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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最终选择了以沉默应对这个世界。他纵使住在我这里,帮忙照看着我的儿子、他的小孙子时也是如此。他面对孩子奶声奶气“爷爷爷爷”的呼唤,常常只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一笑。实在不行了,才从喉咙或者鼻腔里发出两声“嗯”“啊”之类含糊不清的声音。他一天到晚吃饭、喝水、洗菜、扫地、拖地,也都默不作声。他能顺利领会我和妻子的意思,并做好该做的一切,但跟我们,也大多只限于眼神的交流。
在一年前,他初到我这里来看孩子时,还不是这样。那时,他刚刚迷恋上语言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推着我儿子的小推车回来时,自言自语地说:“语言啊,真是妙不可言!”我吃惊地瞥了父亲一眼,不知他是不是在故意配合我们。父亲做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学历低,被清退了。他自从到我这儿来,开始喜欢钻研点儿什么。我和妻子都在北京的一所三流大学工作,我是副教授,妻子是讲师。在父亲甚至所有村人眼里,我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学校名义上是教学区和生活区分离,却并没完全分开。父亲就经常推着儿子,去教学区转悠。在草坪上撒欢,在湖边捡石头,在体育场上捣鼓健身器材,也在食堂那块儿,看那些迟到的同学提着盒饭往阶梯教室飞跑。我不知道,父亲突然迸发出来的求知欲,是不是受了那些夹着书本的大学生的影响。
同事知道这事之后,都说父亲迷上语言学,是受了我们两口子熏陶。这种联想看似顺理成章,其实让人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引导他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要说引导,老实说,从父亲来了之后,我和妻子都很少跟他说话。他头一次接替母亲来北京看孩子,我去高铁站接,一路上我们两个都是一言不发。从上大学算起,我们已经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了,有什么好聊的呢?聊些童年记忆吗?我曾经几次想寻找点话题,最终都放弃了。临下车时,他憋不住说了句,你的车挺快嘛!他在我们这儿住着,不用看孩子时,就躲进他的小屋。吃饭时,好在孩子离不开人,都是错开时间,让他先吃了,我们再吃。若不然,几个人闷着头坐在一起吃,多尴尬哩。
我和父亲的关系多年以来就冷冷淡淡,这种紧张,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大学时跟家里打电话,纵使接电话的是他,我也不会多说一句,而是必定要他去叫母亲。也许,这是多数男孩的共性,要不俄狄浦斯也不会犯下杀父娶母的滔天大罪。妻子从小在北京长大,自然也没多大兴趣去理会这个乡下来的老头儿。她做出的跟父亲表示亲近的唯一行动,是在一天下班后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老北京布鞋。
在我们看来,父亲能尽职尽责地帮我们看好孩子就足够了,剩余的时间,完全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去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他却闷在家里,研究起了“语言”。那时,我儿子已开始牙牙学语,刚能含混地发出类似“爸爸妈妈”的简单音节。让父亲产生兴趣的所谓“语言”,并不是这些,而是我們农村老家的方言俚语。有一段时间,孩子在客厅玩耍,父亲会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坐在沙发上埋头沉思。他口中念念有词,时不时发出些奇怪的音节,有时还会拿着我女儿的《新华字典》,皱着眉头“a、o、e……”地念叨着。发音夸张,样子滑稽。
有一天中午,我发现父亲一个人在洗手间洗脚时,喃喃着什么。父亲是汗脚,所以除了每天晚上跟全家人一样洗一次脚,中午还要再洗一次。他出来后,跟我撞个正着。“你在跟母亲通电话?”我问。他红着脸,显得有些兴奋。“我……我在琢磨我们老家的一些语言。”他搓着双手,略显羞涩。我没理他,把儿子刚替换下来的一身小衣服递给他说:“你去洗洗,领口和袖口重点搓,记着用婴幼儿专用洗衣液。”
父亲接过衣服,按进脸盆,转脸望着我问:“大山,你还记得‘骑尿脖’这个词吗?”
我的脑中一下浮现出多年前的一幕幕温暖情景。那时,父亲还年轻,儿时的我经常被父亲高高举起,放在他的脖子上。我像骑大马一样,骄傲地骑在他的肩头。他就那样扛着我,两手抓着我的双腿,去小卖铺买吃的,去地里干农活,去他代课的学校打篮球,也去村口的小河里摸泥鳅。
他等不及我回答,又说:“你如果记得‘骑尿脖’这个词,那么,肯定还记得‘得beng’这个词的意思。”他一边揉搓着孩子的小衣服,一边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我当然记得“得beng”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人坐在一辆行驶中的车子上面的感觉。
从前,我们家里只有一辆大金鹿牌的自行车。父亲每次骑着它去镇上赶集,或者下田里干活,我都会缠着非要坐在后座上跟着去。那种悠然地坐在车子上像是要飞起来的感觉,就叫“得beng”。
我有些诧异,站在那里。我心里明白,父亲的确老了。他不仅脊背微驼,头发花白,而且开始喜欢沉浸在对从前往事的追忆之中。我正考虑着该怎么回答父亲,就听见儿子张大嗓门,在卧室里哭了起来。妻子下午有课,正在卧室换衣服准备出门。儿子的哭喊,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分别仪式。我没有回答父亲,转身去卧室。父亲便显得有些失望,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孩坐在车上享受。”他说完,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发现,在那之后,父亲开始偷偷地写写画画。我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兴趣过问。有时晚上,妻子已经搂着孩子睡下了,我看会儿书,写会儿东西之后,去洗手间洗洗准备睡,父亲的门下还透出灯光。有一次,我装作去他住的房间找东西,看到他正慌慌张张地把一张纸藏在枕下。
谜底是半个月之后揭开的。那天,吃了中午饭,女儿在书房画画,妻子搂着儿子去午休了。父亲回他房间,待了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一张纸。他不好意思地说:“大山,我知道你忙,一直不敢麻烦你。我这些天,对我们老家的方言,做了一些研究。但有些问题,主要是一些词的写法,因为水平有限,一时还不敢确定。”
他语速缓慢,拿捏着词句。我感觉好笑,打开那张纸,看到了父亲在上面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那只是一些凌乱的词汇、音节和简单的句子。写着:
(1)pin(咱家的读音是阴平,下同)种。傻子的意思。(2)shi(阳平)牛。母牛的别称。(3)ban(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扔了的意思。(4)sai(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5)得beng(阴平),小孩坐在车上享受。(6)今men(阴平)。今天的意思。(7)yan(阳平)san(阴平)。昨天的意思。(8)heng(阳平)heng(阳平)。下午的意思。(9)qian(阳平)shan(阴平)。前天的意思。(10)zhua(阳平)去?干啥去的意思。(11)duo(阳平)neng(阳平)。什么时候的意思。 “这些天,你就捣鼓了点儿这个?”我愣了半晌问。
“我琢磨得更多,这一些对我来说有困难,我觉得在我们老家的方言里,也有代表性。”父亲庄重地看着我,脸上是认真而期待的神色,显然想让我这个大学副教授多少谈点儿什么。
“我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我笑了笑,跟他说。
“你怎么会不懂?”父亲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那小梅呢?小梅不是教学生现代汉语吗?”
