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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周尔鎏就得知了周恩来因病逝世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撕心裂肺似的痛不欲生”。
他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29年在上海出生后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他口中的七爸就是周恩来、七妈则是邓颖超。
去年8月，周尔鎏出版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书中，他忆及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也谈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如何周旋、尽力帮助其他领导人的故事。
“七爸去世的真正原因”
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是保密的，但周尔鎏早已有思想准备。“1973年末、1974年春，七妈在同我两次个别谈话时，提到七爸重病缠身，恐有不测。”《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周尔鎏写道。
一般来讲，较长时间的个别谈话，几乎全是周恩来同他亲自面谈的。由于周邓两人休息时间迥异，周恩来同周尔鎏的谈话往往在晚餐后，夜深人静之时在办公室进行，谈工作、谈政治等等——而那时邓颖超因身体欠佳，大都已经回她的寝室休息。
通常情况下，邓颖超与周尔鎏的谈话，以生活话题为主，而1973年与1974年的两次谈话里，虽然仍是生活话题，但“七妈给我看了中医的方子，给我一些暗示，并叮咛我做好最坏的准备，其中就包括把孩子送到南方去。”
1976年1月11日，逝世三天后，周恩来遗体迁离北京医院时，周尔鎏发现北京医院的正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干部群众。他们不顾警卫阻拦，把医院正门围得水泄不通。不知由谁作出的决定，最后避开北京医院的前门改由后门移出遗体。
正当周尔鎏担心因天气寒冷、群众又不了解遗体已经从后门移出，葬礼将避开万众悄无声息时，他却从街道上看到了意外的一幕。
“自北京饭店周围的街道开始的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一望无际的人们随着灵车的离去缓缓向前移动。”
“多年后，七妈个别同我谈话时讲述了七爸去世的真正原因。”在书中，周尔鎏回忆：“七爸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坚持上报，建议及时手术。此时，七爸也知道了病情状况，亲自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手术治疗，但为时已晚，手术后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周尔鎏遗憾地写道，“据许多医疗专家相告，在癌症没有扩散前及时摘除膀胱的话，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挂上一个尿瓶，生活虽有不便，不至有生命之忧。”
避亲嫌
虽然是周恩来的侄子，实际上周尔鎏并没得到多少特殊照顾，“避亲嫌是七爸一生严格奉行的生活准则之一”。
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通过民主人士找到周尔鎏，自此周尔鎏就由周恩来和邓颖超抚养。
“当时七爸曾嘱我随他一同返回延安，但七妈扯了一下他的衣襟，他们悄悄商量后，就改变了主意。”与周尔鎏同时期被周恩来派人找到的李鹏、聂力（聂荣臻的女儿），被带到了延安，而周尔鎏则被安排继续在上海读完高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共产党人的高级干部，他们应优先照顾烈属子弟和其他干部子弟，避亲嫌。”
1960年，因为在学校成绩优异，陈毅当面向周恩来建议将周尔鎏调往外交部工作。还是因为避亲嫌，周恩来当时表示，虽然侄子具备有关条件，但是由于外交部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还是去其他单位工作的好。因为这句表态，后来周尔鎏奉调改去对外文委和中联部工作——不过因为外文能力，他间或作为翻译陪同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更“关心”的是他的老战友们，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
勉力周旋
在周尔鎏回忆中，十年“文革”，周恩来一直是被动接受。
书中他写道，1965年，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但当时，七爸只是感到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可能愈加厉害，并未料到这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动乱即将来临。他在1965年国庆招待会致词时还强调：‘现在，我国人民展望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周恩来指示：北大搞运动一定要慎重，注意内外有别。
但是康生背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尚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将该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当晚陈毅询问七爸：‘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说：‘我本人也只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电话，告我该大字报内容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不过周恩来很快从这场运动的来势和自己完全被搁在一边的做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处境做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被点名抛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故意不捅破这场运动的目的，反而是侧身其中绝不輕易撤离岗位，以防“四人帮”夺权。
