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庙会是北京年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商人说,这座城市的人文背景不仅本身就是丰厚的旅游资源,同时也为各种庙会提供了无声的代言。在北京,皇家园林和佛堂寺庙随处可见,哪怕是一条古老的街道,都可以成为庙会的主题。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只要是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闪失,应该能够赚钱。
　　庙会是商业,商人的财源是要做得让人们喜欢。
　　那么,人们喜欢的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至少,目前没有像样儿的答案。只听见有人呼吁:要发掘庙会文化的深刻内涵,不要光顾了挣钱。这话听起来有理,其实是空喊。
　　不难推测,即使是在宗教色彩比较浓烈的年代,庙会的文化特征也都跟商业有关。如同香客进寺庙敬香和捐献,本身就是消费行为,而消费者在被称为施主之后就有了一种文化感。底线是,没有施主的花钱消费,宗教文化的使者就难以完成文化的延续。
　　同样推断,庙会之所以得到延续,贯穿着一条可以看得见的经济线,而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把一个大众娱乐活动过于学术化。当然,也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当成油田开发。
　　已经很难确切知道老祖宗的庙会是什么样了,反正,在电影里,虎妞拽着祥子在白塔寺逛庙会的镜头和现在人逛庙会的情形差不多,都没少了光顾小商贩的摊点。
　　逛春节庙会,心情是从过年出发,只要逛庙会时没被谁偷了钱包,花钱买乐,轻松消费,就是草根阶层和有钱阶级的休闲。有了这种自得其乐的状态,庙会就永远是庙会,集市就永远是集市。
　　能够感觉到,正月开头的这几天,庙会让北京这座十分工笔的城市变得有些写意：威严的皇家建筑、神秘的宗教场所、熙熙攘攘的人流、安逸的市井生活,在京腔京韵的同期声里,春节庙会叠映出的是一组文化影像,而那些摄入眼帘的镜头,既是不可复制的文化原创,又是可以复制的商业底片……
　　
　　商业当道
　　
　　2007年地坛春节庙会共有334个餐饮百货摊位。去年12月底,这些摊位的经营权被全部拍出,其中10号摊位拍到120500元,刷新了2005年86000元的历史纪录。
　　“这不新鲜。”一位银行界人士说,“每年都在刷新。最早是3万、6万,明年还不定拍出多少万呢!”
　　
　　地坛庙会是文革后最早恢复的春节庙会,当时的招商方式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发通知、做宣传,动员区属饮食服务企业和个体商户积极参与,每个摊位押金不足千元。几年时间,庙会越做越火,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大部分摊位都很赚钱,摊位的行情也直线上涨。每年到了庙会筹备阶段,托关系找摊位的人踢破门槛,摊位的位置也成了争抢的焦点,给谁不给谁都是麻烦,还让人容易产生有暗箱操作之嫌。于是,庙会的主办方找到中都国际拍卖公司。
　　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出售庙会摊位的经营权,不仅可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还可以扩大庙会活动的宣传。只是主办方一开始自己心里没有底,担心标的定低了自己吃亏、定高了竞拍者不买账,影响庙会的经营效益。没想到,头一年就拍出了碰头彩。
　　第一次拍卖是在地坛公园里的一个会议室,也就几百人。拍卖成交额大大好于预想。以后各届,参加竞拍的人越来越多,拍卖地点也就换到剧场和体育馆，成交额也不断爆出天价。
　　不管是地坛庙会还是其它庙会,也不管主办方是否采用拍卖招商的形式,北京春节庙会的摊位价格总体都在上涨。
　　正面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庙会总体质量提高了,庙会的管理和商贩们的经营日趋正规,参与庙会消费的人数也在增加;另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商贩们这一年能赚到钱,就会把经营积极性带到下一年,水涨船高,这就是所谓的良性循环。
　　另外,从负面上看,商贩之间的非理性竞争也是摊位价格上涨的原因。据北京资深拍卖师李永红先生回忆,由他主槌的此类拍卖会,几乎每年都会遇见竞买人相互较劲的现象,为了拍到理想摊位的经营权,一些商贩在竞拍过程中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激怒,有的人干脆就举着号牌不放下,直到对方败下阵来。这也人为抬高了摊位经营权的正常价位,加大了经营成本,缩小了利润空间。甚至,有缺少理智的商贩竟然蛮不讲理地口出脏话,当场阻止竞买对手举牌。
　　李先生是位很有经验的拍卖师,他驾驭现场的能力为业内称道。通常情况下,他会停下来,和风细雨地劝当事人冷静,待当事人双方火气降温后,竞买结果基本合理。
　　作为拍卖委托人的庙会主办方,非常认可李永红的操作方式。摊位经营权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线,低了对主办方不好,过高也对主办方不利。经营成本过高,商贩们挣不到钱,不等庙会结束就会闹事。去年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家庙会的主办方通过拍卖获得比较可观的收入,可没赚钱的商贩们,忘了这是他们之间恶意竞争的结果,反倒联合起来,集体讨说法。协调的结果是,收钱的人给付款的人退还了一部分钱。当然,这是个例外,再多的问题还没出现过。
　　“总体上是赚钱的” 还是那位银行人士解释说,“庙会期间有高峰期和低谷期,摊主的经营方式都比较灵活,在价格上有浮动。”他曾亲身参与了地坛庙会摊位拍卖收费的全过程,跟摊主们聊过。
　　
　　可以印证的是商贩们实际行动,众多商户通常在庙会开幕前几个月前就做准备。万通、天意等小商品批发市场,头年10月份就有商户们忙着为春节庙会囤货,有的商户甚至亲自前往义乌等地小商品集散地考察,以期能淘出一些在庙会上热卖的新鲜产品。在淘宝、易趣等网上交易平台,关于庙会商品的交易也甚是火爆。
　　商业当道,商贩进庙会就是为了赚钱。
