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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年末，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决定，我和上海泉漳中学的4位同学一起，假装成回乡探亲的兄弟姐妹，經过10天路途辗转，终于穿过敌占区，进入根据地。当时苏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大片，我们经过海安、安丰、东台，到达目的地——苏北盐城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
物质匮乏、精神富足的抗大生活
我们抵达第五分校，在招待所住了下来。当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啊！记得元旦当天，五分校的有关领导给我们介绍了抗大的基本情况，又给我们发放了军衣、军帽、绑带等，还有一条不足两斤重的薄棉被。我身材瘦小，穿上那套又长又大的灰粗布棉衣，衣服大得拖到我的腿弯那个地方。当时队列科的领导看我的表格登记中有“共产党员”几个字，就笑着对我说：“你还是个小布尔什维克！”我被分配在二大队六队（也就是连），我们大队三个队，全部住在盐城的一个庙里，那庙很大。
抗大五分校那时刚刚建立，坐落在盐城城内靠近城墙的一个大宅院内。校部门前有一条小河，通过小桥才能进入大门。大门上端是一块陈毅校长手书的横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五分校”。大门两侧是青灰色的围墙，分别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醒目的白色大字。校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校部院内除了校直机关外，还住有女生大队，近旁就是全校会操用的大操场。
因为处在敌后，物资供应困难，抗大的生活十分艰苦，也很紧张。每天5：40吹起床号，不准点灯，我们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打好绑带，着装整齐，6点钟准时到达操场。记得那个时候的伙食标准，是三钱盐，三钱油，饭大体上能吃饱。因为油的标准低，一般都是菜烧熟后才加一点油。一个班12个人，1盆烧青菜，为了使饭量大的同志不致吃到后来没饭吃，班里约法三章：第一碗饭吃白饭，第二碗饭再吃菜，第三碗饭才准用菜汤泡饭吃。吃饭规定是吃干饭6分钟，吃稀饭10分钟。每月大致能吃上一次红烧肉。由于平时油水少，猛然油量大增，因而每次吃了红烧肉后拉肚子的人很多。猪是哪来的呢？是用我们厕所里的大粪和当地群众换的。每月一般都能发上一点津贴费，官兵差距很小，抽烟的同志就买点黄烟丝，不抽烟的如不需修补鞋袜，就买点花生、瓜子吃。睡的是地铺稻草，用城墙砖围一下，但是内务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由于卫生条件差，又缺乏替换的内衣，几乎每人都生了虱子，当时还美称为“革命虫”。还有不少同志长了疥疮。
虽然物质生活艰苦，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丰富充实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最真挚的关系，“同志”是崇高的称呼。每天黎明，城墙上的军号声一响，就宣告了一天活动的开始。接着，到处是出操的口令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那时，连队每周至少教唱一支歌，吃饭和上课前都要站队唱歌。每月都要召开一次文娱晚会，看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表扬好人好事。有时全校或全军的文娱活动，就在我们抗大的大礼堂举行。这个所谓的大礼堂，实际上就是一个用当地的很简陋的材料建起来的大棚子，墙壁就是用秫秸秆子、毛竹加上泥巴和石灰糊上的。里面的座位都是拿城墙砖砌起来的，是一个草顶泥墙、能容纳千把人的大草棚，有一次刮台风把屋顶都刮掉了。每次开大会都十分热闹，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礼堂周围摆满了卖花生、鸡蛋的小摊子，灯火点点。礼堂内汽油灯照得通明，气氛活跃，啦啦队的呼叫声和歌唱声此起彼伏。那时拉唱歌，上至军长下至学员、士兵，真是一律平等。陈毅同志就曾多次被拉上台唱歌，大家特别欢迎他用法语唱的《马赛曲》。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大都是配合形势战斗性较强的小节目，也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大戏，如鲁艺演出的《重庆交响乐》《罪与罚》《黄河大合唱》《扬子江暴风雨》《怒吼吧长江》等。
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除去行军作战外，实际学习时间大概4个月。学习的内容，有政治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政治工作等。同时还学习条例、条令、游击战术，以及制式教练、投弹、劈刺等，因此学习是相当紧张的。每人发有一个小板凳，捆在背包上，皮带上挂着一个铅皮茶杯，吃饭的筷子就插在腿上的绑带里，这样随时都可以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到处都是课堂。一般上午上几节课，下午上几节课，晚上大家围坐在地铺上，借着一盏小油灯的光，开学习讨论会或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都是秘密召开的，我在抗大学习期间，党组织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一百多人的连队才十来个党员，党的会议内容，除总结工作外，主要是布置发展党员的工作，研究如何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反扫荡、行军作战中的党员模范作用和防止逃亡等。那时会议很少，每次会议都十分简明。
我所经历的大轰炸、皖南事变和反扫荡
我到抗大的第十一天，就遇上了日寇飞机的大轰炸。那一天轰炸时间很长，把我们所住的大庙好多地方都炸尽了，一片瓦砾，但部队无人伤亡。