即便如此，还是有防不胜防的暗箭。
周尔鎏记忆中，“四人帮”迫害周恩来是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有一次在宴请外宾的席上，江青突然对外国朋友板着脸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大家，中方在座的人中间，只有周总理念过孔孟之道的书。”“批林批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江青此语明显是告诉外宾，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斗争对象。
空气顿时紧张，外宾们举起的酒杯悬在了空中。此时，周恩来转向张春桥问：“你看过没有？”然后又转向江青问：“你看过没有？”他们相继回答：“没有。”周恩来随即若无其事地对外宾说：“一般说来，不仅是我，像张春桥、江青这般年岁的人应该是看过孔孟之道的书籍的。所不同的是，我本人以及有关青年战友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当时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都非常紧张，为周恩来的处境担忧，但他镇定自若，继续和外宾交谈。
会议结束后，病中的周恩来步履艰难地缓缓离开福建厅，周尔鎏单独追随过去，听到他轻声嘱咐说：“对孔孟之道还是要进行全面地、合理地、科学地研究分析。以前同你个别谈话精神不变。”
同样是在外事场合，张春桥也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向澳大利亚来宾询问该国的年老退休者情况。来宾谈到养老问题不仅是很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政情时，一直冷眼旁观的张春桥突然无礼的插话说：“我们这里没有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张春桥如此唱高调，使外宾不知如何继续谈话，言外之意又直指周恩来的提问不妥当。但是静默片刻后，周恩来替外宾直截了当地对张春桥说：“你讲的这一个问题并不对，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们，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预做估计早做准备，还是有必要的。”
一度显得紧张不自然的会场气氛，开始转向正常平和。不料，周恩来此时又语带调侃地说：“我是苏北人，一般说来比较老实，而在座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都是山东人，他们这一带人可厉害呢。”说完他轻声哈哈一笑，很自然地转向其他话题，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
周尔鎏在书中回忆，“七爸这般开玩笑还是很罕见的，在座的中国工作人员也都会意地微笑着，显然他们清楚七爸并不是说不同地区的人群真有如此的区别”。
（摘自《看天下》）
他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29年在上海出生后不久，“生母就离世了，那时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和七妈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他口中的七爸就是周恩来、七妈则是邓颖超。
去年8月，周尔鎏出版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书中，他忆及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也谈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如何周旋、尽力帮助其他领导人的故事。
“七爸去世的真正原因”
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是保密的，但周尔鎏早已有思想准备。“1973年末、1974年春，七妈在同我两次个别谈话时，提到七爸重病缠身，恐有不测。”《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周尔鎏写道。
一般来讲，较长时间的个别谈话，几乎全是周恩来同他亲自面谈的。由于周邓两人休息时间迥异，周恩来同周尔鎏的谈话往往在晚餐后，夜深人静之时在办公室进行，谈工作、谈政治等等——而那时邓颖超因身体欠佳，大都已经回她的寝室休息。
通常情况下，邓颖超与周尔鎏的谈话，以生活话题为主，而1973年与1974年的两次谈话里，虽然仍是生活话题，但“七妈给我看了中医的方子，给我一些暗示，并叮咛我做好最坏的准备，其中就包括把孩子送到南方去。”
1976年1月11日，逝世三天后，周恩来遗体迁离北京医院时，周尔鎏发现北京医院的正门前已经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干部群众。他们不顾警卫阻拦，把医院正门围得水泄不通。不知由谁作出的决定，最后避开北京医院的前门改由后门移出遗体。
正当周尔鎏担心因天气寒冷、群众又不了解遗体已经从后门移出，葬礼将避开万众悄无声息时，他却从街道上看到了意外的一幕。
“自北京饭店周围的街道开始的一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一望无际的人们随着灵车的离去缓缓向前移动。”
“多年后，七妈个别同我谈话时讲述了七爸去世的真正原因。”在书中，周尔鎏回忆：“七爸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坚持上报，建议及时手术。此时，七爸也知道了病情状况，亲自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手术治疗，但为时已晚，手术后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周尔鎏遗憾地写道，“据许多医疗专家相告，在癌症没有扩散前及时摘除膀胱的话，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挂上一个尿瓶，生活虽有不便，不至有生命之忧。”
避亲嫌
虽然是周恩来的侄子，实际上周尔鎏并没得到多少特殊照顾，“避亲嫌是七爸一生严格奉行的生活准则之一”。