“她就更不懂了!她是北京人,怎么会懂山东方言?”
我把那张纸还给父亲时,他脸上掠过一丝失落的表情。其实,父亲提出的问题并不高深,只是反映了语言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语言是音意结合体,有些方言词汇虽然有音和意思,却并没有固定的写法与之对应。当然,他的研究内容,那些方言词,除了一些使用范围特别狭窄的,其中大部分,前人都已有了详细的总结。只需随便翻开一本方言教材,甚至翻开一本普通话培训教材,都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虽然如此,但我不愿意跟父亲多费口舌,因为我不想留给他我愿意跟他讨论有关语言问题这个假象。
那段日子,妻子其实正在为父亲那一口浓厚的鲁西南方言忧心不已。妻子常说,我们老家鲁西南那片,属于北方方言原官话中郑曹片的一种方言,没有翘舌音。从前,我每次反驳,她总会拿“出租车司机”这几个字难为我。我一张口,便会让她大笑不止。新生开学季,她总能凭口音帮我认下无数小老乡来。
妻子经常跟我说,大山,怎么办呢?你没有翘舌音,上课发音就经常惹学生耻笑,他们课下都议论你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如果咱儿子将来再学一口你爹那样重的口音,怎么给他改?
父亲来北京好几个月了,竟然还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腔。虽然做过几年民办教师,但和母亲比起来,他显得有些笨嘴拙舌。其实,困扰父亲一辈子的,就是普通话。有一次,上边来听课,要求用普通话,可难死了他。现在看来,也许,他并不是笨,正如妻子所说,他是态度问题。当年,我的女儿还小时,一直是母亲在这里照看。妻子临产前,母亲就来了。母亲在产房伺候了几天月子,就已经有了翘舌音。妻子出院坐出租车回家,母亲已经能够卷着舌头跟司机聊天了。可是,在儿子六个月大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却已经不允许她继续留在我这儿帮忙照看孩子。她腰椎出了毛病,宫颈也似乎有些问题。
当然,小梅并不接受这种说法,她跟我说,母亲是在装病。“医院也去了,各种检查也做了,连医生都说她没问题。”小梅撇撇嘴说,“春节送她坐高铁回老家时还好好的,提着包过安检,跑得比贼都快。怎么回来一趟,腿脚就挪不动了呢?”
按照母亲的说法,她身体的每况愈下,完全是我姐姐一手造成的。一年前,姐姐离婚了。在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婚时,那段婚姻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在她怀孕期间,丈夫就出轨了。为了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可是,在孩子两周岁时,姐姐听说那对狗男女已在外面生下了一对儿女。当时,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善良和同情慷慨地送给了姐姐。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经人介绍认识小梅还不久。我们都劝姐姐快刀斩乱麻,趁着年轻,起诉他们。如果她听话,不但能够重新开始一段生活,还能得到数额可观的经济补偿。我的岳母是老北京,认识的街坊邻居多。她甚至已经开始热心地为姐姐張罗下家。
可是,姐姐并不买账。儿子三岁时,她就离家出走了。她既不离婚,也不再回那个家,一意孤行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一开始,过年还回来几天,看看儿子。从她男人有恃无恐地把那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堂而皇之地接到家,她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她一直在中国东部的一个海滨城市打工。其间,她男人数次提出离婚,都被她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拒绝了。
这次,姐姐突然提出要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姐姐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得赶快回老家离婚,此事十万火急。因为她五一节就要跟一个叫国的男人去拍婚纱照,国庆节就准备结婚。从姐姐的电话里,我们知道,那个将要跟她结婚的国,年龄小她五岁。用姐姐的话说,国长得像庾澄庆。“姐弟恋,现在流行这个。”姐姐的声音让人感到她仿佛是雀跃着说,“当然,就像国说的一样,离是一定要离,但不能便宜了他!”
我们这才知道,姐姐已经打定主意,回老家起诉丈夫,讨要她的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孩子抚养费等各种费用。这笔费用,按照她和国的估算,会高达三十余万元。
当然,姐姐的这番话,如果是十年前说出来,肯定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可现实是,十年过去了,她的儿子在几乎被她遗弃的情况下,已经长到十四岁,上了初中。从前的许多有利因素,对于她来说,已经转化为不利因素。我们对姐姐能得到这三十万元的赔偿,都不抱任何希望。小梅甚至轻蔑地笑笑说:人家不让她赔偿就不错了。
几天后,姐姐又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们辞职了。原来,姐姐在电器厂做零件,国是厂子里的保安。现在,她要倾尽十多年打工的积蓄,租一个小店,卖衣服。母亲愣了愣问:“这是谁的主意?”姐姐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答。她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母亲借五万。姐姐说,小店的租金每年二十万,她的积蓄加起来已经有十五万。再凑够五万,就能顺利地把小店盘下来了。
“那个国出几万?”母亲问。
“他不出钱,他智力入股,帮我出谋划策,帮我经营!”姐姐说。
在父亲来到北京后,有时小梅和我闲聊,会提起姐姐。“你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奇葩的姐姐?”小梅说,“真是匪夷所思!”姐姐官司打下来,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那三十余万元赔偿。她得到了儿子名义上的抚养权,然后是并不能兑现的、每个月两千块钱的抚养费。她离婚了,她的小店却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转让了出去。几天后,她在电话上又告诉母亲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和国分手了。当时,姐姐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母亲不顾我和小梅在场,朝电话里吼叫着:“你去把他找回来!”姐姐说,分手是她提出来的。母亲禁不住喊起来:“那孩子怎么办?”姐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地说:“你知道吗?妈妈,这世界上,真是只有你和国真心对我好!国临走的时候,也说了跟你一样的话!” 每一次,母亲接完姐姐的电话,都会气得脸色煞白,在那里坐着,久久站不起来。“骗子!那个国是个骗子!”母亲嘟囔着,“他看从你姐姐这里弄不到钱,就走了!”姐姐肚子里的胎儿已经五个月大了,不可能再打掉。母亲问姐姐怎么办,姐姐说她要生下来,自己养着。一个女人在外面打工,养个孩子谈何容易?可姐姐说,她早就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了。她说,没钱去医院就在家生。穆桂英还在战场上生孩子呢。孩子养大了,就上托儿所,全托。
据母亲说,在老家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扬言从此不让姐姐踏进家门。愤怒归愤怒,姐姐的肚子还是一天天大起来了。她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还在玩具厂给人家打工。正月二十七那天上午,她给母亲打来电话,说自己正躺在出租屋里,已经肚痛一天,身边却没有一个人。
“那个国呢?”母亲一手抱着我的儿子,一手抓着电话,愤怒地喊叫着,“你去医院没有?不要命了?”
