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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首童谣，叫《没娘女》，说的是一个整日受哥嫂欺负的小女孩，盼望着有朝一日长大嫁人，再也不回娘家来：
斑鸠叫，竹鸡啼，
没娘女，受人欺；
堂屋里梳头哥哥骂，
厨房里梳头嫂嫂嫌；
嫂嫂嫂嫂莫嫌我，
耐烦待我三五年，
金漆柱头银铺阶，
轿抬马接不回来；
我要鸡生牙来马生角，
石头生草再回来。1
在过去年代，嫁夫——乡下人称“出门子”——对于女孩儿来说是独立新生活的开始。然而，近现代女性争取独立，又总以对抗丈夫，继而走出家庭始。从三十几年前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中逃离家庭、投奔新生的克莱默夫人开始，女人竭力挣脱家庭藩篱的故事便时常在影视作品里出现。2016新年伊始，中国观众翘首以盼的《神探夏洛克》（Sherlock）圣诞特辑大电影《可怕的新娘》（The Abominable Bride）也搭上这班车，把整个“被禁声”的女性世界都拉出来，与以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华生（Dr. John Watson，非官方侦探）和莱斯特雷德（Lestrade，官方警探）为代表的男性“权威”世界玩了一场大游戏。
要体味这电影之妙处，需要对“feminism”这个概念有所了解。“feminism”原译为“女权主义”，但近些年来，“女性主义”这个译法更为常见。想来前译中的那个“权”字因为太过“张扬”、“力度”过强，容易让人，至少让男人，产生抵触情绪，因而逐渐被较为“中性”的后者所取代。然而不得不说，“feminism”是天生带有“力度”的，生来就要“对抗”。如果说福尔摩斯这样的男性权威世界的职责是维护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那么“女权主义者们”就总要尝试一下一个不同的秩序会是怎样，会不会更好。正如某“女权主义”2 学者所说，“Philosophy3 leaves everything as it is， or so it has been said. Feminists do not leave everything as it is. We are always interfering， always fighting for something， always wanting things to be otherwise and better.”4 因为女性的“特殊身份”，她们自然与更为“革命的”思想者，比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之类有所共鸣，认为有必要摧毁现存的一切（至少在思想上），从新开始。
“Some years ago I was struck by the large number of falsehoods that I had accepted as true in my childhood， and by the highly doubtful nature of the whole edifice（知识结构）that I had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m. I realized it was necessary， once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to demolish（摧毁）everything completely and start again.”笛卡尔如是说。5
女性们，至少是愿意觉醒的女性们，亦心有戚戚焉。“Many a woman has experienced vividly at first hand that demolition（摧毁）， that shaking of established belief， which Descartes thought necessar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知识的获取）—and it has happened not because she is a philosopher， retreating（退避）to a room of her own， but because she is a woman in the wide world. At some， usually early， point in her life， the news of women’s oppression arrives as a shock， a sudden discovery that things are not as they had seemed to be. The discovery can be an exhilarating（令人狂喜的）one for someone to whom the world had seemed gloomy. Life had seemed to offer little opportunity and adventure， no future fate but keeping house and raising babies，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a friendship made， a scholarship won， a mountain scaled（攀登）—reveals the perception of fate to be an artifact（人为产物）of oppression.”6 她们明白，身份、命运，甚至所谓“真理”，皆非天定，不过是世界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压迫”（“oppression”，这是“女权主义者”常用的词汇之一）的结果。
终于，在《可怕的新娘》里，原著中没有机会说话的女人们都站出来说话了：
“I never say anything， do I？ According to you， I just show people upstairs， and serve you breakfasts.”房东哈德森太太（Mrs. Hudson）对作家华生抱怨说。 而在楼上客厅里等候的神秘蒙面“客户”却是华生太太，她，也是来抱怨的，“Because I could think of no other way to see my husband， husband.”
