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后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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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包括东西、鬼子、李冯的“广西三剑客”的出现,使长期沉寂的广西文学突然走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成为当时一批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焦点;2015年,包括田耳、朱山坡、光盘的“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对于十八年前的“广西三剑客”,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一个及时的呼应,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十八年前崛起的文学桂军,又启动了一次文学格局的突围,一次自我书写的超越。
  至今,人们还对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李冯《孔子》保持着深刻的文学记忆。“广西三剑客”引起文坛对诸如“苦难叙事”“底层书写”“经典戏仿”等话题的持续关注。如今,“广西后三剑客”的出现,他们对“广西三剑客”是一个怎样的声援和呼应?他们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怎样的新鲜内容?这些,或许是“广西后三剑客”命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说真正的文学必然扎根于时代的沃土,那么,从“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到“广西后三剑客”的登场,十八年来,中国社会确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有两个统计数字或许特别醒目。那就是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国终于从农业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同是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或许,台湾同胞的观察感受更为客观深刻。在《飘零一家》中,台湾作家亮轩记录了他对大陆变化的感受。1988年,他首次到北京,当时的首都机场,破旧并且小得可怜,六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在当时北京人眼里,已经被认为很宽敞。然而,后来他往返大陆,对大陆的巨变发出惊叹:
  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拼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屣,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
  确实,在我的文学记忆中,中国文学曾经长期耿耿于怀中国的停滞、衰老、贫穷和饥饿,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像阿城的《棋王》、方方的《风景》、余华的《活着》,都有堪称经典的饥饿描写。然而,人们很难想象,仅仅二十年,中国社会似乎真的实现了改天换地。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带着方便面到国外留学度日;二十多年后,中国游客在欧美疯狂抢购奢侈品。
  于是,“广西后三剑客”首先以强烈的时代性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田耳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可谓其中典型,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小说的主人公符启明,出场之时是佴城洛井派出所的巡逻员,还需要打狗捕鱼改善生活。小说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符启明已经不再对巡逻查赌这些事情亲力亲为,也不再在乎工资奖金,他有了自己的产业,经营赌档,茶楼成了他的据点,包厢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关系网的枢纽,交际的平台,还给自己的辅警同事派发红包。小说接近三分之二的时候,符启明已经成为佴城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拿到佴城一半以上楼盘的广告。小说接近六分之五的时候,我们得知,符启明通过购进卖出,获取暴利,成为凶宅经纪人;城南一带,所有发廊、美容厅、休闲会所都被符启明掌控。如小说所写:
  经过若干年的打拼,他手头的生意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加之任用得才,管理有序,现在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三十啷当岁,他已经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这是一个财富时代。短短几年,符启明从一个月收入四五百元的编外警察,成为日进斗金的大佬。然而,符启明并不是孤例,小说进行了接近六分之四的时候,写到佴城集资热:
  佴城各楼盘的开发商都在集资,送很高的利息,按月算,有的三分有的五分,有的甚至一角,投十万一个月就返一万。这种情形下,手里有钱还没搞投资的,拿着钱就像拿着接了弦的手榴弹,急不可待要扔。
  这样的速度,正如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速度,令人眩晕。许多人都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句子描述中国当下现状: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虽然狄更斯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但这段话确实可以成为中国当下时代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恰恰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成就了符启明;也是这个时代的好与坏,葬送了符启明。符启明身上,交织着这个时代所有悖反的力量;符启明本身,正是这个时代好与坏合谋的结果。
  然而,这样的时代终究会终结。小说也写到了其终结的预兆:
  此前不久,公安部下发一个文件,今后各基层派出所罚没款项必须全额向地方财政缴纳,向被罚款人出具财政收据。如果私自罚款不上缴财政,被罚款人一旦举报,一经查实,将由派出所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上缴财政的款子也有返还,那可以说微乎其微。这项规定一出台,即意味着辅警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
  这个情节出现在小说《散财宴》一节,显得饶有意味。财富有聚的时候,财富也有散的时候。这个属于中国的最好与最坏合谋的时代,也终究会有终结的时候。
  在《天体悬浮》这个长篇小说中,田耳设置了一个贯穿全篇的情节,即符启明的观星爱好。这个出身草根,其事业紧贴地面的主人公,竟然有仰望星空的雅好。符启明这一人物肉体与灵魂的错综复杂,似乎也隐喻着我们这个时代恶与善的错综复杂。如今,人们喜欢说中国社会精神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的建设。这似乎可以认为是对当下现实的一个诊断。身体一路狂奔,灵魂无处安放。
  如果说田耳的小说凝聚着时代性,那么,朱山坡的小说则隐藏着同情心。
  《惊叫》讲述了一个凶杀案。凶手是一个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在深圳大半年也没有找到工作,之后到了遇害者供职的就业中介公司,把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交给了遇害者。遗憾的是,一个星期过去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凶手终于精神崩溃,用一把牛角刀刺杀了遇害者。   遇害者的弟弟赶到深圳为姐姐处理后事,他对凶手恨之入骨,恨不能亲手杀了他。在公安局,他见到了凶手的姐姐,一个哑巴。哑巴向他鞠躬。几经周折,遇害者的弟弟终于向哑巴讲述了姐姐对自己的恩情。哑巴在便笺上留下了几句给遇害者弟弟的话:
  抱歉!