就在飞机炸过没几天，我们得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已于1941年1月6日发生了。我第一次听到陈毅同志的长篇讲话。他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的罪行，提出我军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他的讲话使大家义愤填膺，情绪非常激动，纷纷摘下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摔到地上。我在国统区时，还有所谓“正统”思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参加了游行庆祝。我也参加过庆祝蒋介石50大寿的募捐活动，全国学校为蒋介石募捐了一架飞机。皖南事变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我，对国民党排除异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久，新的新四军军部成立，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委，华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反“扫荡”好像是在1941年的5月。抗大都离开了盐城，这是我第一次行军，大概走了有四五十里路。因为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一路上我还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帮助了一些同志。我那时16岁，体力有限，到了宿营的地方，弄好睡觉的地铺以后，很快就躺了下来。后来我们的政治教员袁牧华同志来看我，把我背到澡堂里洗了个澡。他告诉我，行军以后，别的事情可以不做，脚一定要洗，洗过脚可以消除疲劳，第二天就可以急速走动，不然的话，第二天就走不动了。这件事和我学到的关于行军的知识，更让我进一步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也帮助我后来能适应经常行军的艰苦生活。 日寇飞机的第二次大轰炸，是在1941年的秋天。在这之前，情报方面已经有消息：日寇又一次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扫荡”的目标就是新四军军部，因此军部已经提前离开了盐城，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由我们队进驻。军部所在地，就在盐城登灜河大桥的边上。那一天，我正在登灜河里头游泳，突然飞机来了。我趴在河滩上，看到飞机投弹，前后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当时飞机轰炸肯定是来炸军部的，因为军部已经离开，我们连进驻了。这次轰炸，除了炸毁一些房屋以外，我们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几天以后，我们也离开了盐城。记得在盐城的海边，我们还遭受了一次袭击，打了一仗。那一次，幸好我已经学会了游泳，敌人袭击的时候，我们连队都撤到了一条河的对面。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以后，我们迂回包围了敌人，抓了几个伪军俘虏。这次“大扫荡”以后，我们抗大就进驻到当时的东坎镇，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滨海县所在地，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时间。
日寇对苏北的最大一次“扫荡”，是在1942年的12月。当时日本军队就出动了一万多人。为了粉碎这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离开盐阜区，转移到了津浦路东淮南地区的盱眙县境内。那个地方在苏皖交界的盱眙和天长之间，是比较贫瘠的地区，用水也很困难。抗战爆发以后，日寇还没有到过那个地区，但盱眙县城驻有日本军队。因为是在淮河以南，大家称之为淮南。我们到达淮南的时候，正值当地大灾荒，粮食歉收，老百姓就是靠豆饼及野生的荠菜、盖菜（大叶子芥菜）煮一煮，糊在一起充饥。我们在淮南前后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在那里经历了整风运动、生产运动和日本投降。
听陈毅同志作自我批评
敌后的整风运动，比延安的整风运动要晚一点，是在1943年新四军军部到淮南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像延安那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敌后的整风运动中间就没有发生。而淮南比较稳定的敌后环境，也保证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寇对我新四军敌后各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更加频繁地封锁“扫荡”，使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为彻底粉碎日寇的封锁“扫荡”，切实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风、精兵简政和生产运动的三项指示，作出具体部署。
在抗大两年后，1942年12月，我被调到设在军部的胡立教办公室，学习破译截获的密码，获取敌方情报。这个工作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是我一生从事党的技侦工作的开始，我是在那里参加整风运动的。
当时整风的学习文件少而精，有毛主席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軍部的整风运动一开始，陈毅同志作动员报告，以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作为动员的主题。对毛主席的这篇重要论著，一开始我们的理解都很肤浅，经陈毅同志一讲，才懂得了它极其丰富的内涵。仅是对文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一段，陈毅同志就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解，以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党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和失败的教训。就在这时，他联系实际，非常坦率地讲了自己犯过的大错误，那就是反对过毛主席。