“我跟国打了电话,他回了老家,还没有赶来。”姐姐说,“我问了房东,说住院生孩子需要五千块钱。你能不能通知爸爸,让他给我打些钱来?”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国并没露面;或者,姐姐压根就没有给国打电话。当姐姐把孩子生在医院,房东也丢下她不知所踪之后,母亲按照姐姐提供的电话号码拨过去,那边的一个男人说他根本不认识姐姐。第二次拨过去,关机。从此,那个号码,就再也打不通了。
这件事,给了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母亲致命一击。在姐姐生产之后,母亲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子宫出了问题。淌水,像来月经一样淌水。她在病情已经渐渐严重之后,有些难以启齿地跟我说。我领着她到好几家医院检查过,彩超也做了,照影也做了,都说没事儿。母亲却总感觉有液体从她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像要生孩子一样。
从我们这儿离开前,母亲已经需要每天用去三块卫生巾。母亲走了,我让她回山东老家休养,让负责在家种地的父亲接替她照看儿子。在母亲走后、父亲来了的这些日子,我和妻子经常会抱怨姐姐。因为如果不是姐姐,母亲就不会患病离开。我们也开始怀念母亲在这里的日子。因为,父亲虽然来北京好几个月了,但一直还没有走出那个漫长的磨合期。
父亲第一天进家,换上拖鞋,没待一会儿,一种难闻的气体就在屋里弥漫开来。妻子的表情到了愤怒的边缘,女儿则直接叫嚷起来:“爷爷的脚好臭!”我趕紧准备了一盆温水和一双干净袜子,端到洗手间,喊父亲说:“爸,你去把脚洗洗吧,换双袜子!”
“我昨天晚上刚洗干净了脚来的!”父亲执拗地说。
“你刚洗了脚,也再洗洗嘛!”我不由分说,把他推攘进了洗手间。
一开始,父亲有些不适应;可慢慢地,他就养成了每天白天和晚上各洗一次脚的习惯。父亲来时穿了一双胶鞋,第二天妻子就去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宽脸布鞋。在脚臭问题渐渐解决之后,接着又出现了口臭问题。父亲不讲究个人卫生,还直接用嘴含着吸管,去尝孩子水杯里水的水温。
“爸爸,你怎么用嘴尝孩子的水?”妻子尖叫起来。
“不用嘴用什么?”父亲反问道。
在妻子教了两遍之后,父亲学会了把水倒一点儿在手腕上,来掌握孩子喝水的温度。在这些问题之后,父亲的方言口音,才渐渐地变成主要问题,浮现到水面上来。父亲来北京几个月了,却仍然执拗地坚持着他的方言发音。
“他是成心的,”妻子说,“他要跟我们对着干!”
从前,在语言的问题上,妻子和我还能幽它一默。例如,我会说,有什么问题呢?孩子学会一种方言,等于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妻子则会笑着说,还是京韵京腔好,长大了可以说相声,还多了一种就业渠道呢。现在,它却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敏感话题。因为,父亲在看孩子时,会把睡觉说成费叫,流鼻涕说成流鼻子,鼻屎说成鼻子葛吧,打喷嚏说成打嚏忿。为此,我们已经爆发了好几场家庭战争。
“你爹不是学不会普通话,他是在敷衍!他从来没有一天把孩子当自己的孙子看!他竟然给孩子说,擦擦‘知马糊(眼屎)’。你倒是跟我说说,‘知马糊’是什么?”
“他老了,从前当民办教师时,校长都拿他没办法,随他去吧。”
“他不是改不了,是不愿改!纵使一个保姆,也不会这样敷衍地对待孩子!”
小梅的语言如刀子一般锋利,火势一样蔓延,又会引起蝴蝶效应一般的连锁反应。不管起因是什么,最后总是会扯到孩子、姐姐和母亲。妻子压根不相信母亲是真的病了,也不相信父亲会不让姐姐进家。她怀疑母亲装病回去的真正目的,是在姐姐跟前伺候月子。
“你告诉老太太,不要让我回去逮个正着。在我这里走路都走不动,不要让我撞见她正给自己的外孙洗着尿布。你姐姐怀的是国的孩子,为什么不给国打电话,让国来养着他的孩子?”小梅冷冷地笑着,说,“我算是闹明白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国这个人!谁知道你姐姐是从哪儿弄来一个孩子?谁知道她一个女人这些年都在外面干的啥?无耻!”
有时,妻子说这样的话,甚至不避讳父亲在场。
“你姐姐被人骗了!”父亲听到这些话,总会忍不住插嘴,无力地解释着。
“人家没有骗她,是她一直在骗人家!是她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富婆,搞什么姐弟恋!”
父亲呆立着,哑口无言。
“她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老太太说她有病,可病在哪里?医院检查的单子你们都看了。我不相信一天天淌水,她能忍着。如果那样,好人也能淌死!”小梅又指着我的鼻子,陈芝麻烂谷子地说,“结婚前,你装作一副乡下人憨厚的面孔,骗了我们全家!现在,我才知道,乡下人最狡猾!当初怀女儿的时候,你说三年内就能争取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女儿跟着我们到了国外,轻而易举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怎么样?喝飞(喝水),喝飞,你女儿现在还跟老头学着说喝飞!”
