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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名字进入我的心里，最早是通过老农民的议论。1948年4月、5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曾到过我的家乡河北省阜平县，村里的农民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议论他。这些议论，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了根。
1952年我上小学之后，周恩来这个名字便通过政治课和历史课进入我的心里。1958年，我进入阜平中学读书，周恩来的名字和形象通过包括新闻纪录片在内的更多途径进入我的心里。老师们以崇敬的心情绘声绘色地介绍周恩来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4年9月，我考上了周恩来提议创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一个月后，二外新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天安门国庆联欢晚会。当时我站在金水桥前的灰色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周恩来。1965年5月1日和10月1日，在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我两次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近距离看到他。
1966年5月“文革”初期，北京高校师生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大字报满天飞，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了尽可能缩小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决定避开高校密集的西郊，深入到高校相对较少的东郊接触群众，了解基层情况。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康生与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周恩来则选择了二外。
7月24日的清晨，我们居住的11号楼408室的丁小兵同学大声喊：“周总理来了！”我说：“不可能，周总理怎么会来二外？”一边说着，我们六个学生一起挤到窗口，果然看见周总理正在楼下看墙上的大字报，有几个人站在他身旁。我们急忙下楼，向周总理跑过去。我离周总理有两三米，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黑布鞋。他出国访问刚刚归来，一大早就来看大字报，显得有些疲倦。他向我们这些学生热情地打招呼。一时间，五四运动、巴黎党支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邢台地震……历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这就是周总理，现在就在我眼前，我竟然激动得忘了向他问好。人越围越多，于是周总理提议到大礼堂见面。
周总理连续来了五天，每次都令人心情激动。他和师生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听辩论，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一起探讨“文化大革命”，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身为共和国总理，丝毫没有架子，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没有戒严，没有兴师动众，师生们都觉得他特别和蔼，特别亲切，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他接触，几分钟之内就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我还记得7月29日，他最后一次来到二外时，传达了毛主席“斗批改”的指示，宣布撤走工作组，提出了要师生团结的希望。
“文革”使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尽管周总理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处境艰难，但他一直在为国家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在为保护干部和群众呕心沥血，一直在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帮”并不放过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蜗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积劳成疾，终患绝症。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四人帮”一伙又极力压低葬礼规格，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4月5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调入外交部的。周总理去世时，我悲痛万分，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礼宾司、北美大洋洲司、领事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的50多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此前，大家推荐我撰写悼词，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诉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怒斥对周总理的不公之举。我们从外交部街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悼文。刚念第一段，队伍里的同志们已失声痛哭。我继续喊出我的心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词之后，我们很难离开。
第二天，我又与亲朋好友两次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并宣读同一份悼词，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报纸上指责的“小平头，戴黑眼镜的人”进行追查。
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许多开创性的指示，深感周恩来考虑之周到，思维之细密，策略之灵活，视野之高远，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亲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的亲人，可以说个个都是周恩来的崇敬者。
我的父亲杨德清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的墙壁上贴着一幅60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头像画，最上面一排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村里人坐在我家炕上，父亲指着周恩来的头像，讲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才6岁。1964年，我读高中三年級，学习成绩不错，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时最爱看《上甘岭》一类的战斗片和《寂静的山林》一类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电影。那时乡下放电影是件大事，像过节一样。同学赵彦生叫我一起去看。我问放什么电影，他说是纪录片《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我说不看纪录片，没有意思。这话正好被父亲听见了，他把我叫回家里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他出国访问，自然是为了我们国家好，你怎么说没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团，也不要求入党，思想太落后了，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出息。”那时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的批评表明了一个农民对周恩来的朴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铮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他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手枪队员，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执行过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变之后，学兵队因“思想左倾”被遣散，他辗转至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务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长，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文革”末期，周总理还过问对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几乎一天不讲话。临睡前，他自言自语：“周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总理了。” 我哥哥杨发珍196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后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搞科研工作，对政治也极为关注。1967年，已经有人公开反对周总理。他说：“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基础雄厚，谁反对周总理，谁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哲学系博士生导师。1967年我从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对我说：“周总理爱护学生，维护大局，真是苦心用尽。两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残杀了。周总理看到眼前的内战局面，一定非常痛心。”