　　今年龙潭湖庙会南区1号小吃摊位的经营权以5.16万元成交, 今年的“标王”其实也是去年的“标王”。据介绍,他曾连续3年在龙潭庙会摆摊经营烤肉,去年以3万元拍下标王摊位后,庙会7天的流水达到13万元,今年占据了黄金地段,预计会更好。
　　除了地坛、龙潭湖,莲花池、大观园、厂甸、朝阳公园庙会的摊位也是深受商户们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北京全市可供市民游玩的大小庙会有40多处,累计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人流便是物流,物流便是商机。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各具特色的民俗表演、琳琅满目的贺岁物品、口味各异的风味小吃,顺应了广大市民节日消费的心理。
　　春节庙会早已演变成一种喜庆消费的新方式。不愁没人,也不愁没人花钱。商户们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据了解,北京春节庙会的商户群体基本上以外地来京经商人员为主,本地商户大多是老字号餐饮企业。在春节庙会商业运作的过程中,餐饮和百货摊位的背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从原料采购到产品的前期加工,再到终端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人来做,明显的分工使得整个产业链都有所收益。这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运营方式,为庙会的商业服务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保障。
　　不仅如此,从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庙会专业户”,通常是一个家族或一帮同行联合起来,在各个庙会都有摊位,经营同一类产品。这种规模化经营,既可以求得更大的商机,也可以规避风险。
　　
　　效益至上
　　
　　庙会摊位供不应求,足以证明拿到摊位就能赚钱,至少是不赔钱。那么,乐此不疲的商贩们到底能赚多少钱?
　　知情人士透露,租到摊位的摊主一般三天就可以收回成本。据粗略估计,庙会上百货的利润率一般为50%,小吃则更高。平常在马路边上屡见不鲜的小吃只要进了庙会就会身价倍增。一个煎饼5元,一串糖葫芦3元,一碗茶杯大小的紫米粥5元,羊肉串10元三串,六七片灌肠也可以卖到4元。按照这一价格水平,光糖葫芦一天就能卖出8000至10000元,风车日销售额逾两万,玩游戏百多元扔进去了可能只赢个玩具小狗小猫钥匙链什么的。
　　
　　也许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但春节庙会上的摊主们却真实地体验着什么叫天上掉馅饼,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馅饼。
　　“这哪是做买卖,简直和捡钱一样。”一些摊主的感慨最能说明春节庙会的含金量有多大了。
　　庙会期间,除了摊主能够大赚一笔外,庙会周边的商业也被大大地拉动起来。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名店靠庙会着实火了一把。一些平时人流量不多的旅游景点也借庙会作为“突破口”,以庙会来拉动人流,庙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庙会的盛况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2006年春节期间,英、美、俄、日、西班牙等国15家新闻媒体都以不同形式报道了中国各地的庙会情况。这在将来会产生多大的市场效益还无法计算,但是已经为庙会经济向国际空间的开拓做了一定程度的舆论准备，庙会经济想不火恐怕都很难。
　　商户们热捧庙会,但庙会的整体经营却远非想象的那样成功。从往年情况来看,庙会主办方在庙会结束后都对入园游客的数量津津乐道,但关于庙会的盈利状况往往避而不谈。
　　舆论普遍认为,春节庙会的主办方赚的都是表面上的钱。
　　首先是门票。由于庙会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公园或其它景点地区,有关部门自然要收门票。以北京2006年的地坛庙会为例:公园平时的门票每张仅售2元,而庙会期间的团体票为5元一张,个人票则为6元一张。庙会期间,公园在八天之内就接待了100多万人,最起码有500—600多万元的门票费入账。无怪乎有业内人士称,春节庙会的收入往往要占公园全年收入的30%以上。
　　其次是摊位费。前几年庙会招商,许多摊主为了租到摊位宁可排四天四夜的队,甚至还出现过大门被挤破的事儿,为此还有人专门排队“倒号”。近几年来,主办方为了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也为了争取到较高的收益,就开始对摊位进行公开拍卖,由此导致摊位竞标价格逐年创下历史纪录。2007年,地坛春节庙会334个餐饮百货摊位全部拍出。其中10号摊位拍出了最高价120500元,该拍卖价刷新了2005年曾拍出的86000元的历史纪录。其它100多个餐饮摊位的平均摊位费也在6000元以上,仅此一项收入,就可获利600万元以上。
　　但是,与以上大小商贩的利润相比,庙会主办方获得的利润其实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主办一届庙会的成本,几乎是想到的地方要花钱,想不到的地方也要花钱。
　　第一是设施成本。举办一次庙会要布置表演区、摊位区、娱乐区和游客娱乐区等不同的活动经营场地,就算是场地不花钱,场地里面该添置的设施不能少,该修缮的设施也不能差。别看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越是人多,破坏性也就越大。庙会过后,不花钱的场地得花钱清理,花了钱的设施要再花钱运走,找地方存放起来,以备来年。这还不算,那些公园原有的设施还要投入日常使用,检修、调试,又都得花上一笔钱。
　　第二是设计成本。办庙会不是开商品交易会饮食博览会,必须要有符合春节年俗气氛的相关文化活动,不然怎么叫庙会,怎么像过年?简单地说,请一个马戏班子来表演,管吃管住还要给报酬,给少了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干。不是人家牛,是人家就指着年节赚钱。要是动作慢了,别的庙会就把人抢走了。连个马戏班子都养不住,谁还来你的庙会转?