他说，南昌起义的队伍坚持要南下，而毛主席认为南下不妥，敌人力量太强，我们的队伍会遭受很大损失。陈毅说自己当时是支持南下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南昌起义的队伍真的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他的这种自觉的、无保留的自我剖析，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样一位全新四军职务最高的、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能做如此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批评，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陈毅同志说，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一定要懂得文章深刻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理解这篇文章。动员报告极大推动了新四军军部的整风运动。事隔几十年，他当时的讲话精神，仍然深刻地印在我脑海中。
我们学习的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1939年他在新四军华中党校作报告时的记录，发给我们的那份印出来的报告上面，哪里出现掌声都非常仔细地标了出来，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很不容易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针对性强，比较口语化，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易懂，特别是他讲到作为共产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还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员要“慎独”，加强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党建党20余年来的党内准则，也是我长期以来所忠实遵循的准则。
除了陈毅同志以外，当时还有为我党秘密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潘汉年讲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的“关于绝对平均主义”的一课，张云逸副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等也都讲了课。张云逸副军长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老人，他讲到了自己当过军阀，当过国民党，最后选择了共产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变化过程。赖传珠参谋长着重讲了游击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次整风，时间持续将近一年。在个人写完自传，整风将要结束时，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和我们逐个谈了话。记得谈话的中心是两点，一是要我们安心于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指出名位思想是错误的、不光荣的；二是要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技术，用自己的智慧和手中的笔，去做好党的密码破译工作，这是党交给的一项十分重要、十分光荣的工作。首长们的这些教育，虽已时隔数十年，但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敌后的精兵简政和生产运动也开始了。为了减轻淮南当地群众的负担，组织上要求军队粮食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所以这个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我们自己动手种粮、种菜、种瓜，还养猪、养羊、养鹅、养鸡。所以当时有人说：“你们穿上军装是军人，挑起粪桶像农民，坐下看书变学生。”
回顾那时，一般都是早上5点到7点搞生产劳动，早饭后至11点是工作，午饭后至17点继续工作，晚饭后又是1至2小时的劳动，19点至21点整风小组会，21点以后再工作，直至当天工作搞完。这样紧张的安排，没有互争时间的矛盾，更无任何怨言、牢骚。晚上的整风小组会，大家一边品尝自己种植的瓜果，一边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一起去突击工作，处理完当天的所有密报，常常都要搞到凌晨。
那个时候，整个单位相当精干，立教办公室（调研室）从主任到下面的三个科，加上运输班、通讯班、炊事班，全都算上就是五十多人。我所在的二科，不到十个人，工作任务很繁重。胡立教同志要求各科的业务领导，一定要做到政治和业务的结合，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和生活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家都提高了事业精神，精神状态就好。另一方面，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以身作则，对我们有榜样力量。
抗大生活和敌后整风重塑我的人生
我16岁离开上海到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抗大生活和敌后整风的经历，对我一生都产生极大影响。78年过去了，当年敌后整风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始终把那次整风看作一次最成功的自我思想教育，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相互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我的革命人生观、荣辱观、价值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陈毅元帅在我们新四军老战士心中，永远是一座革命的历史丰碑。当时胡立教办公室（调研室）就设在军部，有一次他在胡立教陪同下到我们破译室，看我年纪小，就笑着说：“你是一个学徒吧？”他还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都要得到客观的验证，不能想当然，这就是科学。”我听过几次陈毅同志的报告，他的坚定豪迈、风趣幽默，令我永远难忘。1946年，在随军长行动中，我们又目睹了陈军长在山野兵力不足，难以形成优势兵力作战的情况下，缜密掌握敌情，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概。在我得知他1972年1月6日逝世的消息时，十分悲痛，1月11日我流著眼泪保存了刊载他逝世追悼会消息的《解放军报》，作永久的纪念。直到现在，陈军长的音容笑貌在我记忆中依然如昨。