就连华生家的女仆也对自己在华生的故事中从未露面满怀怨言，“Why do you never mention me， sir？”
显然，她们都在抱怨一件事——这个世界一直是男人在做游戏，女人只能是旁观者和几乎没有台词的“道具”（a device）。现在，她们要争取的不仅是“说话”的权利——“说话”仅仅是开始，她们还要参与游戏，而且是平等地参与游戏，甚至还要彻底改变所有游戏的规则。为此，她们不但要大声抱怨、呼喊，甚至不惜拿起枪。
首先，身穿婚纱的“新娘”搞了一场“shotgun wedding”7 ，不但双枪狂射路上的男人们，并且在饮弹自尽后，还搞了一场“还魂”大戏，不仅干掉了自己的丈夫，还让这场“可怕的新娘”的游戏像流感一样传播到英国各地。
夏洛克的兄长麦考夫·福尔摩斯（Mycroft Holmes）说道，“Our way of life is under threat from an invisible enemy， one that hovers（盘旋）at our elbow（在近旁）on a daily basis. These enemies are everywhere， undetected and unstoppable.... We don’t defeat them. We must certainly lose to them. Because they are right， and we are wrong.”凭这番高论，就可看出麦考夫比夏洛克的头脑要更胜一筹。
的确，在那个表面上颇为安宁稳定的社会中，一支被刻意“无视”的大军正在集聚着力量和怒火。华生医生对声称在“observing”的女仆嗤之以鼻：“No one asked you to be observant（有观察力的）”；琥珀女士（Molly Hooper）必须化装成男人才能做验尸官，还难逃“observant”侦探的法眼；更不用提在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众多“隐身”女作家们必须用男性笔名，才能使作品得以发表。她们，怎能甘愿一直沉默呢？
有意思的是，华生太太大概是剧中唯一站在那支“隐身大军”之外的女性（如果可以忽略不计高龄而懵懂的哈德森太太），而她所参与的“suffragists”（女性争取选举权者）的运动，因为只是集中于“一点”——选举权——也反而显得温和多了。“隐身大军”追求的不是某一项权利，而是“平等”，被接受为“同类”的平等，不必仰视男性世界的平等，可以制定新规则的平等。
在传统的福尔摩斯故事中，有damsel in distress（落难少女），有femme fatale（蛇蝎美人），有crones （a withered， old woman， 老太婆），有housewives和maids，却没有像《可怕的新娘》中这样群起抗争的女性。面对这样的局面，无案不破的夏洛克也不得不认输。“Make no mistake. This is war.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at war with the other. Invisible army hovering at our elbow， tending to our homes， raising our children， ignored， patronized， disregarded， not allowed so much as a vote. But an army nonetheless， ready to rise up in the best of causes. To put right（纠正）an injustice（不公正）as old as humanity itself. So you see Watson， Mycroft was right. This is a war we must lose.”
作为探案剧，《可怕的新娘》中的诡计实在令人难以恭维，真正让这故事有意义的是那些“可怕的新娘”。说道“可怕的新娘”，不得不提一下影片《杀死比尔》（Kill Bill）：那位“新娘”在婚礼上满门被灭，但她侥幸逃生。伤愈后，她手持长刀短枪，将“比尔”的世界搞了个天翻地覆。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似那般暴力的“新娘”显然并非常态，倒是福尔摩斯的案件中，这些每日忙碌在家庭小圈子中的“新娘”们更令我们熟悉，也更有普遍意义。
在《可怕的新娘》上映前不久，还有一部片名中有个“娘”字的电影上映——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权”的味道要淡得多，更多是为了在男人面前争宠，女人之间“同性操戈”，因此这“斗争”至少在格局上要小得多了。可惜侯导的作品竟然也不能幸免。
据《太平广记》8 记载，聂隐娘原本的身份并非“刺客”，而是“豪侠”，与“虬髯客”、“红线女”、“昆仑奴”等并列。按 《史记》的说法，虽然刺客与豪侠多有相似之处，但刺客总是受雇于人，而豪侠则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来去如风。豪侠的性格中有“慷慨”却无“悲壮”，因为有那个“豪”字撑着。《太平广记》中的聂隐娘全然是个得道之人的态度，先磨炼得超凡功夫，又磨炼得洒脱性格，不论是婚姻还是事业，全是自己随性挑选，世俗的种种规矩于她全无意义。儿时被尼姑掳去，在深山中磨砺数年后，重归尘世，连父母也把她看作个异类。但那又何妨！聂隐娘自己选中路过家门的淬镜少年，对父亲说，“此人可与我为夫”，嫁与此人后，夫妇平安度日数年，后一同投军，丈夫可说百无一用，一切全凭隐娘之力，或可说，在这个故事中，丈夫就像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那些没有被安排什么“话语”的女人一样。聂隐娘投靠主帅，也不受任何束缚，她选择跟随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道术”，逢到有道之士，哪怕对方是敌军首领，她也立即偕夫来投。在尘世功德圆满之时，她便挥袖而去，丈夫、主帅，都无法羁绊她。
