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治庸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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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推进,特别是严厉反腐、狠抓作风,一些干部虽然不敢顶风作案了,但也不干事了,遇事推诿、办事拖拉,回避矛盾、敷衍应付,成了“为官不为”的庸官。2015年7月,中央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针对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特别是对虽无大过及违法乱纪,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胜任的干部进行组织调整,作出了明确规范,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用人导向的重要举措和制度保证。
  尽管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从未根除,但人们也总能找出不少皇帝肃贪、名臣治贪的事迹,而对于治庸,却似乎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纵观历史,甚至还能发现不少庸碌一生、唯诺一世的高官老臣最后却极尽哀荣,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求得善终,比起那些慷慨激昂、宁折不弯、头破血流的清官能吏,不知幸运到哪里去了。
  治庸,历来是吏治的难题。
  庸官的特征
  古人曾说:“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作为一名合格的官员,廉政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和底线,但同时也要勤政、善政。就是说,不但要做一名廉吏,还要做一名能吏;不但要重视个人操守,还要追求事功造福,绝不能以为只要不贪不取,便做庸官亦无妨。庸官之害,某种意义上不亚于贪官,正如明代思想家、政治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言:“无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清代一名长期在基层任职的官员谢金銮更以切身经历和感悟指出:“居官不要钱,不过于贪赃一律可告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庸官的实质,是视官职为儿戏,贻误百姓,拖累一方,其害同样
  甚矣!
  如果说能吏的标准在人们心中还不尽相同,庸官的形象却可以说比较一致了。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一是遇事先躲一边,坚决不开口、不表态、不惹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庸官奉行的第一要义。北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孙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孙抃为人“性淳厚,无他材”,“多病,志昏”,但官运倒是亨通,从进士高第起,一路向上直至官居参知政事(副相)。不过,从他在参知政事任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其为官之道了:“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立拱默,未尝开一言。”尽管如此,他的官运似乎还未到头。当时枢密使张昇告老退休,按照惯例,当由孙抃递补接任,这下可算是把朝中大臣吓坏了,都担心孙抃“必不能胜任”,最后还是殿中侍御史韩缜大胆上书,并得到宰相韩琦等人的支持,才禀奏仁宗,给孙抃另找了一个虚职安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同样深谙此道,其为相16年,随时俯仰,无所建树,上殿奏事只说“取圣旨”,神宗问其意见只说“领圣旨”,退朝交办事项还只说“已得圣旨也”,被人笑称为“三旨相公”。
  二是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问题能推就推,推不了就和稀泥。矛盾来了绕道走,出了问题躲着行,一团和气,从不得罪人,是庸官处世的人生哲学。东汉胡广为官30余年,历仕安、顺、冲、质、桓、灵六朝,官至太傅。胡广为人练达,明习旧制,通晓朝章,然而一生奉行中庸,“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时人称之“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显然嘲讽多于肯定。武则天时期的苏味道更是将此宗旨发挥到了极致。苏味道任相期间,“依阿取容”,曾向人坦白:“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也因此被人讥称为“苏
  模棱”。
  三是身无长技、腹无良谋,平常工作尚且左支右绌、手忙脚乱,重大问题面前更是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庸官往往胸无点墨、事无主见,主观上固然不敢负责,客观上却也无力担当。唐玄宗开元年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事无大小皆推给姚崇,被人称为“伴食宰相”。姚崇有一次因事请假十余日,结果“政事委积”,卢怀慎“不能决”,惶恐之下只得入宫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倒是宽容坦诚,对他说:“我以天下事委姚崇,你主要是坐镇雅俗,给天下人做个道德榜样就行了。”后来姚崇复朝,“须臾裁决俱尽”,才算是给卢怀慎解了围。
  庸官的成因
  以上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庸官典型,但应当说,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自然不会全无是处。如卢怀慎虽被称为“伴食宰相”,但为人“清谨俭素,不营资产”,“所居不蔽风雨”,甚至妻子儿女都“不免饥寒”,难怪会被唐玄宗树为道德楷模。这也说明,国之重臣,不可不慎,但凡有点滴缺失,都会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史上。
  事实上,使百姓产生强烈不满的,更多的还是遍布官场、大大小小的庸吏。如果说高官重臣由于位尊权重,众目睽睽之下还不敢肆意妄为,这些人则因为无人关注,而更加肆无忌惮,该干的事不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对百姓呼声听而不闻,某种程度上,他们正是对吏治造成普遍性伤害的最大祸因。
  居官不为,也是另一种腐败,那么,导致庸官现象的原因又有哪
  些呢?
