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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之间正在不可阻挡地编织更密切和更复杂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会在哪些层面带来什么新挑战
“你们中国不讲法语吗？”Pauline问，表情略显遗憾。
这位女记者来自卢旺达一家电视台，此次前来上海报道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下称非行年会）。与许多参会者一样，Pauline是第一次来中国。她说很想去上海的商场购物，又怕自己英语不好无法交流。她并不知道，英语也并不是中国人的日常语言。
5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的非行年会，是继2001年的非行西班牙年会后，第二次在非洲大陆之外举行年会，2200多位参会者的到来，也创造了年会人数规模的新纪录。置身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穿行于陆家嘴金融区的广厦高楼间，一个具象中国出现在非洲客人的视野中。
此前，他们大多对中国知之甚少，一些参会者曾见过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在非洲的招牌，并由此得知中国正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民众对非洲的了解也不见得更多。从中国媒体上读到的非洲报道，并没有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那块大陆“贫困不安”和“政治动荡”的印象。甚至在中国记者们眼中，这些非洲朋友的面孔是如此相似：刚刚见过面的非洲某国财长，也可能在回头之后就无法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然而，所有的陌生感都已无法阻挡中国与非洲相互靠近。代表“亚洲制造”的中国与加速发展的非洲，正在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结成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关联。以此次非行年会为契机，双方官员和商务人士开始探讨了更为长远和更符合全球化趋势的互动模式；话题则包括非洲资源产品与亚洲制造业产品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亚洲制造向非洲转移的可能。
最好的时期
此次在中国召开年会的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4年，与非洲联盟（AU）、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并列为三大泛非（Pan-African）机构。作为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非行旨在促进非洲地区成员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目前，除非洲所有53个国家，非行成员国还包括24个区外国家。作为加入非行的前提，区外国家必须先加入属于非行集团的非洲发展基金（ADF，下称非发基金）。成立于1972年的非发基金，主要是向无法支付非行市场化利率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无息贷款或者捐资。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中国自1985年加入非行以来，共参加七次非发基金增资，实际捐资3.14亿美元。
经过43年发展的非行，如今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非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介绍，2006年非行集团收入为3.725亿美元，非发基金的承诺投资金额则已升至35亿美元，这意味着总额为54亿美元的非发基金已有近70％得以落实。
官方报告佐证了非行乃至非洲正迎来一个黄金时期。5月13日，非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上海发布的《2007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6年非洲平均经济增长幅度达到5.5％，报告并预计2007年非洲经济增幅有望达到6％。
卡贝鲁卡亦表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下降，这是30年来的首次。”
增长因素被归之于非洲日渐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甚至天气，对石油和资源产品的巨大需求被公认为近年非洲经济增长的主因，其中“中国因素”的巨大作用更是无法忽视。
“非洲国家的贸易正日益从OECD国家转向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前来出席非行年会的渣打银行非洲地区经济负责人拉奇亚汉（Razia Khhan）表示，欧洲仍然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但非洲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有后来居上之势。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0年起，中非贸易额每年增幅均超过30％，2006年中非贸易额达5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对非出口267亿美元，同比增长43％；从非洲进口288亿美元，同比增长37％。
非行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2001年中非贸易占非洲贸易总额不过3.2％，2005年这一比例升至7.5％；中国同时成为非洲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意大利和法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对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近几年大幅增加，已成为非洲石油和资源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介绍，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14518万吨，其中28％来自非洲。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中，非洲国家有五个，其中安哥拉对中国石油出口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相差仅0.2％。
陈预计，安哥拉有望在200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可见的未来，非洲极有可能整体取代中东，成为中国石油供应的最大来源地。除了石油，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资源产品还包括铜、铝、锡、锌、木材等。同时，亚洲国家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急剧增加。2005年，来自亚洲的FDI占到非洲FDI总额的15％。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49个国家各类投资累计117亿美元。
资源贸易硬币两面
在多数人看来，由“中国制造”而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对非洲是一个好机会。
“亚洲的经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大宗商品，这些资源在非洲储量丰富。”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全球市场研究部负责人亨利傅林特（Henry Flint）说，“亚洲还要为制造的产品寻找市场——非洲的单个国家相对比较小，不过非洲合起来有8亿人口。”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与之相应，中国也日渐成为非洲主要的援助和投资来源。
傅林特作为非洲最大银行的代表前来参加非行年会。在他看来，短期而言，亚洲对资源产品的需求抬高了价格，增加了非洲出口国的外汇储备和非洲货币的稳定性；从长期看，亚洲国家在对非洲关系上采取的整体方案，包括提供援助、减免债务和种种合作，则对非洲的开发性活动增加了投资，创造了就业和技术转移。同时，亚洲对非洲的投资并不仅限于资源产品，还非常关注基础设施、健康及教育的发展。
渣打银行的拉奇亚汉也认为，来自中国的影响正在给非洲带来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影响不只是纠正非洲资产估值过低的问题，更为非洲改革的步伐增添动力。
然而，制造业产品与资源产品的交换也带来了硬币的另一面——贸易失衡。
非行年会期间的一个研讨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吕博介绍，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绝大部分集中于12个国家，包括南非、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贝宁、苏丹、加纳、多哥、加蓬、肯尼亚、利比亚，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量的86％。其中，除了南非、贝宁、多哥，中国与其他九国的双边贸易均体现为较大的顺差。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则主要集中于七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南非、刚果、赤道几内亚、苏丹、利比亚、加蓬，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82％。