那时，革命队伍官兵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集体氛围，使我很快融入其中，把革命队伍当做自己的家。
我刚从抗大到军部时，一开始很不习惯。我在抗大的每天晚上，九点钟就要熄灯睡觉了，但在这里，九点钟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就觉得非常疲倦。而且开始交来的那些密报，内容都比较枯燥，比如说，敌人的口令信号、电台通讯联络这类的报，一般都很长，一份有三四百字，我要翻半天。有的时候到下半夜一点了，还有一大摞电报没有译掉，这个时候，我们的科长顾雪卿同志就来帮我，一份一份地处理好，一般都要搞到一点钟、两点钟，他陪着我一起，把当天的密报全部处理完毕，我们才去休息。顾雪卿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吃苦在前，事事处处都是模范带头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挑公粮，他挑的要比人家都多得多，挑草或挑别的什么也都是这个样子。生活方面，当你生病了，他都把自己的津贴拿出来帮你买一点白糖猪肝等补充营养。行军的时候，他的马从来自己不骑的，都是让给病号，或者把一些行李放在他的牲口上面。当你思想上有什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关心你、帮助你，跟你谈心、交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承担新四军调研室的整风组织领导工作的石昂同志，原先是抗大华中总分校的总支书记，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历了白区学生运动和部队领导工作的锻炼。为了更进一步培养大家的学习热情，他从华中党校借来了两本听课笔记，一本是毛主席讲解《矛盾论》《实践论》的笔记，另一本是《论布尔什维克12条》的笔记，大家连夜分别传抄。我们还在业余时间传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到后来书页都掉了好多。石昂同志有很好的自我修养和工作作风，在他的领导下，你有一种安全感。当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政治勇气为你遮挡。
老首长、老战友的故事是说不完的。我后来几十年在为党工作中，经历过很多困难坎坷，有时甚至是十分严峻的考验。那时，我就会想起当年向党旗宣誓时的情景，这些熟悉亲切的身影，也会在眼前浮现。
军队生活，特别是连队的锻炼，也培养了一个军人的军容、仪表。军队的生活也培养了语言、思维的简单、明确，特别是组织性、纪律性、准确性。我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些训练，也是受益终身的。完稿于2020年6月28日
（口述者为原南京军区三局副政委，撰稿者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物质匮乏、精神富足的抗大生活
我们抵达第五分校，在招待所住了下来。当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啊！记得元旦当天，五分校的有关领导给我们介绍了抗大的基本情况，又给我们发放了军衣、军帽、绑带等，还有一条不足两斤重的薄棉被。我身材瘦小，穿上那套又长又大的灰粗布棉衣，衣服大得拖到我的腿弯那个地方。当时队列科的领导看我的表格登记中有“共产党员”几个字，就笑着对我说：“你还是个小布尔什维克！”我被分配在二大队六队（也就是连），我们大队三个队，全部住在盐城的一个庙里，那庙很大。
抗大五分校那时刚刚建立，坐落在盐城城内靠近城墙的一个大宅院内。校部门前有一条小河，通过小桥才能进入大门。大门上端是一块陈毅校长手书的横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五分校”。大门两侧是青灰色的围墙，分别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醒目的白色大字。校门口站着持枪的哨兵，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校部院内除了校直机关外，还住有女生大队，近旁就是全校会操用的大操场。
因为处在敌后，物资供应困难，抗大的生活十分艰苦，也很紧张。每天5：40吹起床号，不准点灯，我们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打好绑带，着装整齐，6点钟准时到达操场。记得那个时候的伙食标准，是三钱盐，三钱油，饭大体上能吃饱。因为油的标准低，一般都是菜烧熟后才加一点油。一个班12个人，1盆烧青菜，为了使饭量大的同志不致吃到后来没饭吃，班里约法三章：第一碗饭吃白饭，第二碗饭再吃菜，第三碗饭才准用菜汤泡饭吃。吃饭规定是吃干饭6分钟，吃稀饭10分钟。每月大致能吃上一次红烧肉。由于平时油水少，猛然油量大增，因而每次吃了红烧肉后拉肚子的人很多。猪是哪来的呢？是用我们厕所里的大粪和当地群众换的。每月一般都能发上一点津贴费，官兵差距很小，抽烟的同志就买点黄烟丝，不抽烟的如不需修补鞋袜，就买点花生、瓜子吃。睡的是地铺稻草，用城墙砖围一下，但是内务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由于卫生条件差，又缺乏替换的内衣，几乎每人都生了虱子，当时还美称为“革命虫”。还有不少同志长了疥疮。