　　第三是管理成本。大型娱乐活动最忌讳的是有安全隐患,出了事就不是小事,哪个庙会的主办方都不敢怠慢。警力要配足,工作人员要在岗待班。防火、防盗、防漏电,还要疏导人流防止意外伤害,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人看管,少不了的又是一笔必须花的钱。
　　算账不能光算表面上的钱。上述所列各项支出,往往要占去表面收入的一半,这对经营效益好的庙会不算压力,可对经营效果不太理想的庙会主办方来说,不赔就是赚。
　　作为春节期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项文化消费活动,庙会属于社会公益性文化活动,必须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从庙会具体操作来看,一般均由庙会主办地的区委、区政府召开协调会议协调工作,由公安、消防、文联、交通、工商、环卫和城管等十多个部门组成指挥部,进行综合协调,足见政府部门对庙会社会效益的重视。然而,按照《北京市大型活动管理条例》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庙会主办单位全部转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有资质的公司,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不再扮演“主办方”的角色。这就牵扯到,新的主办方至少不能做赔本买卖的问题。
　　
　　“市场化的路子肯定要走。但要有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么大型的活动,没有政府参与管理很难办起来。但政府既然不再是主办人了,就要把经营权放得更彻底一点。借助社会力量能不能办?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尝试。”
　　有报道说,龙潭庙会前几年就尝试过与当时的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合作,在庙会期间举办车展;而建设银行龙卡、菜百、同仁堂等商家也与庙会进行过合作。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思路,只要商家展示的产品内容与庙会的主题和品牌相吻合,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就与庙会文化没有冲突。
　　事实上,办庙会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如果赚不到钱,没有经济效益,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效益。过分强调社会效益会毁掉一个庙会。庙会主办方应对庙会重新定位,不要羞谈经济效益。”
　　
　　文化当先
　　
　　很多春节庙会主办者所注重的一个思路,就是文化和商业的结合。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的古老载体,庙会其实是民俗文化的一个剪影,也是一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影。应当说,如今的庙会已经越来越多地体现了节日文化市场的繁荣,但还滞后于现代人的文化需求。
　　专家认为,北京的庙会多为游园性的封闭型管理模式,主办单位单靠“门票加摊位费”维持生计,内容不充实。
　　游客反映,不少庙会仅仅停留在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显得俗气和老套。
　　没有相应的文化吸引力,逛庙会的人只得改为逛小吃摊和逛百货摊,致使庙会固有的文化氛围被越来越浓烈的商业气息所代替。不少消费者抱怨,庙会上摊位混杂,人员拥挤。商贩出售商品不开发票;商品存在假冒伪劣的现象。许多逛过庙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逛了一天庙会,除了腰酸腿疼,精神收获并不大。
　　“现代庙会在内容选择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是业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因此有专家建议,北京的庙会具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应当在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吸纳一些现代文化元素。
　　应当说,洋庙会是一种比较有创意的现代庙会模式,主办方有意把中国的年俗文化与域外和民俗相结合,独具特色。
　　另外,儿童主题庙会也很有新意,起码为传统的文化形式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也避开了庙会思维的撞车。
　　作为一种节庆活动,庙会文化应向多元化发展,不能搞得千篇一律,要各有各的拿手戏、各有各的绝活。据悉,今年春节庙会期间,不少庙会活动已不再拘于传统民俗文化展示了,流行歌曲、摇滚乐、时装模特、人体彩绘等现代生活的元素,纷纷嵌入到庙会文化的氛围中。这种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时尚的结合,也许会令保守的民俗主义者指指点点,但只要符合人们消费需求,让游客喜闻乐见,人气与商机自然就会旺盛起来。
　　不管怎样,庙会文化是在是否抵制否定之否定的社会进程中不断修正而不断发展的,在全民商业化的今天,庙会经济必然要逐步进入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程序,只有引入商业元素,把现代企业文化融入传统的庙会文化,庙会才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庙会文化的商业底片洗印的就是文化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