这样的场景,会让七岁的女儿吓得缩在墙角,或者躲到洗手间里哭泣。父亲则会推着儿子的小推车出门,带着儿子到楼下去遛弯儿。这种情况下,有时战争还会持续一会儿,有时,小梅会马上从愤怒中突然冷静下来,冷笑着,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不想跟你们争吵!没有意义!跟一群骗子说话没有意义!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门不当户不对。” 有时,我跟小梅吵架,父亲会推着孩子,去校园里的湖边捡石头。
那是一条人工小湖,水不深,浅浅的湖滩上满是从外面拉来的机器打磨的鹅卵石。父亲会捡一些小的,拿到石桥那儿,教儿子一块块地丢进水里。父亲还会挑选一些轻薄的,站在水边,在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打出一个个好看的水漂。那些小石头在水面上一跳一跳地,轻轻掠过,最后沉入水底。
有时,父亲也会捡一些小而精美的石头,带到家里来。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听一个从湖边经过的教授讲,把小石头含在嘴里,可以练习发音。许多主持人之所以发音那么好,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那时,我才发现,父亲其实一直在学习普通话。父亲在说话上已经开始在努力地做出改变。当然,改变是缓慢的。首先,他说话时夹杂进了京腔。这让他说话如果配上动作,完全像是在唱京戏。他慢慢讲起普通话后,我和妻子才发现,他的强行改变,其实还不如不改。因为他所谓的“普通话”,完全是方言的词和普通话的音的混搭。例如孩子的脖子,他还是会说“格啦甭”,女儿和儿子争东西时,他还是会说他们在“隔气”。
他的话常让我们两口子突然笑得喷出饭来,那些奇怪的词汇,也成为邻里间经常讨论的笑料。
父亲的方言研究工作,仍然在东一榔头西一锤地倔强地进行着。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有一天在湖边看孩子时,竟然把孩子扔在那里,自己飞跑着回了家。当然,妻子的这话并不确切。说扔在那里,其实父亲只是把孩子暂时托付给了同样在看孙子的楼上周阿姨。父亲飞跑回家,是因为他连续思考了好几天的一个问题有了突破。他需要赶紧回家,查查《新华字典》,加以验证,然后找到纸笔,记录下来。我后来问他为何会如此糊涂,他的解释是,他老了,他怕晚一点儿,那灵感就会飞走。
父亲原打算办完事儿就赶回去,没想到孩子在小车上哇哇大哭的那一幕,恰好被经过的妻子撞见。那天上午的第三节课,妻子没有去上。她抱着孩子到我的办公室,扬言如果父亲继续装疯卖傻,她就跟我离婚。
那天中午,我到父亲屋里准备跟他谈谈时,他正在往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你怎么还把孩子丢在湖边了?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脑子里在琢磨什么?语言学?”
“是的,”他说,“我有了新的发现。”
我没有吭声,盯着他看,像是盯着一个奇怪的动物。他的眼睛放光,全身都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
“pin种的pin,你知道该怎么写吗?”他的脸红彤彤的。
“拼命的拼。”我随口说。
他使劲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你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平常看到的文章的影响。但据我的研究,不一定是。字典上有一个字,是女字旁的姘。姘头的姘,你知道吗?应该是姘头的姘,音变了。”
我哭笑不得,心想,这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本来不想对他的研究内容作任何评价,也不想打消他求知的积极性,可是,如果总是纵容他,可能会让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斟酌着字句,说:“怎么说呢?通俗地讲,有些字可能只有音和意思,原本就没有固定的字形。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这个研究,其实……毫无意义!”
如我所料,他听了我的话,的确愣了片刻,但随之反驳道:“不对!没有字形,那还叫什么字?至少得有个常用的字!至于用哪个字,比如,‘sai(上声)了’这个词,意思是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你说用哪一个字?我研究觉得,得是‘摋’字。摋有sa(去声)、sha(阴平)、shai(上声)这三个音,但shai(上声)这个字音,已经没有扔掉这个义项了。这个义项,在发展中,丢失了。”
“你闭嘴!够了!”我突然忍不住,吼道。
“你,你……”他尴尬地拾起桌子上的那张纸。
“爸爸,语言学是一门学问,非常高深的学问。有些专家,像我们系里的张教授,搞了一辈子,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我们系里的学生,几年大学下来,连点儿皮毛都学不了!”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让父亲能够知难而退。可是,父亲却会错了意,他觉得我终于跟他讨论语言学了。他听了我的话,脸涨红着,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些书看,你们中文系里学生用的。我学习一段时间,就肯定能达到可以跟你和小梅交流的水平。”
“你能看什么书?最普通的你能看懂吗?”
我终于忍无可忍,抢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看到上面凌乱地写着:
……罵人叫呟(juan)人,干什么去了叫咋起类,做饭叫揍饭,打架叫各气,你太好了叫你砸赠好安,秸秆叫柴火,提水叫低楼水,水桶叫捎,说话叫拂话,睡觉叫费叫,打喷嚏叫打嚏忿,蝉叫杰寥,鞋内腔叫鞋壳喽儿,不新鲜叫葛焉了,故意的叫嘚意儿的,一起去叫般法儿去,讨人厌叫恶婴人……
“这些东西,压根一钱不值!”我轻蔑地说了一句,把那张纸团在手里,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篓里,还往里面狠狠地吐了口痰。
一个星期之后,我到父亲屋里去,发现他桌子上摆着一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看到扉页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书页上有些水渍,泛黄发霉了。不知他是从学校垃圾桶里捡的,还是从不愿上学的学生那里买的。也许,他是看书名里有“普通”二字,就把这本书当成了语言学的入门书。
“这本书,你读过吧?”父亲问我。
“上大学时读过。”
“这个索绪尔真不简单,能指和所指,太妙了!他的理论,不知道你能领会多少。”父亲看着我,像一个面试考官,神秘地笑了笑,“我考考你,例如桌子,字和音也即你们所说的语言符号是它的能指,那么它的‘所指’是什么?”