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周恩来通过民主人士找到周尔鎏，自此周尔鎏就由周恩来和邓颖超抚养。
“当时七爸曾嘱我随他一同返回延安，但七妈扯了一下他的衣襟，他们悄悄商量后，就改变了主意。”与周尔鎏同时期被周恩来派人找到的李鹏、聂力（聂荣臻的女儿），被带到了延安，而周尔鎏则被安排继续在上海读完高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共产党人的高级干部，他们应优先照顾烈属子弟和其他干部子弟，避亲嫌。”
1960年，因为在学校成绩优异，陈毅当面向周恩来建议将周尔鎏调往外交部工作。还是因为避亲嫌，周恩来当时表示，虽然侄子具备有关条件，但是由于外交部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还是去其他单位工作的好。因为这句表态，后来周尔鎏奉调改去对外文委和中联部工作——不过因为外文能力，他间或作为翻译陪同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更“关心”的是他的老战友们，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
勉力周旋
在周尔鎏回忆中，十年“文革”，周恩来一直是被动接受。
书中他写道，1965年，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但当时，七爸只是感到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可能愈加厉害，并未料到这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动乱即将来临。他在1965年国庆招待会致词时还强调：‘现在，我国人民展望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曹轶欧夫妇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周恩来指示：北大搞运动一定要慎重，注意内外有别。
但是康生背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尚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将该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当晚陈毅询问七爸：‘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七爸回答说：‘我本人也只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电话，告我该大字报内容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不过周恩来很快从这场运动的来势和自己完全被搁在一边的做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处境做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被点名抛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故意不捅破这场运动的目的，反而是侧身其中绝不輕易撤离岗位，以防“四人帮”夺权。
即便如此，还是有防不胜防的暗箭。
周尔鎏记忆中，“四人帮”迫害周恩来是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有一次在宴请外宾的席上，江青突然对外国朋友板着脸说：“亲爱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大家，中方在座的人中间，只有周总理念过孔孟之道的书。”“批林批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江青此语明显是告诉外宾，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斗争对象。
空气顿时紧张，外宾们举起的酒杯悬在了空中。此时，周恩来转向张春桥问：“你看过没有？”然后又转向江青问：“你看过没有？”他们相继回答：“没有。”周恩来随即若无其事地对外宾说：“一般说来，不仅是我，像张春桥、江青这般年岁的人应该是看过孔孟之道的书籍的。所不同的是，我本人以及有关青年战友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当时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都非常紧张，为周恩来的处境担忧，但他镇定自若，继续和外宾交谈。
会议结束后，病中的周恩来步履艰难地缓缓离开福建厅，周尔鎏单独追随过去，听到他轻声嘱咐说：“对孔孟之道还是要进行全面地、合理地、科学地研究分析。以前同你个别谈话精神不变。”
同样是在外事场合，张春桥也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向澳大利亚来宾询问该国的年老退休者情况。来宾谈到养老问题不仅是很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政情时，一直冷眼旁观的张春桥突然无礼的插话说：“我们这里没有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张春桥如此唱高调，使外宾不知如何继续谈话，言外之意又直指周恩来的提问不妥当。但是静默片刻后，周恩来替外宾直截了当地对张春桥说：“你讲的这一个问题并不对，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们，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预做估计早做准备，还是有必要的。”
一度显得紧张不自然的会场气氛，开始转向正常平和。不料，周恩来此时又语带调侃地说：“我是苏北人，一般说来比较老实，而在座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都是山东人，他们这一带人可厉害呢。”说完他轻声哈哈一笑，很自然地转向其他话题，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
周尔鎏在书中回忆，“七爸这般开玩笑还是很罕见的，在座的中国工作人员也都会意地微笑着，显然他们清楚七爸并不是说不同地区的人群真有如此的区别”。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