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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学贯中西者比比皆是,渊博古今者大有人在,兼修文理者亦不乏其人。但是,真正能够贯通中西、古今、文理者,则屈指可数,潘光旦(1899-1967)即是其中之一。
潘光旦一生嗜书如命。他14岁考入清华时,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了,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于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阅后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的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由于博览群书,潘光旦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潘光旦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冲,人之师表,此之谓也。费孝通对此体会最深。费、潘二人邻居多年,费孝通每遇难题,即叩门于潘府。“没有什么潘光旦不知道的!”他说。只是,在潘光旦去世后,大家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字典”了。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 1200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对于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1936 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 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时常拉出去批斗。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厉声质问潘光旦:“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教授家里就只有100多元?”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买书了。”
潘光旦一生嗜书如命。他14岁考入清华时,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了,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于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蔼理士《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阅后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道:“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的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由于博览群书,潘光旦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潘光旦有才气而无脾气,博学而谦冲,人之师表,此之谓也。费孝通对此体会最深。费、潘二人邻居多年,费孝通每遇难题,即叩门于潘府。“没有什么潘光旦不知道的!”他说。只是,在潘光旦去世后,大家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活字典”了。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 1200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对于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1936 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 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时常拉出去批斗。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厉声质问潘光旦:“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教授家里就只有100多元?”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买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