  首先,是选拔的论资排辈。顾炎武在《日知录·停年格》中,详细论述了论资排辈的历史沿革及成为正式制度的来龙去脉。古往今来,不论是庙堂当政者,还是江湖忧时者,无不对论资排辈导致的庸官现象痛心疾首,将吏治沉沦的很大成因归咎于此。晚清风雨飘摇之际,23岁的龚自珍写下《明良论》,痛感于当时“用人论资格”的弊害:“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他形象地描绘出庸官的典型心态:在资历浅的人看来,我老实守着这份俸禄,遵守官场规矩,只要能活得久长,终究有希望熬到尚书、侍郎,何必在资格未到之时抢出风头,弄不好还把现在官职都丢了;而那些资历深的则会想,我当年老实守着这份俸禄,遵守官场规矩,总算熬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何必再去抢出风头,以致把现在的位子都弄丢了,把以前积累的辛苦岁月都白费了!龚自珍警告,长此而往,莫说是办事者不足,连建言献策的都将“更绝无人”。有鉴于此,他奋笔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康有为亦曾喟叹,即使弱冠入仕,顺风直上,从未贬黜,也未曾病卧,就算熬到了一方大员或六部长官,“亦必年已耄耋矣,精神衰耗矣,血气销缩矣,阅历疲倦矣,非耳聋目暗,则足跛病忘矣”!这样的人,除了谋虑子孙、安娱暮年外,哪里还有什么意气志向,哪里还能够托付大事?   其次,是考核的流于形式。考核与选拔密切相关,既然选拔只重论资排辈,那么考核也必然失去意义。应当说,中国古代对于官员考核在制度设计上不可谓不严密,但这一定程度上却只是制度史而未必是真实史。就像今天不少人抱怨干部考核的种种弊端,但后世如果只看纸面文件,恐怕也会惊叹于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备周详。以唐代为例,唐代对于官员考核有“四善二十七最”法,各种排列组合,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又如何呢?开元年间,宰相卢承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时,主管官员考核,有一次,一名官员在督运漕粮时遭风失米,卢承庆据此判之“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承庆不禁欣赏起他的气度了,于是改判“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听后“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卢承庆更加惊奇了,再次改判“宠辱不惊,考中上”。—— 考核之随意性,可见一斑,而卢承庆在当时还是以善于识人著称。事实上,古代官员因为考课优异而优先擢升的极少,所以才会有孙中山先生的断言:“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
  此外,监督问责制度的缺失或虚设,职能定位的不清与混乱,以及冗官泛滥、人浮于事,特别是官场生态的恶化,老实听话成为普遍风气,使得官员唯唯诺诺,凡事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求当好太平官,等等等等,都是造成庸官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治庸是一项系统工程,与整个官僚体制密切联系,之所以成为历史难题,可谓其来有自矣。
  治庸的手段
  庸官自古有之,而在今天,由于为官不为现象的出现,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在治贪的同时,治庸也应成为吏治整顿的重要内容。那么,汲取历史教训,今天如何有效治庸,破解“为官不为”这一难题呢?
  一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使为官有为者有动力,为官不为者有压力,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二是改进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实绩考核,丰富考核方式,扩大群众参与,使“为”与“庸”都能显现出来、比较出来。特别是将考核与任用挂钩,真正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三是强化干部监督问责。如果说治贪的难点还在于有法令却得不到实行,治庸则主要受困于制度的空白。例如,干部能上不能下之所以是老大难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情形认定、判断标准以及调整的程序、方式不明确,导致无从下手,难寻依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实施,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探索,也因此才会引发社会热议,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
  此外,从干部自身来讲,除了主观上的不为与客观上的不能,也有一些是因为政策不明、界限不清导致生怕犯错、畏手畏脚,对此不能简单以“为官不为”来指责,而要创造条件让干部能为、敢为,不断完善激励保障机制,使“有为”成为干部的自觉追求、主动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才与用是相对的,一个干部在某个岗位上不胜任,并不代表这个干部就能力不行,更不等于在别的岗位上也必然不称职。正如三国时期刘劭在《人物志》中所指出的,“材能既殊,任政亦异”,譬如操作实务的与出谋划策的,出任司法的与掌管工程的,领兵带将的与出使外交的,所需才能都有所不同,自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西汉时期黄霸任颍川太守期间,治为天下第一,征召至中央担任宰相后却屡屡出错,“名望损于治郡”。崇祯末年大儒刘宗周著书立说自是一流,但论起治国来却是迂阔不堪,令人哭笑不得。也因此,在加大治庸力度的同时,对干部量才适用、用当其才无疑更是盘活人才的长远之计!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显示,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提出了“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如今干部考核涵盖了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干部20字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核心要义,一以贯之,都是强调官员(干部)要廉能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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