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篇挺恶毒的关于我的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文章。本来，一个人怎么生活，跟谁交朋友，属于个人隐私，我没有义务向任何人交代。但是既然有人这么不客气地爆料，我不得不交代一下。
　　我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这是我当初跟王小波结婚的原因之一。
　　小波过世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异性者，他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
　　他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学名叫transsexual。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他性格中的男性度极高，超过很多男人。因此，有时他被人误叫一声“先生”“大哥”，他会乐不可支：他生活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每次进公共女洗手间都会把里面的人吓一跳。
　　我们在一个酷儿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聚会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位男同志的家里举行，记得我还约了《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一起去，并且在那里首次见到被誉为中国法斯宾德的崔子恩。
　　我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他过来搭讪，并提起我们以前在一个女同志的见面会上见过。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心里想的是做女同志调查，而他心里早就暗恋上了我。
　　我们是相当有缘分的，证据就是他第一次约我，电话打来我就说对了他的名字，而且我把与另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千二净，欣然去赴他的约了。
　　我在《人民日报》的西大门等他，他是开着一辆深棕色的桑塔纳来的，记得我还暗暗猜测他的职业，因为当时有车的人很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麦当劳，这在当时还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我问他答，很坦诚。我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这是我做同性恋调查时一直使用的方法。结账时我要AA制，被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做社會调查按惯例是要付费的，哪有让对方结账的道理。我哪里知道，在他心里，这并不是调查访谈，而是男女约会啊。
　　他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而且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凭我的专业知识，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变性者，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变性者和女同性恋这两种人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志的圈子里进进出出。我对女人的身体是没有欲望的。这怎么可能呢？
　　然而，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是专程来解救我，走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
　　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我妈妈家住了下来。他睡在一个窄窄的硬面沙发上，总共也就一尺宽，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它可以让人吃世间无人能吃的苦，并且甘之如饴。我妈妈生性极为简朴，而且老年人也没什么食欲，我家的晚饭从来都是清水煮面，里面放点菜叶。我从小这么习惯了，他可没受过这种苦啊。所以，后来他一直把那段时间的伙食叫做“吃爱情面条”。
　　关键是爱。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它绝对是美的，伴以所有感人至深的细节。比如，他告诉我，有段时间，他只要想到我，身体就出现一股热流，这热流从心口一直向下，贯穿全身，烧得他无可奈何。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反驳的，它有一种强横的力量，使人不得不臣服于它，即使是坚冰也不得不在这股热流的冲击之下融化。
　　他虽然不爱看书，但是爱情把他变成了一个诗人，他为我写过很多诗，我很喜欢，比如：
　　“我想你＼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晚＼我的世界凄凉而孤独＼我是那么地爱你＼以至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开始深沉＼直到哭泣。”
　　从小波去世时起，我们已经同居了17年，还收养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不喜欢孩子的，所以我跟小波都是自愿不育者。可是他喜欢儿女亲情，于是我们从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壮壮。他虽然达不到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却是一个非常漂亮善良的孩子，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14岁还在上五年级，而同龄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我常常用陈章良的例子鼓励他，据说陈章良是9岁上小学一年级的，现在不也是个大科学家了吗？
　　耳鬓厮磨时间长了，我们变得像一个人，爱情成为亲情，就像渡过了激流险滩的小船，徜徉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日子像流水般逝去，心中不再有波澜起伏，但是日子过得平静熨帖，其乐融鬲虫。
　　我在此声明承认自己是异性恋者，仅仅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并不觉得自己因此就比同性恋者更正常，或者道德上更优越。因为在我看来，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同样正常，在人格上也是完全平等的。就像一只猫承认自己是一只猫，不是一只狗，那只猫并不觉得自己比狗更正常，更优越，只不过它刚巧是一只猫，不是一只狗而已。
　　（苏童摘自《文学报》2015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