我忍不住笑了,因为这只是书上举过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语言符号的“桌子”这个词是能指,作为具体事物的桌子是“桌子”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同时也是这个语言符号的意义。
我没有说话,指了指面前的桌子。
“是的,”父亲点点头说,“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
在一年前,他初到我这里来看孩子时,还不是这样。那时,他刚刚迷恋上语言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推着我儿子的小推车回来时,自言自语地说:“语言啊,真是妙不可言!”我吃惊地瞥了父亲一眼,不知他是不是在故意配合我们。父亲做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学历低,被清退了。他自从到我这儿来,开始喜欢钻研点儿什么。我和妻子都在北京的一所三流大学工作,我是副教授,妻子是讲师。在父亲甚至所有村人眼里,我和妻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学校名义上是教学区和生活区分离,却并没完全分开。父亲就经常推着儿子,去教学区转悠。在草坪上撒欢,在湖边捡石头,在体育场上捣鼓健身器材,也在食堂那块儿,看那些迟到的同学提着盒饭往阶梯教室飞跑。我不知道,父亲突然迸发出来的求知欲,是不是受了那些夹着书本的大学生的影响。
同事知道这事之后,都说父亲迷上语言学,是受了我们两口子熏陶。这种联想看似顺理成章,其实让人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引导他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要说引导,老实说,从父亲来了之后,我和妻子都很少跟他说话。他头一次接替母亲来北京看孩子,我去高铁站接,一路上我们两个都是一言不发。从上大学算起,我们已经十多年不在一起生活了,有什么好聊的呢?聊些童年记忆吗?我曾经几次想寻找点话题,最终都放弃了。临下车时,他憋不住说了句,你的车挺快嘛!他在我们这儿住着,不用看孩子时,就躲进他的小屋。吃饭时,好在孩子离不开人,都是错开时间,让他先吃了,我们再吃。若不然,几个人闷着头坐在一起吃,多尴尬哩。
我和父亲的关系多年以来就冷冷淡淡,这种紧张,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大学时跟家里打电话,纵使接电话的是他,我也不会多说一句,而是必定要他去叫母亲。也许,这是多数男孩的共性,要不俄狄浦斯也不会犯下杀父娶母的滔天大罪。妻子从小在北京长大,自然也没多大兴趣去理会这个乡下来的老头儿。她做出的跟父亲表示亲近的唯一行动,是在一天下班后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老北京布鞋。
在我们看来,父亲能尽职尽责地帮我们看好孩子就足够了,剩余的时间,完全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去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他却闷在家里,研究起了“语言”。那时,我儿子已开始牙牙学语,刚能含混地发出类似“爸爸妈妈”的简单音节。让父亲产生兴趣的所谓“语言”,并不是这些,而是我們农村老家的方言俚语。有一段时间,孩子在客厅玩耍,父亲会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坐在沙发上埋头沉思。他口中念念有词,时不时发出些奇怪的音节,有时还会拿着我女儿的《新华字典》,皱着眉头“a、o、e……”地念叨着。发音夸张,样子滑稽。
有一天中午,我发现父亲一个人在洗手间洗脚时,喃喃着什么。父亲是汗脚,所以除了每天晚上跟全家人一样洗一次脚,中午还要再洗一次。他出来后,跟我撞个正着。“你在跟母亲通电话?”我问。他红着脸,显得有些兴奋。“我……我在琢磨我们老家的一些语言。”他搓着双手,略显羞涩。我没理他,把儿子刚替换下来的一身小衣服递给他说:“你去洗洗,领口和袖口重点搓,记着用婴幼儿专用洗衣液。”
父亲接过衣服,按进脸盆,转脸望着我问:“大山,你还记得‘骑尿脖’这个词吗?”
我的脑中一下浮现出多年前的一幕幕温暖情景。那时,父亲还年轻,儿时的我经常被父亲高高举起,放在他的脖子上。我像骑大马一样,骄傲地骑在他的肩头。他就那样扛着我,两手抓着我的双腿,去小卖铺买吃的,去地里干农活,去他代课的学校打篮球,也去村口的小河里摸泥鳅。
他等不及我回答,又说:“你如果记得‘骑尿脖’这个词,那么,肯定还记得‘得beng’这个词的意思。”他一边揉搓着孩子的小衣服,一边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我当然记得“得beng”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人坐在一辆行驶中的车子上面的感觉。
从前,我们家里只有一辆大金鹿牌的自行车。父亲每次骑着它去镇上赶集,或者下田里干活,我都会缠着非要坐在后座上跟着去。那种悠然地坐在车子上像是要飞起来的感觉,就叫“得beng”。
我有些诧异,站在那里。我心里明白,父亲的确老了。他不仅脊背微驼,头发花白,而且开始喜欢沉浸在对从前往事的追忆之中。我正考虑着该怎么回答父亲,就听见儿子张大嗓门,在卧室里哭了起来。妻子下午有课,正在卧室换衣服准备出门。儿子的哭喊,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分别仪式。我没有回答父亲,转身去卧室。父亲便显得有些失望,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小孩坐在车上享受。”他说完,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发现,在那之后,父亲开始偷偷地写写画画。我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兴趣过问。有时晚上,妻子已经搂着孩子睡下了,我看会儿书,写会儿东西之后,去洗手间洗洗准备睡,父亲的门下还透出灯光。有一次,我装作去他住的房间找东西,看到他正慌慌张张地把一张纸藏在枕下。
谜底是半个月之后揭开的。那天,吃了中午饭,女儿在书房画画,妻子搂着儿子去午休了。父亲回他房间,待了一会儿出来,递给我一张纸。他不好意思地说:“大山,我知道你忙,一直不敢麻烦你。我这些天,对我们老家的方言,做了一些研究。但有些问题,主要是一些词的写法,因为水平有限,一时还不敢确定。”
他语速缓慢,拿捏着词句。我感觉好笑,打开那张纸,看到了父亲在上面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那只是一些凌乱的词汇、音节和简单的句子。写着:
(1)pin(咱家的读音是阴平,下同)种。傻子的意思。(2)shi(阳平)牛。母牛的别称。(3)ban(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扔了的意思。(4)sai(上声)了。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5)得beng(阴平),小孩坐在车上享受。(6)今men(阴平)。今天的意思。(7)yan(阳平)san(阴平)。昨天的意思。(8)heng(阳平)heng(阳平)。下午的意思。(9)qian(阳平)shan(阴平)。前天的意思。(10)zhua(阳平)去?干啥去的意思。(11)duo(阳平)neng(阳平)。什么时候的意思。 “这些天,你就捣鼓了点儿这个?”我愣了半晌问。
“我琢磨得更多,这一些对我来说有困难,我觉得在我们老家的方言里,也有代表性。”父亲庄重地看着我,脸上是认真而期待的神色,显然想让我这个大学副教授多少谈点儿什么。
“我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我笑了笑,跟他说。
“你怎么会不懂?”父亲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那小梅呢?小梅不是教学生现代汉语吗?”