而侯孝贤的聂隐娘，便纠结得多：随道姑9 而去，原是因为恋人被父母安排了别段姻缘，艺成下山，又被道姑安排去刺杀那曾经的童年恋人表兄田季安，而后者也正陷入妻妾争宠的家务烦扰之中，这份爱与杀戮的纠缠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许多人认为，“The key oppositions 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are gendered”10（身与心，情与理的主要对立是有性别元素的）。换言之，女人关注肉体、情感，而男人则偏向心灵和理智。然而，就像所有“说法”一样，这，也不过是个“说法”。侯导这位男性的镜头记录的，是他想象的聂隐娘，一个被“body”和“emotion”困扰的少言寡语的女人，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自有一位“豪侠”聂隐娘，寻山访水，逍遥快活哩。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682页。
2. 我认为不必避讳这个“权”字。
3. 这段话谈的是哲学，但道理却可覆盖与“女权”有关的所有方面，故权且用之。
4.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女性主义哲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Feminism in Philosophy），三联书店2006年影印英文版，127页。
5. 同上。
6. 同注释4。
7. 原为“奉子成婚”之意，在剧中被手持猎枪的“可怕的新娘”用为“一语双关”（pun）。
8.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四·豪侠二》。
9. 非笔误，书中是“尼”，而影片中则是道姑。
10.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女性主义哲学》，29页。
斑鸠叫，竹鸡啼，
没娘女，受人欺；
堂屋里梳头哥哥骂，
厨房里梳头嫂嫂嫌；
嫂嫂嫂嫂莫嫌我，
耐烦待我三五年，
金漆柱头银铺阶，
轿抬马接不回来；
我要鸡生牙来马生角，
石头生草再回来。1
在过去年代，嫁夫——乡下人称“出门子”——对于女孩儿来说是独立新生活的开始。然而，近现代女性争取独立，又总以对抗丈夫，继而走出家庭始。从三十几年前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中逃离家庭、投奔新生的克莱默夫人开始，女人竭力挣脱家庭藩篱的故事便时常在影视作品里出现。2016新年伊始，中国观众翘首以盼的《神探夏洛克》（Sherlock）圣诞特辑大电影《可怕的新娘》（The Abominable Bride）也搭上这班车，把整个“被禁声”的女性世界都拉出来，与以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华生（Dr. John Watson，非官方侦探）和莱斯特雷德（Lestrade，官方警探）为代表的男性“权威”世界玩了一场大游戏。
要体味这电影之妙处，需要对“feminism”这个概念有所了解。“feminism”原译为“女权主义”，但近些年来，“女性主义”这个译法更为常见。想来前译中的那个“权”字因为太过“张扬”、“力度”过强，容易让人，至少让男人，产生抵触情绪，因而逐渐被较为“中性”的后者所取代。然而不得不说，“feminism”是天生带有“力度”的，生来就要“对抗”。如果说福尔摩斯这样的男性权威世界的职责是维护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那么“女权主义者们”就总要尝试一下一个不同的秩序会是怎样，会不会更好。正如某“女权主义”2 学者所说，“Philosophy3 leaves everything as it is， or so it has been said. Feminists do not leave everything as it is. We are always interfering， always fighting for something， always wanting things to be otherwise and better.”4 因为女性的“特殊身份”，她们自然与更为“革命的”思想者，比如笛卡尔（Rene Descartes）之类有所共鸣，认为有必要摧毁现存的一切（至少在思想上），从新开始。
“Some years ago I was struck by the large number of falsehoods that I had accepted as true in my childhood， and by the highly doubtful nature of the whole edifice（知识结构）that I had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m. I realized it was necessary， once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to demolish（摧毁）everything completely and start again.”笛卡尔如是说。5