  我弟弟向来是一个善良、羞怯、胆小怕事的人。这次他肯定是中邪了。
  请你相信,我弟弟真的是一个好人。我能找到无数的人和例子为他证明。但我不能替他辩护。我越辩护对你和你姐姐的伤害越大。
  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弟弟会做错事,是因为我没有你姐姐好。我做得还不够好,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杀人偿命,他逃不掉了……我弟弟,但他死后我不放心,请你姐姐领着他上路,到那边帮我照顾他。
  离开遇害者弟弟之后,哑巴去了医院太平间,跪在遇害者遗体面前,自杀身亡。她的想法是,她死了,才能与遇害者沟通,才能得到遇害者的宽恕。
  小说标题“惊叫”。小说开始于遇害者弟弟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忽然发出一声惊叫,原来,他听到一个凄厉的声音,“仿佛是在呼救,那声音很熟悉,但很稀薄,是经过了迢迢千里到达这里的,它像刀一样插入我的心脏。”这声音“是痛苦、恐惧和绝望的呼叫”。遇害者弟弟意识到,这呼救的声音来自他的姐姐。
  果然是他的姐姐发出的呼救声:
  我听到的果然是姐姐的惨叫和呼救。那些声音穿越800多公里的风尘和无数山峦准确无误地到达我的耳朵。
  小说结束于遇害者弟弟回到家乡之后,每天在惠江江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能看到江面上有两只并肩而行的鸟,它们从南面的旧码头款款地掠过水面,像在他们面前表演一次超低空长距离的滑翔。遇害者弟弟的妻子感觉这对鸟就像一对孪生姐弟。
  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小说。遇害者弟弟相隔八百公里听到姐姐的呼救声,并肩飞行的水鸟每天都在遇害者面前做一个热烈的示意动作。“惊叫”,在小说里象征着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同情。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都泯灭了,同情心只是潜藏在与被同情者同呼吸共命运的亲爱亲朋的心里。小说用近乎神话的叙事,向每一个阅读者传递同情心。遇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害者甚至也值得同情。唯有怀抱深情和大爱,才可能抵达这种同情。
  《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粗看像是一个无厘头的故事。蝶花派出所接到仙鹤小区一位老太太的报警电话,原来是老太太听到她所在的仙鹤小区有人呼救。实习民警小宋到仙鹤小区调查。
  首先调查的是居住在7栋402号房的住户,这是一对氮肥厂的下岗夫妇,男的得了白血病,半死不活的,唯一的女儿是个智障。但这对夫妇否认了他们曾经发出过呼救声。
  接着调查的是五楼从美国回来的夫妇。他们说他们曾经呼救,但那是在美国。
  然后到六楼调查。这是一个孤寡老人,曾经是一个教授。教授正在写一篇文章《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他表示自己的嘴巴没有发出过呼救声,他历来是用文章呼救。
  之后到顶层。然而,顶层的住户是打报警电话的老太太,她同样否认她曾经发出过呼救声,她觉得那呼救声来自她的更上方。
  她的更上方是楼顶。楼顶除了一个小水塔没有其他东西。
  如果一定要追究,或许呼救声的发出者正是老太太。虽然她否认她曾经发出呼救声,但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们发现,老太太可能存在精神幻觉,她本来是独居者,但她却声称她的亲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一回来便满满一屋子人。
  然而,小说的寓意显然不是为了展示老太太的精神幻觉。诚如民警小宋在402号房里所说,那对生活已经进入绝境的氮肥厂夫妇是可以呼救的,只是他们未曾呼救;也诚如那对居住在五楼的回国夫妇,他们活得压抑,感到窒息,但只是在美国才曾经呼救;还诚如那个居住在六楼的孤寡老人,他的文章充满了振聋发聩的呼救声,可惜人们听不到;当然,有精神幻觉的老太太同样可能呼救,虽然她极力否认,但她既然可以把不存在的亲人团聚当作事实,那么,她同样可能把她事实上发出过的呼救当作虚无。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呼救无处不在。只是,这个世界缺少能够倾听呼救的同情心。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也许,作者想表达的是,本该惊心动魄的呼救声在这样一个欲望众声喧哗的时代,已然成为最细微的声音,被绝大多数人所充耳不闻。
  阅读朱山坡的小说,总能让我想起鲁迅的小说,像《中国银行》之于《孔乙己》、《灵魂课》之于《祝福》。朱山坡的小说显然不是为了像鲁迅那样“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一方面,朱山坡的小说尚未达到鲁迅那样的忧愤深广;另一方面,朱山坡也没有必要重复鲁迅的创作路径。但是,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一段话,却可以看成是朱山坡小说一个很好的注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正如鲁迅所言,一般人不仅感受不到他人肉体的痛苦,而且也感受不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在这样一个物质膨胀、心灵空虚的时代,同情心的匮乏可能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如果把朱山坡的小说称为灵魂叙事,那么,我们发现,朱山坡小说所努力传达的,恰恰是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痛苦。他似乎想通过对这种痛苦的传达,重新唤醒人类沉睡已久、麻木不仁的同情心,帮助人们听到那最细微的呼救声。