虽然物质生活艰苦，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丰富充实的，人与人之间有着最真挚的关系，“同志”是崇高的称呼。每天黎明，城墙上的军号声一响，就宣告了一天活动的开始。接着，到处是出操的口令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那时，连队每周至少教唱一支歌，吃饭和上课前都要站队唱歌。每月都要召开一次文娱晚会，看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表扬好人好事。有时全校或全军的文娱活动，就在我们抗大的大礼堂举行。这个所谓的大礼堂，实际上就是一个用当地的很简陋的材料建起来的大棚子，墙壁就是用秫秸秆子、毛竹加上泥巴和石灰糊上的。里面的座位都是拿城墙砖砌起来的，是一个草顶泥墙、能容纳千把人的大草棚，有一次刮台风把屋顶都刮掉了。每次开大会都十分热闹，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礼堂周围摆满了卖花生、鸡蛋的小摊子，灯火点点。礼堂内汽油灯照得通明，气氛活跃，啦啦队的呼叫声和歌唱声此起彼伏。那时拉唱歌，上至军长下至学员、士兵，真是一律平等。陈毅同志就曾多次被拉上台唱歌，大家特别欢迎他用法语唱的《马赛曲》。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大都是配合形势战斗性较强的小节目，也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大戏，如鲁艺演出的《重庆交响乐》《罪与罚》《黄河大合唱》《扬子江暴风雨》《怒吼吧长江》等。
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除去行军作战外，实际学习时间大概4个月。学习的内容，有政治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政治工作等。同时还学习条例、条令、游击战术，以及制式教练、投弹、劈刺等，因此学习是相当紧张的。每人发有一个小板凳，捆在背包上，皮带上挂着一个铅皮茶杯，吃饭的筷子就插在腿上的绑带里，这样随时都可以行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到处都是课堂。一般上午上几节课，下午上几节课，晚上大家围坐在地铺上，借着一盏小油灯的光，开学习讨论会或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都是秘密召开的，我在抗大学习期间，党组织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一百多人的连队才十来个党员，党的会议内容，除总结工作外，主要是布置发展党员的工作，研究如何保证完成学习任务、反扫荡、行军作战中的党员模范作用和防止逃亡等。那时会议很少，每次会议都十分简明。
我所经历的大轰炸、皖南事变和反扫荡
我到抗大的第十一天，就遇上了日寇飞机的大轰炸。那一天轰炸时间很长，把我们所住的大庙好多地方都炸尽了，一片瓦砾，但部队无人伤亡。
就在飞机炸过没几天，我们得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已于1941年1月6日发生了。我第一次听到陈毅同志的长篇讲话。他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的罪行，提出我军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他的讲话使大家义愤填膺，情绪非常激动，纷纷摘下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摔到地上。我在国统区时，还有所谓“正统”思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参加了游行庆祝。我也参加过庆祝蒋介石50大寿的募捐活动，全国学校为蒋介石募捐了一架飞机。皖南事变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我，对国民党排除异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久，新的新四军军部成立，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委，华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反“扫荡”好像是在1941年的5月。抗大都离开了盐城，这是我第一次行军，大概走了有四五十里路。因为党员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一路上我还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帮助了一些同志。我那时16岁，体力有限，到了宿营的地方，弄好睡觉的地铺以后，很快就躺了下来。后来我们的政治教员袁牧华同志来看我，把我背到澡堂里洗了个澡。他告诉我，行军以后，别的事情可以不做，脚一定要洗，洗过脚可以消除疲劳，第二天就可以急速走动，不然的话，第二天就走不动了。这件事和我学到的关于行军的知识，更让我进一步体会到革命队伍中的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也帮助我后来能适应经常行军的艰苦生活。 日寇飞机的第二次大轰炸，是在1941年的秋天。在这之前，情报方面已经有消息：日寇又一次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扫荡”的目标就是新四军军部，因此军部已经提前离开了盐城，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由我们队进驻。军部所在地，就在盐城登灜河大桥的边上。那一天，我正在登灜河里头游泳，突然飞机来了。我趴在河滩上，看到飞机投弹，前后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当时飞机轰炸肯定是来炸军部的，因为军部已经离开，我们连进驻了。这次轰炸，除了炸毁一些房屋以外，我们没有什么人员伤亡。
几天以后，我们也离开了盐城。记得在盐城的海边，我们还遭受了一次袭击，打了一仗。那一次，幸好我已经学会了游泳，敌人袭击的时候，我们连队都撤到了一条河的对面。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以后，我们迂回包围了敌人，抓了几个伪军俘虏。这次“大扫荡”以后，我们抗大就进驻到当时的东坎镇，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滨海县所在地，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时间。
