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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正在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对于学者而言，学术研究往往未能很好地与现实接轨，导致研究成果无法充分应用于管理实践；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家而言，由于学术储备不足而未能将其丰富的管理实践升华为管理理论，产生更为深刻的科学影响。无论学术界还是业界，弥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驱动二者的协同发展，都是一项持续性的挑战。
在传统的认知中我们总是把学者与企业家看成是两类割裂的群体。本文则强调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管理科学应当产生于学者和企业家的完美结合，学者需要企业家的敏锐，而企业家也需要学者的严谨。基于学者与企业家的科学共同体，本文提出了管理科学方法论（“K-P-I三角模型”），并重点讨论了提出管理问题与构建管理理论的三部曲——“规则性理论→规范性理论→规定性理论”。
科学是为了解谜，解谜依赖于范式
管理科学方法论需要科学哲学的支持。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库恩（Thomas S. Kuhn）在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科学共同体”等观念。概括来讲，范式是一个学科所有知识和方法的集合（如观点、理论、方法论等），被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并对他们提出科学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体系起到规范作用。
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是以“范式转换”的方式循环动态进行的（见图1）。以信息技术（IT）领域的研究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IT生产力悖论的异常，迫使科学共同体改变原有的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测量范式，探索新的IT商业价值研究的范式，如重新定义IT投资、综合评估IT在生产力、商业流程与组织变革、技术创新与赋能等方面的价值。管理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能够结合管理實践（异常）提出新的方法、理论或知识体系，推动管理学科范式的转变。
科学的本质在于可证伪性
科学哲学中理性批判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可证伪性。波普尔用“P1→TS→EE→P2”的模式来描述证伪主义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对于现有知识领域出现的问题1（Problem 1， P1），人们大胆提出猜想的假说（Tentative Solution， TS），通过不断质疑和反思来消除TS或现有理论的错误（Error Eliminate， EE），从而解决问题P1；修正的理论发展一段时间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Problem 2， P2）导致新一轮的猜想、反思、质疑。随着问题的深入，修正的新理论不断完善，不断得到验证，逐渐取代旧理论。在管理科学研究中，利用来自管理实践的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是理性批判（证伪）的常用科学方法之一。
本文在库恩和波普尔思想源流的指引下，参考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德鲁·范德文（Andrew H. Van De Ven）关于学者如何开展入世治学的著作《入世治学》（《Engaged Scholarship》），并结合本文作者的研究经历，提出了管理科学方法论。该方法论可以形象的描绘成如图2所示的“K-P-I三角模型”。具体来讲，管理科学方法论阐述了科学共同体（企业家与学者）发现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Problem）、以问题导向构建理论知识（Knowledge）、设计研究对新知识进行实证检验（Instrument），最终解决问题、产生现实意义的方法体系。
库恩指出，“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取决于问出什么样的问题”。然而，很多科学研究方法类的文献往往关注研究设计（K→I），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形成问题、构建理论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出现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解决“错误的”研究问题的学术现象（即第三类型错误）。爱因斯坦曾一语道破，“问题的形成比解决更重要”。为弥补现有研究方法类文献的不足，参考《Engaged Scholarship》第三、四章内容，本文聚焦在P→K的过程，从问题导向出发，对规则性理论、规范性理论和规定性理论三部曲进行系统说明。
规则性理论：初步理解管理情景与管理任务
对产生问题的管理情景诊断不足，导致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在企业家看来只是对假象的伪问题，缺乏现实基础。规则性理论的构建可以帮助科学共同体避免这样的失误，通过描述现实、溯本清源来形成一系列管理问题、经验与规则，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
1. 描述问题（什么问题：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形式）
规则性理论构建的主导者是企业家，他们对身处的管理情景有着深刻的理解，能清楚的描述管理实践中的痛点和异常。管理问题本身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不同的人感知并构建的，因而企业家不但需要发现管理问题，还要明晰该问题由谁提出、为谁解决、又与谁的利益相关。
2. 解决动机（值得解决的理由）