  田耳用他的小说勾勒出一个时代,朱山坡用他的小说唤醒我们的同情,光盘则用他的小说呈现出生活中的荒谬感。
  光盘小说往往把一个情节和一种心理推到极端,听凭情节和心理的自身逻辑发展。长篇小说《王痞子的欲望》如此,长篇小说《英雄水雷》亦如此。   《英雄水雷》中的水雷实际上是水皮和雷加武两个人物的姓氏。水皮是张镇人,雷加武是唐镇人。张镇和唐镇虽然相邻,却属于不同的省份。
  张镇人水皮烤红薯引发了山火,在救火过程中受了轻伤,火势过猛水皮逃离了火灾现场。几乎同时,雄村发生了一场火灾,运送特殊物资的卡车不幸起火,五个押送人员得到一位不明身份的年轻人的救助。结果,当水皮来到雄村火车站,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救助他们和抢救国家财产的救火英雄。尽管水皮从来没有冒领这错误的荣誉,但来自上方的认定使水皮定格为救火英雄。
  真正的救火者其实是唐镇人雷加武。因为口音的原因,雷加武被押送人员误认为是张镇人。这个误解进一步导致张镇人水皮成了救火英雄。雷加武对押送人员实施救助之后分手,得到押送人员回头找他的承诺。然而,由于押送人员后来误以为水皮是救火英雄,雷加武始终未能等到押送人员的到来。
  于是,小说出现了这样的悖谬局面:一方面,水皮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救火英雄,却被强加了许多荣誉,甚至出版了《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另一方面,雷加武虽然是真正的救火英雄,却从来没有等到英雄的官方认定,雷加武对自己救助事迹的讲述,全部被当成谎言,陷入众叛亲离的状态。
  荒谬,也许是人们阅读这个作品最直观的感受。然而,仔细思考小说的各种貌似荒谬的情节,或许会发现令人震惊的真实感。当水皮被误认为英雄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誉;当雷加武被误认为骗子之后,加诸其身的是举世之毁。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否司空见惯?尽管水皮说不出任何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但有关方面却能炮制出《救火英雄水皮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似乎也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全部情节极其荒谬感完全建立在“说普通话的人”善意的误会。这个误会一旦形成,荒谬就开始以自身的逻辑运行。于是,一方面,我们在理智上清楚地意识到所有情节的荒谬;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生活中反复经历类似荒谬的体验。
  真相,因为善良的误会而被遮蔽。小说引发的思考是多层次的。首先,小说探讨了流行中国社会千百年的英雄情节。社会对英雄的膜拜,完全抵达非理性的程度。其次,小说实际触及一个很深的命题,即真与善的冲突。认定水皮为救火英雄,其出发点无疑是善。然而,不仅一个善意的误会需要无数的谎言去论证,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伪善;而且,善的出发点因为扭曲了真相,还会带来了一系列恶的后果。最后,小说关于“普通话”的叙述,水皮成为英雄来自“普通话”的误会,雷加武陷入悲剧缘于“普通话”的疏忽,诚如一位读者指出的:“在《英雄水雷》中,‘普通话’的语言才是权力,被‘普通话’认可的就是真理……”这种话语权与事实真相的脱节,是否可以引起我们对获得如此大授权的“普通话”的质疑?
  从“广西三剑客”到“广西后三剑客”,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桂军某些持续的元素。他们的剑法,不属阳刚的一路,更多阴柔的传承;虽然不够厚重,但却极尽灵巧,走的是荒诞、反讽、含混、黑色幽默的路径,总是与名门正派保持距离,偶尔从旁门左道获得招数。就地域文化而言,他们不属于北方晋鲁,而属于南方楚越;就文化教派而言,他们儒的成分甚少,道的因素较多。他们虽然剑走偏锋,旁逸斜出,却往往歪打正着,直击并挑开现实的真相。
  这种剑法,固然与广西地理上的边缘位置有关,也与长久以来广西人文的边缘化现实相连。“广西三剑客”实现了文学桂军边缘的崛起,“广西后三剑客”试图体现文学桂军向文学腹地的纵深。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但愿这些中国南方之剑,不仅神出鬼没,疾如闪电,而且元气充沛,内力源源不断。
  【注释】
  亮轩:《飘零一家》,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田耳:《天体悬浮》,304、222、292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朱山坡:《喂饱两匹马》,65、5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见《鲁迅全集》第7卷,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滕玉敏:《从“被英雄”到话语权》,光盘《英雄水雷》附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研究课题“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13BZW004)、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桂学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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