日寇对苏北的最大一次“扫荡”，是在1942年的12月。当时日本军队就出动了一万多人。为了粉碎这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离开盐阜区，转移到了津浦路东淮南地区的盱眙县境内。那个地方在苏皖交界的盱眙和天长之间，是比较贫瘠的地区，用水也很困难。抗战爆发以后，日寇还没有到过那个地区，但盱眙县城驻有日本军队。因为是在淮河以南，大家称之为淮南。我们到达淮南的时候，正值当地大灾荒，粮食歉收，老百姓就是靠豆饼及野生的荠菜、盖菜（大叶子芥菜）煮一煮，糊在一起充饥。我们在淮南前后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在那里经历了整风运动、生产运动和日本投降。
听陈毅同志作自我批评
敌后的整风运动，比延安的整风运动要晚一点，是在1943年新四军军部到淮南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像延安那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敌后的整风运动中间就没有发生。而淮南比较稳定的敌后环境，也保证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寇对我新四军敌后各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更加频繁地封锁“扫荡”，使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为彻底粉碎日寇的封锁“扫荡”，切实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风、精兵简政和生产运动的三项指示，作出具体部署。
在抗大两年后，1942年12月，我被调到设在军部的胡立教办公室，学习破译截获的密码，获取敌方情报。这个工作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是我一生从事党的技侦工作的开始，我是在那里参加整风运动的。
当时整风的学习文件少而精，有毛主席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軍部的整风运动一开始，陈毅同志作动员报告，以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作为动员的主题。对毛主席的这篇重要论著，一开始我们的理解都很肤浅，经陈毅同志一讲，才懂得了它极其丰富的内涵。仅是对文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一段，陈毅同志就做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解，以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党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和失败的教训。就在这时，他联系实际，非常坦率地讲了自己犯过的大错误，那就是反对过毛主席。他说，南昌起义的队伍坚持要南下，而毛主席认为南下不妥，敌人力量太强，我们的队伍会遭受很大损失。陈毅说自己当时是支持南下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南昌起义的队伍真的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他的这种自觉的、无保留的自我剖析，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样一位全新四军职务最高的、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能做如此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批评，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陈毅同志说，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一定要懂得文章深刻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理解这篇文章。动员报告极大推动了新四军军部的整风运动。事隔几十年，他当时的讲话精神，仍然深刻地印在我脑海中。
我们学习的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1939年他在新四军华中党校作报告时的记录，发给我们的那份印出来的报告上面，哪里出现掌声都非常仔细地标了出来，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很不容易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针对性强，比较口语化，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易懂，特别是他讲到作为共产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还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员要“慎独”，加强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养，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党建党20余年来的党内准则，也是我长期以来所忠实遵循的准则。
除了陈毅同志以外，当时还有为我党秘密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潘汉年讲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的“关于绝对平均主义”的一课，张云逸副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等也都讲了课。张云逸副军长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老人，他讲到了自己当过军阀，当过国民党，最后选择了共产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变化过程。赖传珠参谋长着重讲了游击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次整风，时间持续将近一年。在个人写完自传，整风将要结束时，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和我们逐个谈了话。记得谈话的中心是两点，一是要我们安心于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指出名位思想是错误的、不光荣的；二是要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技术，用自己的智慧和手中的笔，去做好党的密码破译工作，这是党交给的一项十分重要、十分光荣的工作。首长们的这些教育，虽已时隔数十年，但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敌后的精兵简政和生产运动也开始了。为了减轻淮南当地群众的负担，组织上要求军队粮食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所以这个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我们自己动手种粮、种菜、种瓜，还养猪、养羊、养鹅、养鸡。所以当时有人说：“你们穿上军装是军人，挑起粪桶像农民，坐下看书变学生。”