我的妻子佟晓莹曾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几次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的欢迎外宾仪式，被安排向主宾献花。1957年11月，北京已进入冬天，她却身着裙子久久等待。她向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献上鲜花后，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拉住她的手，问：“冷不冷？”她不假思索地说：“冷。”周总理微笑着说：“好啊，实事求是啊。”事后，有人说她应该回答不冷，她说：“周总理还夸我说实话呢。”周总理拉着她的手与达乌德首相的合影见报后，她成了学校的小明星。她把这张合影作为至爱保存至今。
我的亲人很多，他们都衷心爱戴周总理。
国际友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调入外交部不久即被派往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此后又在中国驻阿根廷、西班牙、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巴拿马的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任职，长达18个年头，从而结识了许多上层人士。我认识的友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周恩来的仰慕者。
1989年4月上旬，当时正在竞选阿根廷总统的拉里奥哈省长卡洛斯·梅内姆对我说：“感谢新闻官先生参加我的政治活动。我很敬重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他们都是改天换地的领袖，了不起。我也要改变阿根廷。”梅内姆竞选获胜，自1989年7月至1999年12月连任两届总统。
1994年2月7日，我拜会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长帕斯瓜尔·马拉加尔。谈完公务之后聊起天来，他说：“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起，他就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他的举止、气质令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为之倾倒，以至于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向英国作家韩素音提议为周恩来撰写传记，那时周恩来还在世，由此可见周恩来个人魅力之大。”
1997年11月3日，我拜会厄瓜多尔民主左派党主席罗德里格·博尔哈（1988年8月至1992年8月任总统）。他表示：“我很钦佩周恩来的外交风度，他的言谈举止都透露出大国风范。他的胸襟，他的神采，那是学都学不来的，那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成的特有的结晶。”
2000年12月27日，我拜會秘鲁人民党创始人贝朗德·特里（曾两任秘鲁总统）。他说：“我任职期间未能与中国高层领导会面，但周恩来我是知道的。他的热情，他的灵活，他的好客与大度，他的谈判能力与坚持大局的原则性，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敬重他。”
2003年9月18日，巴拿马大学教授阿里斯蒂德斯·罗约（1978年至1982年任巴拿马总统）对我说：“周恩来在巴拿马学生界影响极大，他在1960年11月宴请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的照片在巴拿马报纸登出后，学生们目睹了他的风采。一看他就是个有文化的人，是个大知识分子，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位军事家和搞经济的能手。1976年初他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悲痛。”
2004年4月22日，危地马拉前总统豪尔赫·塞拉诺·埃利阿斯对我说：“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袖，他们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也关注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追求历史的公正，并为此奋斗一生。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
2007年9月29日，巴拿马总统顾问雷依纳尔多·里维拉访问天津时，要求参观周恩来纪念馆。里维拉一进纪念馆大门就向周恩来塑像献了一束花。他仔细观看每一张照片和每一段文字，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并不停地提问题。在看到人们自发地站在十里长街泪送总理灵车的短片时，他掉了泪。里维拉说：“我从9岁就开始关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生队伍中的左翼，我创建了正在执政的民主左派党，现在我是党内的左派。50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作我向往的地方。今天终于如愿。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我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在1949年独立，能够在1978年开放，为什么今天如此强大，而且今后会更强大。这是与周恩来卓绝的贡献分不开的。周恩来是中国的财富，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周恩来属于全人类。”
周恩来这个名字进入我的心里，最早是通过老农民的议论。1948年4月、5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曾到过我的家乡河北省阜平县，村里的农民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议论他。这些议论，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了根。
1952年我上小学之后，周恩来这个名字便通过政治课和历史课进入我的心里。1958年，我进入阜平中学读书，周恩来的名字和形象通过包括新闻纪录片在内的更多途径进入我的心里。老师们以崇敬的心情绘声绘色地介绍周恩来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4年9月，我考上了周恩来提议创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一个月后，二外新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天安门国庆联欢晚会。当时我站在金水桥前的灰色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周恩来。1965年5月1日和10月1日，在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我两次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近距离看到他。
1966年5月“文革”初期，北京高校师生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大字报满天飞，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了尽可能缩小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决定避开高校密集的西郊，深入到高校相对较少的东郊接触群众，了解基层情况。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康生与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周恩来则选择了二外。
7月24日的清晨，我们居住的11号楼408室的丁小兵同学大声喊：“周总理来了！”我说：“不可能，周总理怎么会来二外？”一边说着，我们六个学生一起挤到窗口，果然看见周总理正在楼下看墙上的大字报，有几个人站在他身旁。我们急忙下楼，向周总理跑过去。我离周总理有两三米，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黑布鞋。他出国访问刚刚归来，一大早就来看大字报，显得有些疲倦。他向我们这些学生热情地打招呼。一时间，五四运动、巴黎党支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邢台地震……历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这就是周总理，现在就在我眼前，我竟然激动得忘了向他问好。人越围越多，于是周总理提议到大礼堂见面。
周总理连续来了五天，每次都令人心情激动。他和师生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听辩论，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一起探讨“文化大革命”，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身为共和国总理，丝毫没有架子，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没有戒严，没有兴师动众，师生们都觉得他特别和蔼，特别亲切，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他接触，几分钟之内就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我还记得7月29日，他最后一次来到二外时，传达了毛主席“斗批改”的指示，宣布撤走工作组，提出了要师生团结的希望。
“文革”使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尽管周总理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处境艰难，但他一直在为国家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在为保护干部和群众呕心沥血，一直在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帮”并不放过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蜗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积劳成疾，终患绝症。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四人帮”一伙又极力压低葬礼规格，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4月5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调入外交部的。周总理去世时，我悲痛万分，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礼宾司、北美大洋洲司、领事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的50多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此前，大家推荐我撰写悼词，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诉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怒斥对周总理的不公之举。我们从外交部街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悼文。刚念第一段，队伍里的同志们已失声痛哭。我继续喊出我的心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词之后，我们很难离开。