“她就更不懂了!她是北京人,怎么会懂山东方言?”
我把那张纸还给父亲时,他脸上掠过一丝失落的表情。其实,父亲提出的问题并不高深,只是反映了语言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语言是音意结合体,有些方言词汇虽然有音和意思,却并没有固定的写法与之对应。当然,他的研究内容,那些方言词,除了一些使用范围特别狭窄的,其中大部分,前人都已有了详细的总结。只需随便翻开一本方言教材,甚至翻开一本普通话培训教材,都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虽然如此,但我不愿意跟父亲多费口舌,因为我不想留给他我愿意跟他讨论有关语言问题这个假象。
那段日子,妻子其实正在为父亲那一口浓厚的鲁西南方言忧心不已。妻子常说,我们老家鲁西南那片,属于北方方言原官话中郑曹片的一种方言,没有翘舌音。从前,我每次反驳,她总会拿“出租车司机”这几个字难为我。我一张口,便会让她大笑不止。新生开学季,她总能凭口音帮我认下无数小老乡来。
妻子经常跟我说,大山,怎么办呢?你没有翘舌音,上课发音就经常惹学生耻笑,他们课下都议论你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如果咱儿子将来再学一口你爹那样重的口音,怎么给他改?
父亲来北京好几个月了,竟然还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腔。虽然做过几年民办教师,但和母亲比起来,他显得有些笨嘴拙舌。其实,困扰父亲一辈子的,就是普通话。有一次,上边来听课,要求用普通话,可难死了他。现在看来,也许,他并不是笨,正如妻子所说,他是态度问题。当年,我的女儿还小时,一直是母亲在这里照看。妻子临产前,母亲就来了。母亲在产房伺候了几天月子,就已经有了翘舌音。妻子出院坐出租车回家,母亲已经能够卷着舌头跟司机聊天了。可是,在儿子六个月大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却已经不允许她继续留在我这儿帮忙照看孩子。她腰椎出了毛病,宫颈也似乎有些问题。
当然,小梅并不接受这种说法,她跟我说,母亲是在装病。“医院也去了,各种检查也做了,连医生都说她没问题。”小梅撇撇嘴说,“春节送她坐高铁回老家时还好好的,提着包过安检,跑得比贼都快。怎么回来一趟,腿脚就挪不动了呢?”
按照母亲的说法,她身体的每况愈下,完全是我姐姐一手造成的。一年前,姐姐离婚了。在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婚时,那段婚姻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在她怀孕期间,丈夫就出轨了。为了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可是,在孩子两周岁时,姐姐听说那对狗男女已在外面生下了一对儿女。当时,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善良和同情慷慨地送给了姐姐。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经人介绍认识小梅还不久。我们都劝姐姐快刀斩乱麻,趁着年轻,起诉他们。如果她听话,不但能够重新开始一段生活,还能得到数额可观的经济补偿。我的岳母是老北京,认识的街坊邻居多。她甚至已经开始热心地为姐姐張罗下家。
可是,姐姐并不买账。儿子三岁时,她就离家出走了。她既不离婚,也不再回那个家,一意孤行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一开始,过年还回来几天,看看儿子。从她男人有恃无恐地把那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堂而皇之地接到家,她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她一直在中国东部的一个海滨城市打工。其间,她男人数次提出离婚,都被她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拒绝了。
这次,姐姐突然提出要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姐姐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她得赶快回老家离婚,此事十万火急。因为她五一节就要跟一个叫国的男人去拍婚纱照,国庆节就准备结婚。从姐姐的电话里,我们知道,那个将要跟她结婚的国,年龄小她五岁。用姐姐的话说,国长得像庾澄庆。“姐弟恋,现在流行这个。”姐姐的声音让人感到她仿佛是雀跃着说,“当然,就像国说的一样,离是一定要离,但不能便宜了他!”
我们这才知道,姐姐已经打定主意,回老家起诉丈夫,讨要她的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孩子抚养费等各种费用。这笔费用,按照她和国的估算,会高达三十余万元。
当然,姐姐的这番话,如果是十年前说出来,肯定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可现实是,十年过去了,她的儿子在几乎被她遗弃的情况下,已经长到十四岁,上了初中。从前的许多有利因素,对于她来说,已经转化为不利因素。我们对姐姐能得到这三十万元的赔偿,都不抱任何希望。小梅甚至轻蔑地笑笑说:人家不让她赔偿就不错了。
几天后,姐姐又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们辞职了。原来,姐姐在电器厂做零件,国是厂子里的保安。现在,她要倾尽十多年打工的积蓄,租一个小店,卖衣服。母亲愣了愣问:“这是谁的主意?”姐姐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答。她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母亲借五万。姐姐说,小店的租金每年二十万,她的积蓄加起来已经有十五万。再凑够五万,就能顺利地把小店盘下来了。
“那个国出几万?”母亲问。
“他不出钱,他智力入股,帮我出谋划策,帮我经营!”姐姐说。
在父亲来到北京后,有时小梅和我闲聊,会提起姐姐。“你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奇葩的姐姐?”小梅说,“真是匪夷所思!”姐姐官司打下来,并没有得到预想的那三十余万元赔偿。她得到了儿子名义上的抚养权,然后是并不能兑现的、每个月两千块钱的抚养费。她离婚了,她的小店却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转让了出去。几天后,她在电话上又告诉母亲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和国分手了。当时,姐姐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母亲不顾我和小梅在场,朝电话里吼叫着:“你去把他找回来!”姐姐说,分手是她提出来的。母亲禁不住喊起来:“那孩子怎么办?”姐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地说:“你知道吗?妈妈,这世界上,真是只有你和国真心对我好!国临走的时候,也说了跟你一样的话!” 每一次,母亲接完姐姐的电话,都会气得脸色煞白,在那里坐着,久久站不起来。“骗子!那个国是个骗子!”母亲嘟囔着,“他看从你姐姐这里弄不到钱,就走了!”姐姐肚子里的胎儿已经五个月大了,不可能再打掉。母亲问姐姐怎么办,姐姐说她要生下来,自己养着。一个女人在外面打工,养个孩子谈何容易?可姐姐说,她早就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了。她说,没钱去医院就在家生。穆桂英还在战场上生孩子呢。孩子养大了,就上托儿所,全托。
据母亲说,在老家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扬言从此不让姐姐踏进家门。愤怒归愤怒,姐姐的肚子还是一天天大起来了。她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还在玩具厂给人家打工。正月二十七那天上午,她给母亲打来电话,说自己正躺在出租屋里,已经肚痛一天,身边却没有一个人。
“那个国呢?”母亲一手抱着我的儿子,一手抓着电话,愤怒地喊叫着,“你去医院没有?不要命了?”