女性们，至少是愿意觉醒的女性们，亦心有戚戚焉。“Many a woman has experienced vividly at first hand that demolition（摧毁）， that shaking of established belief， which Descartes thought necessar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知识的获取）—and it has happened not because she is a philosopher， retreating（退避）to a room of her own， but because she is a woman in the wide world. At some， usually early， point in her life， the news of women’s oppression arrives as a shock， a sudden discovery that things are not as they had seemed to be. The discovery can be an exhilarating（令人狂喜的）one for someone to whom the world had seemed gloomy. Life had seemed to offer little opportunity and adventure， no future fate but keeping house and raising babies，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a friendship made， a scholarship won， a mountain scaled（攀登）—reveals the perception of fate to be an artifact（人为产物）of oppression.”6 她们明白，身份、命运，甚至所谓“真理”，皆非天定，不过是世界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压迫”（“oppression”，这是“女权主义者”常用的词汇之一）的结果。
终于，在《可怕的新娘》里，原著中没有机会说话的女人们都站出来说话了：
“I never say anything， do I？ According to you， I just show people upstairs， and serve you breakfasts.”房东哈德森太太（Mrs. Hudson）对作家华生抱怨说。 而在楼上客厅里等候的神秘蒙面“客户”却是华生太太，她，也是来抱怨的，“Because I could think of no other way to see my husband， husband.”
就连华生家的女仆也对自己在华生的故事中从未露面满怀怨言，“Why do you never mention me， sir？”
显然，她们都在抱怨一件事——这个世界一直是男人在做游戏，女人只能是旁观者和几乎没有台词的“道具”（a device）。现在，她们要争取的不仅是“说话”的权利——“说话”仅仅是开始，她们还要参与游戏，而且是平等地参与游戏，甚至还要彻底改变所有游戏的规则。为此，她们不但要大声抱怨、呼喊，甚至不惜拿起枪。
首先，身穿婚纱的“新娘”搞了一场“shotgun wedding”7 ，不但双枪狂射路上的男人们，并且在饮弹自尽后，还搞了一场“还魂”大戏，不仅干掉了自己的丈夫，还让这场“可怕的新娘”的游戏像流感一样传播到英国各地。
夏洛克的兄长麦考夫·福尔摩斯（Mycroft Holmes）说道，“Our way of life is under threat from an invisible enemy， one that hovers（盘旋）at our elbow（在近旁）on a daily basis. These enemies are everywhere， undetected and unstoppable.... We don’t defeat them. We must certainly lose to them. Because they are right， and we are wrong.”凭这番高论，就可看出麦考夫比夏洛克的头脑要更胜一筹。
的确，在那个表面上颇为安宁稳定的社会中，一支被刻意“无视”的大军正在集聚着力量和怒火。华生医生对声称在“observing”的女仆嗤之以鼻：“No one asked you to be observant（有观察力的）”；琥珀女士（Molly Hooper）必须化装成男人才能做验尸官，还难逃“observant”侦探的法眼；更不用提在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众多“隐身”女作家们必须用男性笔名，才能使作品得以发表。她们，怎能甘愿一直沉默呢？
有意思的是，华生太太大概是剧中唯一站在那支“隐身大军”之外的女性（如果可以忽略不计高龄而懵懂的哈德森太太），而她所参与的“suffragists”（女性争取选举权者）的运动，因为只是集中于“一点”——选举权——也反而显得温和多了。“隐身大军”追求的不是某一项权利，而是“平等”，被接受为“同类”的平等，不必仰视男性世界的平等，可以制定新规则的平等。
在传统的福尔摩斯故事中，有damsel in distress（落难少女），有femme fatale（蛇蝎美人），有crones （a withered， old woman， 老太婆），有housewives和maids，却没有像《可怕的新娘》中这样群起抗争的女性。面对这样的局面，无案不破的夏洛克也不得不认输。“Make no mistake. This is war.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at war with the other. Invisible army hovering at our elbow， tending to our homes， raising our children， ignored， patronized， disregarded， not allowed so much as a vote. But an army nonetheless， ready to rise up in the best of causes. To put right（纠正）an injustice（不公正）as old as humanity itself. So you see Watson， Mycroft was right. This is a war we must lose.”