企业家要能够提供证据说明上述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阐述解决问题的动机和目的，回答诸如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对谁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实际价值等问题。
图1 库恩的范式转换
在传统的认知中我们总是把学者与企业家看成是两类割裂的群体。本文则强调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管理科学应当产生于学者和企业家的完美结合，学者需要企业家的敏锐，而企业家也需要学者的严谨。基于学者与企业家的科学共同体，本文提出了管理科学方法论（“K-P-I三角模型”），并重点讨论了提出管理问题与构建管理理论的三部曲——“规则性理论→规范性理论→规定性理论”。
思想源流
科学是为了解谜，解谜依赖于范式
管理科学方法论需要科学哲学的支持。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库恩（Thomas S. Kuhn）在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科学共同体”等观念。概括来讲，范式是一个学科所有知识和方法的集合（如观点、理论、方法论等），被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并对他们提出科学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体系起到规范作用。
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是以“范式转换”的方式循环动态进行的（见图1）。以信息技术（IT）领域的研究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IT生产力悖论的异常，迫使科学共同体改变原有的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测量范式，探索新的IT商业价值研究的范式，如重新定义IT投资、综合评估IT在生产力、商业流程与组织变革、技术创新与赋能等方面的价值。管理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能够结合管理實践（异常）提出新的方法、理论或知识体系，推动管理学科范式的转变。
科学的本质在于可证伪性
科学哲学中理性批判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可证伪性。波普尔用“P1→TS→EE→P2”的模式来描述证伪主义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对于现有知识领域出现的问题1（Problem 1， P1），人们大胆提出猜想的假说（Tentative Solution， TS），通过不断质疑和反思来消除TS或现有理论的错误（Error Eliminate， EE），从而解决问题P1；修正的理论发展一段时间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Problem 2， P2）导致新一轮的猜想、反思、质疑。随着问题的深入，修正的新理论不断完善，不断得到验证，逐渐取代旧理论。在管理科学研究中，利用来自管理实践的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是理性批判（证伪）的常用科学方法之一。
总体框架：K-P-I三角模型
本文在库恩和波普尔思想源流的指引下，参考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德鲁·范德文（Andrew H. Van De Ven）关于学者如何开展入世治学的著作《入世治学》（《Engaged Scholarship》），并结合本文作者的研究经历，提出了管理科学方法论。该方法论可以形象的描绘成如图2所示的“K-P-I三角模型”。具体来讲，管理科学方法论阐述了科学共同体（企业家与学者）发现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Problem）、以问题导向构建理论知识（Knowledge）、设计研究对新知识进行实证检验（Instrument），最终解决问题、产生现实意义的方法体系。
图2 “K-P-I”三角模型
库恩指出，“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取决于问出什么样的问题”。然而，很多科学研究方法类的文献往往关注研究设计（K→I），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形成问题、构建理论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出现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解决“错误的”研究问题的学术现象（即第三类型错误）。爱因斯坦曾一语道破，“问题的形成比解决更重要”。为弥补现有研究方法类文献的不足，参考《Engaged Scholarship》第三、四章内容，本文聚焦在P→K的过程，从问题导向出发，对规则性理论、规范性理论和规定性理论三部曲进行系统说明。
规则性理论：初步理解管理情景与管理任务
对产生问题的管理情景诊断不足，导致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在企业家看来只是对假象的伪问题，缺乏现实基础。规则性理论的构建可以帮助科学共同体避免这样的失误，通过描述现实、溯本清源来形成一系列管理问题、经验与规则，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
1. 描述问题（什么问题：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形式）
规则性理论构建的主导者是企业家，他们对身处的管理情景有着深刻的理解，能清楚的描述管理实践中的痛点和异常。管理问题本身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不同的人感知并构建的，因而企业家不但需要发现管理问题，还要明晰该问题由谁提出、为谁解决、又与谁的利益相关。
2. 解决动机（值得解决的理由）
企业家要能够提供证据说明上述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阐述解决问题的动机和目的，回答诸如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对谁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实际价值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