“我跟国打了电话,他回了老家,还没有赶来。”姐姐说,“我问了房东,说住院生孩子需要五千块钱。你能不能通知爸爸,让他给我打些钱来?”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国并没露面;或者,姐姐压根就没有给国打电话。当姐姐把孩子生在医院,房东也丢下她不知所踪之后,母亲按照姐姐提供的电话号码拨过去,那边的一个男人说他根本不认识姐姐。第二次拨过去,关机。从此,那个号码,就再也打不通了。
这件事,给了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母亲致命一击。在姐姐生产之后,母亲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子宫出了问题。淌水,像来月经一样淌水。她在病情已经渐渐严重之后,有些难以启齿地跟我说。我领着她到好几家医院检查过,彩超也做了,照影也做了,都说没事儿。母亲却总感觉有液体从她的子宫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像要生孩子一样。
从我们这儿离开前,母亲已经需要每天用去三块卫生巾。母亲走了,我让她回山东老家休养,让负责在家种地的父亲接替她照看儿子。在母亲走后、父亲来了的这些日子,我和妻子经常会抱怨姐姐。因为如果不是姐姐,母亲就不会患病离开。我们也开始怀念母亲在这里的日子。因为,父亲虽然来北京好几个月了,但一直还没有走出那个漫长的磨合期。
父亲第一天进家,换上拖鞋,没待一会儿,一种难闻的气体就在屋里弥漫开来。妻子的表情到了愤怒的边缘,女儿则直接叫嚷起来:“爷爷的脚好臭!”我趕紧准备了一盆温水和一双干净袜子,端到洗手间,喊父亲说:“爸,你去把脚洗洗吧,换双袜子!”
“我昨天晚上刚洗干净了脚来的!”父亲执拗地说。
“你刚洗了脚,也再洗洗嘛!”我不由分说,把他推攘进了洗手间。
一开始,父亲有些不适应;可慢慢地,他就养成了每天白天和晚上各洗一次脚的习惯。父亲来时穿了一双胶鞋,第二天妻子就去给他买了一双福联升的宽脸布鞋。在脚臭问题渐渐解决之后,接着又出现了口臭问题。父亲不讲究个人卫生,还直接用嘴含着吸管,去尝孩子水杯里水的水温。
“爸爸,你怎么用嘴尝孩子的水?”妻子尖叫起来。
“不用嘴用什么?”父亲反问道。
在妻子教了两遍之后,父亲学会了把水倒一点儿在手腕上,来掌握孩子喝水的温度。在这些问题之后,父亲的方言口音,才渐渐地变成主要问题,浮现到水面上来。父亲来北京几个月了,却仍然执拗地坚持着他的方言发音。
“他是成心的,”妻子说,“他要跟我们对着干!”
从前,在语言的问题上,妻子和我还能幽它一默。例如,我会说,有什么问题呢?孩子学会一种方言,等于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妻子则会笑着说,还是京韵京腔好,长大了可以说相声,还多了一种就业渠道呢。现在,它却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敏感话题。因为,父亲在看孩子时,会把睡觉说成费叫,流鼻涕说成流鼻子,鼻屎说成鼻子葛吧,打喷嚏说成打嚏忿。为此,我们已经爆发了好几场家庭战争。
“你爹不是学不会普通话,他是在敷衍!他从来没有一天把孩子当自己的孙子看!他竟然给孩子说,擦擦‘知马糊(眼屎)’。你倒是跟我说说,‘知马糊’是什么?”
“他老了,从前当民办教师时,校长都拿他没办法,随他去吧。”
“他不是改不了,是不愿改!纵使一个保姆,也不会这样敷衍地对待孩子!”
小梅的语言如刀子一般锋利,火势一样蔓延,又会引起蝴蝶效应一般的连锁反应。不管起因是什么,最后总是会扯到孩子、姐姐和母亲。妻子压根不相信母亲是真的病了,也不相信父亲会不让姐姐进家。她怀疑母亲装病回去的真正目的,是在姐姐跟前伺候月子。
“你告诉老太太,不要让我回去逮个正着。在我这里走路都走不动,不要让我撞见她正给自己的外孙洗着尿布。你姐姐怀的是国的孩子,为什么不给国打电话,让国来养着他的孩子?”小梅冷冷地笑着,说,“我算是闹明白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国这个人!谁知道你姐姐是从哪儿弄来一个孩子?谁知道她一个女人这些年都在外面干的啥?无耻!”
有时,妻子说这样的话,甚至不避讳父亲在场。
“你姐姐被人骗了!”父亲听到这些话,总会忍不住插嘴,无力地解释着。
“人家没有骗她,是她一直在骗人家!是她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富婆,搞什么姐弟恋!”
父亲呆立着,哑口无言。
“她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老太太说她有病,可病在哪里?医院检查的单子你们都看了。我不相信一天天淌水,她能忍着。如果那样,好人也能淌死!”小梅又指着我的鼻子,陈芝麻烂谷子地说,“结婚前,你装作一副乡下人憨厚的面孔,骗了我们全家!现在,我才知道,乡下人最狡猾!当初怀女儿的时候,你说三年内就能争取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女儿跟着我们到了国外,轻而易举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在怎么样?喝飞(喝水),喝飞,你女儿现在还跟老头学着说喝飞!”