作为探案剧，《可怕的新娘》中的诡计实在令人难以恭维，真正让这故事有意义的是那些“可怕的新娘”。说道“可怕的新娘”，不得不提一下影片《杀死比尔》（Kill Bill）：那位“新娘”在婚礼上满门被灭，但她侥幸逃生。伤愈后，她手持长刀短枪，将“比尔”的世界搞了个天翻地覆。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似那般暴力的“新娘”显然并非常态，倒是福尔摩斯的案件中，这些每日忙碌在家庭小圈子中的“新娘”们更令我们熟悉，也更有普遍意义。
在《可怕的新娘》上映前不久，还有一部片名中有个“娘”字的电影上映——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权”的味道要淡得多，更多是为了在男人面前争宠，女人之间“同性操戈”，因此这“斗争”至少在格局上要小得多了。可惜侯导的作品竟然也不能幸免。
据《太平广记》8 记载，聂隐娘原本的身份并非“刺客”，而是“豪侠”，与“虬髯客”、“红线女”、“昆仑奴”等并列。按 《史记》的说法，虽然刺客与豪侠多有相似之处，但刺客总是受雇于人，而豪侠则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来去如风。豪侠的性格中有“慷慨”却无“悲壮”，因为有那个“豪”字撑着。《太平广记》中的聂隐娘全然是个得道之人的态度，先磨炼得超凡功夫，又磨炼得洒脱性格，不论是婚姻还是事业，全是自己随性挑选，世俗的种种规矩于她全无意义。儿时被尼姑掳去，在深山中磨砺数年后，重归尘世，连父母也把她看作个异类。但那又何妨！聂隐娘自己选中路过家门的淬镜少年，对父亲说，“此人可与我为夫”，嫁与此人后，夫妇平安度日数年，后一同投军，丈夫可说百无一用，一切全凭隐娘之力，或可说，在这个故事中，丈夫就像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那些没有被安排什么“话语”的女人一样。聂隐娘投靠主帅，也不受任何束缚，她选择跟随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道术”，逢到有道之士，哪怕对方是敌军首领，她也立即偕夫来投。在尘世功德圆满之时，她便挥袖而去，丈夫、主帅，都无法羁绊她。
而侯孝贤的聂隐娘，便纠结得多：随道姑9 而去，原是因为恋人被父母安排了别段姻缘，艺成下山，又被道姑安排去刺杀那曾经的童年恋人表兄田季安，而后者也正陷入妻妾争宠的家务烦扰之中，这份爱与杀戮的纠缠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许多人认为，“The key oppositions 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 are gendered”10（身与心，情与理的主要对立是有性别元素的）。换言之，女人关注肉体、情感，而男人则偏向心灵和理智。然而，就像所有“说法”一样，这，也不过是个“说法”。侯导这位男性的镜头记录的，是他想象的聂隐娘，一个被“body”和“emotion”困扰的少言寡语的女人，而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自有一位“豪侠”聂隐娘，寻山访水，逍遥快活哩。
1. 《中国新文学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682页。
2. 我认为不必避讳这个“权”字。
3. 这段话谈的是哲学，但道理却可覆盖与“女权”有关的所有方面，故权且用之。
4.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女性主义哲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Feminism in Philosophy），三联书店2006年影印英文版，127页。
5. 同上。
6. 同注释4。
7. 原为“奉子成婚”之意，在剧中被手持猎枪的“可怕的新娘”用为“一语双关”（pun）。
8.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四·豪侠二》。
9. 非笔误，书中是“尼”，而影片中则是道姑。
10. 《剑桥哲学研究指针：女性主义哲学》，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