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  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少年时期，是大多数人一生的奠基阶段。少数人“年少有为”，甚至“童年有为”被称为“神童”，因远超于同龄人而受后人传诵。“神童”这样一个概念流传已久，但它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何时呢？这一文化现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呢？
　　“小儿神项橐三难孔夫子”可能是最早的神童故事。故事中，孔子在與七岁小童项橐的一连串问答与反诘后，败下阵来，并拜项橐为师。这类故事口耳相传，主要还是为了宣扬小小孩童的机智过人之处。而汉代则是“神童文化”的形成期，此时的人们推崇神童人物变得系统化、广泛化。
　　《太平御览》中的《孔融列传》讲述了孔融让梨的故事，称“宗族奇之”。《东观汉记》说张堪“年六岁”，“才美而高， 京师号曰‘圣童’”。《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对扬雄的夸赞中，说道“雄子神童乌， 七岁预雄《玄》文”。《艺文类聚》写爱书至凿壁藏书的杜安，也说他号曰“神童”……
　　除了正面的“神童”形象，也出现了“伤仲永”式的悲剧人物。如汉末的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选”，但他虽有才华，品性不端，最终无所作为，白白浪费早慧的天资。
　　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表明了“神童”被正式当作一个社会性群体，并被视为一种形象符号，具有一定的年龄区间并承载了独特的品质。汉代独特的“神童”文化现象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可以看作社会文化繁荣和民间教育进步的结果，折射出汉朝时人们培养幼童的观念和对孩子的期望，以及当时受儒学浸染追求文化进取的精神。
　　汉代的画像石和碑文中，十分流行“神童”的形象。东汉光和四年的《童子逢盛碑》，以“究竟人爵，克启厥后。以彰明德，胤嗣昭达”之词赞美逢盛的才华，又哀其“夭陨精晃，苗而不秀”。蔡邕撰文的《童幼胡根碑》和《袁满来碑》，记载了小童胡根“聪明敏惠，好问早识，言语所及，智思所生，虽成人之德，无以加焉”，可惜7岁遭疾夭逝。而15岁去世的袁满来更是“逸材淑姿，实天所授，聪远通敏，越龆龀在阙”。
　　其实，所谓“神童”并不“神”，他们并未拥有某种超自然的神性，他们仅仅是社会地位上被神化，实际是将成年人的品质降维。古往今来的神童都有着相似的品格——早熟、早慧，他们身上展现出了不符年龄的知识水平或道德素养，有时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胜于普通成年人。正如《三国志》中曹操想知道孙权所赠巨象的重量，“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而曹冲给出了完美的解答，人们赞其“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
　　细观碑文和人物生平，神童往往对社会不存在什么突出贡献，而其“聪慧”也无赫赫有名的事例折服众人，仅仅在熟识人际圈内颇负盛名，但并未“出圈”。将本无可述的孩童夸张记述为一位聪慧闻名、天公抖擞的神童，实际上内容华而不实，人物形象扁平无血肉。仅凭这样为何就能在死后拥有分量十足的丰碑，且这些碑文还请了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来着笔？只因他们并非寻常人家的孩子——胡根的父亲是陈留太守胡硕，祖父是太尉胡广，而袁满来是“太尉公之孙，司徒公之子”。
　　在逢盛碑文的最末记有：“门生东武孙理、下密王升等，感激三成，一列同义，故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一名十二岁的童子，怎么会有门生，想必应该是他父亲的。碑文行文方式与成年人的如出一辙，如此溢美之词大概是那些攀附权贵的门生们讨好主人的忠心。
　　“神童”的早亡被巧妙地利用起来，提供给成人经营人际关系的机会。只是可悲了孩子，他们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们留恋伤怀的世界，而是一个为大人们方便行事而组建的系统。
　　汉代学者王充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把自己说成是一位懂事好学的小大人：“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王充印象中的“自画像”，大概就是项橐的形象。虽然拿着孩子的玩具，体量瘦小，但他的穿着、举止，都看不出属于孩子的特征。项橐煞有介事地与孔夫子相对而论，甚至被孔子拜师，说到底，本质上是一个成年人形象的缩微版模型。而王充后来有所成就，他自然也成为了民众心中的神童梦想之一。
　　同时，如王充所叹惋的，他并未拥有多数孩子的平常童年。如江苏邳县东汉缪宇墓画像石中，可以看到：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沉浸于捕蝉游戏中，他们结伴玩乐，顽皮可爱又怡然自得。身在另一个世界的“神童”如果有知，他们也许厌倦了自己正襟危坐的姿态，他们也想挣脱“神童”的头衔，羡慕那些尽享童年的同龄人的快乐与自在。
　　神童的称谓既是光环，也是枷锁，更多的是父母望子成龙成凤的寄托，以及社会共识中对培养孩子“成人”的急迫。但万事也应顺时而为，违背孩子成长的规律不可效仿。
　　更何况，很多“神童”故事原本就掺杂着水分，挟裹着成年人的欲望包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