这样的场景,会让七岁的女儿吓得缩在墙角,或者躲到洗手间里哭泣。父亲则会推着儿子的小推车出门,带着儿子到楼下去遛弯儿。这种情况下,有时战争还会持续一会儿,有时,小梅会马上从愤怒中突然冷静下来,冷笑着,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不想跟你们争吵!没有意义!跟一群骗子说话没有意义!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门不当户不对。” 有时,我跟小梅吵架,父亲会推着孩子,去校园里的湖边捡石头。
那是一条人工小湖,水不深,浅浅的湖滩上满是从外面拉来的机器打磨的鹅卵石。父亲会捡一些小的,拿到石桥那儿,教儿子一块块地丢进水里。父亲还会挑选一些轻薄的,站在水边,在镜子般平静的水面上,打出一个个好看的水漂。那些小石头在水面上一跳一跳地,轻轻掠过,最后沉入水底。
有时,父亲也会捡一些小而精美的石头,带到家里来。我问为什么,父亲说,他听一个从湖边经过的教授讲,把小石头含在嘴里,可以练习发音。许多主持人之所以发音那么好,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那时,我才发现,父亲其实一直在学习普通话。父亲在说话上已经开始在努力地做出改变。当然,改变是缓慢的。首先,他说话时夹杂进了京腔。这让他说话如果配上动作,完全像是在唱京戏。他慢慢讲起普通话后,我和妻子才发现,他的强行改变,其实还不如不改。因为他所谓的“普通话”,完全是方言的词和普通话的音的混搭。例如孩子的脖子,他还是会说“格啦甭”,女儿和儿子争东西时,他还是会说他们在“隔气”。
他的话常让我们两口子突然笑得喷出饭来,那些奇怪的词汇,也成为邻里间经常讨论的笑料。
父亲的方言研究工作,仍然在东一榔头西一锤地倔强地进行着。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有一天在湖边看孩子时,竟然把孩子扔在那里,自己飞跑着回了家。当然,妻子的这话并不确切。说扔在那里,其实父亲只是把孩子暂时托付给了同样在看孙子的楼上周阿姨。父亲飞跑回家,是因为他连续思考了好几天的一个问题有了突破。他需要赶紧回家,查查《新华字典》,加以验证,然后找到纸笔,记录下来。我后来问他为何会如此糊涂,他的解释是,他老了,他怕晚一点儿,那灵感就会飞走。
父亲原打算办完事儿就赶回去,没想到孩子在小车上哇哇大哭的那一幕,恰好被经过的妻子撞见。那天上午的第三节课,妻子没有去上。她抱着孩子到我的办公室,扬言如果父亲继续装疯卖傻,她就跟我离婚。
那天中午,我到父亲屋里准备跟他谈谈时,他正在往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你怎么还把孩子丢在湖边了?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脑子里在琢磨什么?语言学?”
“是的,”他说,“我有了新的发现。”
我没有吭声,盯着他看,像是盯着一个奇怪的动物。他的眼睛放光,全身都沉浸在一种兴奋之中。
“pin种的pin,你知道该怎么写吗?”他的脸红彤彤的。
“拼命的拼。”我随口说。
他使劲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你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平常看到的文章的影响。但据我的研究,不一定是。字典上有一个字,是女字旁的姘。姘头的姘,你知道吗?应该是姘头的姘,音变了。”
我哭笑不得,心想,这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本来不想对他的研究内容作任何评价,也不想打消他求知的积极性,可是,如果总是纵容他,可能会让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斟酌着字句,说:“怎么说呢?通俗地讲,有些字可能只有音和意思,原本就没有固定的字形。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这个研究,其实……毫无意义!”
如我所料,他听了我的话,的确愣了片刻,但随之反驳道:“不对!没有字形,那还叫什么字?至少得有个常用的字!至于用哪个字,比如,‘sai(上声)了’这个词,意思是东西不要了,把它甩了,丢下的意思。你说用哪一个字?我研究觉得,得是‘摋’字。摋有sa(去声)、sha(阴平)、shai(上声)这三个音,但shai(上声)这个字音,已经没有扔掉这个义项了。这个义项,在发展中,丢失了。”
“你闭嘴!够了!”我突然忍不住,吼道。
“你,你……”他尴尬地拾起桌子上的那张纸。
“爸爸,语言学是一门学问,非常高深的学问。有些专家,像我们系里的张教授,搞了一辈子,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我们系里的学生,几年大学下来,连点儿皮毛都学不了!”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让父亲能够知难而退。可是,父亲却会错了意,他觉得我终于跟他讨论语言学了。他听了我的话,脸涨红着,说:“那你给我推荐一些书看,你们中文系里学生用的。我学习一段时间,就肯定能达到可以跟你和小梅交流的水平。”
“你能看什么书?最普通的你能看懂吗?”
我终于忍无可忍,抢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看到上面凌乱地写着:
……罵人叫呟(juan)人,干什么去了叫咋起类,做饭叫揍饭,打架叫各气,你太好了叫你砸赠好安,秸秆叫柴火,提水叫低楼水,水桶叫捎,说话叫拂话,睡觉叫费叫,打喷嚏叫打嚏忿,蝉叫杰寥,鞋内腔叫鞋壳喽儿,不新鲜叫葛焉了,故意的叫嘚意儿的,一起去叫般法儿去,讨人厌叫恶婴人……
“这些东西,压根一钱不值!”我轻蔑地说了一句,把那张纸团在手里,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篓里,还往里面狠狠地吐了口痰。
一个星期之后,我到父亲屋里去,发现他桌子上摆着一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我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看到扉页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书页上有些水渍,泛黄发霉了。不知他是从学校垃圾桶里捡的,还是从不愿上学的学生那里买的。也许,他是看书名里有“普通”二字,就把这本书当成了语言学的入门书。
“这本书,你读过吧?”父亲问我。
“上大学时读过。”
“这个索绪尔真不简单,能指和所指,太妙了!他的理论,不知道你能领会多少。”父亲看着我,像一个面试考官,神秘地笑了笑,“我考考你,例如桌子,字和音也即你们所说的语言符号是它的能指,那么它的‘所指’是什么?”
我忍不住笑了,因为这只是书上举过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语言符号的“桌子”这个词是能指,作为具体事物的桌子是“桌子”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同时也是这个语言符号的意义。
我没有说话,指了指面前的桌子。
“是的,”父亲点点头说,“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