第二天，我又与亲朋好友两次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并宣读同一份悼词，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报纸上指责的“小平头，戴黑眼镜的人”进行追查。
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许多开创性的指示，深感周恩来考虑之周到，思维之细密，策略之灵活，视野之高远，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亲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的亲人，可以说个个都是周恩来的崇敬者。
我的父亲杨德清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的墙壁上贴着一幅60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头像画，最上面一排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村里人坐在我家炕上，父亲指着周恩来的头像，讲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才6岁。1964年，我读高中三年級，学习成绩不错，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时最爱看《上甘岭》一类的战斗片和《寂静的山林》一类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电影。那时乡下放电影是件大事，像过节一样。同学赵彦生叫我一起去看。我问放什么电影，他说是纪录片《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我说不看纪录片，没有意思。这话正好被父亲听见了，他把我叫回家里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他出国访问，自然是为了我们国家好，你怎么说没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团，也不要求入党，思想太落后了，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出息。”那时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的批评表明了一个农民对周恩来的朴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铮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他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手枪队员，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执行过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变之后，学兵队因“思想左倾”被遣散，他辗转至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务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长，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文革”末期，周总理还过问对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总理逝世，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几乎一天不讲话。临睡前，他自言自语：“周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总理了。” 我哥哥杨发珍196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后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搞科研工作，对政治也极为关注。1967年，已经有人公开反对周总理。他说：“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基础雄厚，谁反对周总理，谁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哲学系博士生导师。1967年我从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对我说：“周总理爱护学生，维护大局，真是苦心用尽。两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残杀了。周总理看到眼前的内战局面，一定非常痛心。”
我的妻子佟晓莹曾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参加过几次周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的欢迎外宾仪式，被安排向主宾献花。1957年11月，北京已进入冬天，她却身着裙子久久等待。她向阿富汗首相达乌德献上鲜花后，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拉住她的手，问：“冷不冷？”她不假思索地说：“冷。”周总理微笑着说：“好啊，实事求是啊。”事后，有人说她应该回答不冷，她说：“周总理还夸我说实话呢。”周总理拉着她的手与达乌德首相的合影见报后，她成了学校的小明星。她把这张合影作为至爱保存至今。
我的亲人很多，他们都衷心爱戴周总理。
国际友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调入外交部不久即被派往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此后又在中国驻阿根廷、西班牙、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和巴拿马的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任职，长达18个年头，从而结识了许多上层人士。我认识的友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周恩来的仰慕者。
1989年4月上旬，当时正在竞选阿根廷总统的拉里奥哈省长卡洛斯·梅内姆对我说：“感谢新闻官先生参加我的政治活动。我很敬重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他们都是改天换地的领袖，了不起。我也要改变阿根廷。”梅内姆竞选获胜，自1989年7月至1999年12月连任两届总统。
1994年2月7日，我拜会西班牙巴塞罗那市长帕斯瓜尔·马拉加尔。谈完公务之后聊起天来，他说：“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起，他就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他的举止、气质令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为之倾倒，以至于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向英国作家韩素音提议为周恩来撰写传记，那时周恩来还在世，由此可见周恩来个人魅力之大。”
1997年11月3日，我拜会厄瓜多尔民主左派党主席罗德里格·博尔哈（1988年8月至1992年8月任总统）。他表示：“我很钦佩周恩来的外交风度，他的言谈举止都透露出大国风范。他的胸襟，他的神采，那是学都学不来的，那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成的特有的结晶。”
2000年12月27日，我拜會秘鲁人民党创始人贝朗德·特里（曾两任秘鲁总统）。他说：“我任职期间未能与中国高层领导会面，但周恩来我是知道的。他的热情，他的灵活，他的好客与大度，他的谈判能力与坚持大局的原则性，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敬重他。”
2003年9月18日，巴拿马大学教授阿里斯蒂德斯·罗约（1978年至1982年任巴拿马总统）对我说：“周恩来在巴拿马学生界影响极大，他在1960年11月宴请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的照片在巴拿马报纸登出后，学生们目睹了他的风采。一看他就是个有文化的人，是个大知识分子，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位军事家和搞经济的能手。1976年初他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悲痛。”
2004年4月22日，危地马拉前总统豪尔赫·塞拉诺·埃利阿斯对我说：“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袖，他们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也关注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追求历史的公正，并为此奋斗一生。危地马拉人民尊敬毛泽东和周恩来。”
2007年9月29日，巴拿马总统顾问雷依纳尔多·里维拉访问天津时，要求参观周恩来纪念馆。里维拉一进纪念馆大门就向周恩来塑像献了一束花。他仔细观看每一张照片和每一段文字，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并不停地提问题。在看到人们自发地站在十里长街泪送总理灵车的短片时，他掉了泪。里维拉说：“我从9岁就开始关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生队伍中的左翼，我创建了正在执政的民主左派党，现在我是党内的左派。50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作我向往的地方。今天终于如愿。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我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在1949年独立，能够在1978年开放，为什么今天如此强大，而且今后会更强大。这是与周恩来卓绝的贡献分不开的。周恩来是中国的财富，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周恩来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