以享有城市人的权利；僵化的人事制度造成了干部身份；因单位占有国家资源的多少而形成单位身份，特别是政府中的垄断部门和企业中的垄断企业尤为严重。这些也决定了现在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在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作用比较小。但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了非政府性、相对性、独立性、自愿性和非营利性特点。
这次抗震救灾中，灾民自救、公民和企业的自觉参与，在化解危机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也说明尚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已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主任王振耀所说，“但是现在社会和个人都没有充分参与进来，缺乏各种各样形式的对话和探索”。他的话发人深思。
我们希望向公民社会过渡得快一些。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于人权法制保障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高度，特别谈到，实行选举，公民有知情权；实行民主决策，公民有参与权；实行民主监督，公民有表达权；实行民主管理，公民有监督权。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渠道。”这些都有利于今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民间组织会有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样的，也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汇聚民间的慈善力量。这样，这次抗震救灾中凸显的“大爱”精神就能更好地得到传承和传播。
传承和弘扬抗震救灾的“大爱”精神，需要文学艺术家的贡献。要知道，中国自古以降多数中国人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文化作品。他们大多是从民间艺术，如版画、戏剧、曲艺、说唱、评书等中领悟到“仁、义、礼、智、信”，而长久保持淳朴的民风。要知道，聂耳的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曾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斗志。抗震救灾中涌现了多少感人的事迹啊!有军人的舍生忘死，有医疗队的忘我的救死扶伤，有志愿者的不辞劳顿。还有许多使我们不能忘怀的事：汉旺镇刘汉希望小学震后无恙，“奇迹就是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一位受伤的战士呼唤着“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已经跑出危房的小学生为救同学返身时捐躯。……倘若成百上千的感人事迹写成小说、评书，编成电视剧，谱成歌曲、交响乐，或演成舞蹈等等，将会产生多么广阔的慈善教化力量!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塑造了人，塑造了民族精神。当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懂得了爱心奉献，成为心灵渴求大爱的人，我们就会无愧地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