回顾那时，一般都是早上5点到7点搞生产劳动，早饭后至11点是工作，午饭后至17点继续工作，晚饭后又是1至2小时的劳动，19点至21点整风小组会，21点以后再工作，直至当天工作搞完。这样紧张的安排，没有互争时间的矛盾，更无任何怨言、牢骚。晚上的整风小组会，大家一边品尝自己种植的瓜果，一边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一起去突击工作，处理完当天的所有密报，常常都要搞到凌晨。
那个时候，整个单位相当精干，立教办公室（调研室）从主任到下面的三个科，加上运输班、通讯班、炊事班，全都算上就是五十多人。我所在的二科，不到十个人，工作任务很繁重。胡立教同志要求各科的业务领导，一定要做到政治和业务的结合，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和生活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家都提高了事业精神，精神状态就好。另一方面，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以身作则，对我们有榜样力量。
抗大生活和敌后整风重塑我的人生
我16岁离开上海到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抗大生活和敌后整风的经历，对我一生都产生极大影响。78年过去了，当年敌后整风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始终把那次整风看作一次最成功的自我思想教育，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相互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我的革命人生观、荣辱观、价值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陈毅元帅在我们新四军老战士心中，永远是一座革命的历史丰碑。当时胡立教办公室（调研室）就设在军部，有一次他在胡立教陪同下到我们破译室，看我年纪小，就笑着说：“你是一个学徒吧？”他还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都要得到客观的验证，不能想当然，这就是科学。”我听过几次陈毅同志的报告，他的坚定豪迈、风趣幽默，令我永远难忘。1946年，在随军长行动中，我们又目睹了陈军长在山野兵力不足，难以形成优势兵力作战的情况下，缜密掌握敌情，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概。在我得知他1972年1月6日逝世的消息时，十分悲痛，1月11日我流著眼泪保存了刊载他逝世追悼会消息的《解放军报》，作永久的纪念。直到现在，陈军长的音容笑貌在我记忆中依然如昨。
那时，革命队伍官兵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集体氛围，使我很快融入其中，把革命队伍当做自己的家。
我刚从抗大到军部时，一开始很不习惯。我在抗大的每天晚上，九点钟就要熄灯睡觉了，但在这里，九点钟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就觉得非常疲倦。而且开始交来的那些密报，内容都比较枯燥，比如说，敌人的口令信号、电台通讯联络这类的报，一般都很长，一份有三四百字，我要翻半天。有的时候到下半夜一点了，还有一大摞电报没有译掉，这个时候，我们的科长顾雪卿同志就来帮我，一份一份地处理好，一般都要搞到一点钟、两点钟，他陪着我一起，把当天的密报全部处理完毕，我们才去休息。顾雪卿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吃苦在前，事事处处都是模范带头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挑公粮，他挑的要比人家都多得多，挑草或挑别的什么也都是这个样子。生活方面，当你生病了，他都把自己的津贴拿出来帮你买一点白糖猪肝等补充营养。行军的时候，他的马从来自己不骑的，都是让给病号，或者把一些行李放在他的牲口上面。当你思想上有什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关心你、帮助你，跟你谈心、交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承担新四军调研室的整风组织领导工作的石昂同志，原先是抗大华中总分校的总支书记，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历了白区学生运动和部队领导工作的锻炼。为了更进一步培养大家的学习热情，他从华中党校借来了两本听课笔记，一本是毛主席讲解《矛盾论》《实践论》的笔记，另一本是《论布尔什维克12条》的笔记，大家连夜分别传抄。我们还在业余时间传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到后来书页都掉了好多。石昂同志有很好的自我修养和工作作风，在他的领导下，你有一种安全感。当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政治勇气为你遮挡。
老首长、老战友的故事是说不完的。我后来几十年在为党工作中，经历过很多困难坎坷，有时甚至是十分严峻的考验。那时，我就会想起当年向党旗宣誓时的情景，这些熟悉亲切的身影，也会在眼前浮现。
军队生活，特别是连队的锻炼，也培养了一个军人的军容、仪表。军队的生活也培养了语言、思维的简单、明确，特别是组织性、纪律性、准确性。我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些训练，也是受益终身的。完稿于2020年6月28日
（口述者为原南京军区三局副政委，撰稿者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