“这意味着大部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体现为逆差。”吕博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智彪也认为，以机电、纺织等产品换取资源性产品为主要特性的中非贸易，潜伏着严重的不可持续性。
《2007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非洲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006年达到5.9％，非洲石油进口国则低于平均水平，为5.2％。中国正是这种资源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因素，以苏丹为例，目前中国从苏丹进口的原油占到该国石油出口64％，同时占中国进口石油的5％。
“非洲的出口仍然集中在资源产品，这令非洲大陆经济依然脆弱，非洲必须寻求经济多元化。”渣打银行的拉奇亚汉说。
OECD发展中心主任卡兹利对《财经》记者表示，受高油价影响，非洲各国投资向石油和资源领域过度集中，这给非洲带来了新的风险，能源和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非洲各国所获得的“石油美元”本应更多投资于公共领域、制造业和服务业。
傅林特回应说，亚洲向非洲的制造产品出口影响了非洲本地制造业的发展，这是非洲国家原本指望开拓经济多元化的领域。此外，源源而来的“石油美元”引起人们的另一种担忧：“坏政府”或许得以存续更长的时间。
为平衡亚洲与非洲的贸易，傅林特提醒说，亚洲国家需要更加关注非洲脆弱的制造业，降低非洲产品进口关税，同时对非投资尽量采用当地的产品和劳动力。
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着手降低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对原产自非洲2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9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了零关税，2006年进口受惠商品货值2.5亿美元。
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方宣布了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八项举措，受惠商品范围还将继续扩大至442个税目。目前中方正与有关非洲国家就此办理换文，已有21个国家办理完毕，争取今年内全部完成并实施。
“增长陷阱”与中国投资
目前，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被分为援助带动、贸易带动和原材料开发三种类型。
援助带动型，指那些由于政府对非援助项目而走入非洲的企业，他们有捷足先登的优势，不需要市场开发费用；贸易带动型企业的目标指向非洲以及转口市场，并且期望完成产业跨国转移，如海尔、新科、海信等电子产品制造商，目前都已在非洲设厂；原材料开发型则指为寻求国内缺乏的原材料和能源而到非洲投资，这些企业目前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吕博认为，贸易带动型投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梁志东则介绍，中国对非投资大型项目仍然多由国有企业主导，投资集中于能源和原材料领域。
他表示，或许是由于资金、技术、资源的短缺，中国民营企业目前还很难进入大的对非投资项目。不过很多民营企业在非投资已非常成功，尤其是农业领域，如种植蔬菜、粮食、烟草等。
此外，中国企业能否扩大对非洲投资领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投资能力。对于私人资本而言，非洲的营商环境仍逊于其他地区。拉奇亚汉介绍说，非洲私营企业税收占毛利的比例平均为71.2％，远高于其他地区40％-50％的水平，且其开设公司成本远高于欧美和亚洲。同时，在非洲开展进出口贸易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也都高于其他地区。
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成为非洲投资环境的硬性制约。OECD发展中心主任卡兹利对非洲能否摆脱“增长陷阱”表示谨慎乐观。在她看来，非洲目前的繁荣如想转化成投资的增长，需要持续地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这样才能将短期增长转化为长期发展。
“像中国所做的一样，必须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不然将无法发展。”卡贝鲁卡告诉《财经》记者。基础设施对于非洲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欧盟、欧洲投资银行（EIB）和几个其他国家最近成立了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以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入。此外，一只私募股权基金（PE）——泛非基础设施基金也于最近成立，非行计划在其中投资5000万美元。
新的亚非关系
中国对非投资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一政策却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争议。
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Margaret Beckett）近日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积极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望与不干涉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效地结合起来。
贝克特表示，目前中国在非洲49个国家均有投资，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与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也包括像苏丹、津巴布韦这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国家。
“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发挥其在非洲的巨大影响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减少贫穷，提倡透明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行为。”贝克特说。“我们都希望我们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与市场均拥有良好的治理与法治。”
在援助一个国家的同时是否应对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贝克特解释说：“全球化淡化了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之间曾经存在的清晰界限。”
无论如何，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5月16日非行年会开幕演讲中所言，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51年来，通过多方面互利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此次会议上呼吁，非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必须立即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兑现承诺的等待中，非洲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他说。
人们也同时注意到，亚洲与非洲的潜在竞争不可忽视。在2005年《多边纺织品协定》（MFA）终止后，亚洲国家纺织品出口美已无配额限制，这随即令非洲国家对美纺织品出口下降了12％。
诸如尼日利亚中国工人绑架事件和埃塞俄比亚中国工人遭袭遇难事件的发生，也给中国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思考：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对非洲经济社会生活认知的缺乏，以及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忽视，是否为中国资本在非洲的拓展埋下冲突诱因？中国如何以协助和分享发展经验的方式在非洲树立亲和形象，也成为此次非行年会的重要话题。
“归根结底，中国将做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最符合非洲利益的选择要留给非洲人民来决定。”参会的一位摩根大通高管评论道。
本刊记者于达维，实习记者王真、赵航对此文亦有贡献
“你们中国不讲法语吗？”Pauline问，表情略显遗憾。
这位女记者来自卢旺达一家电视台，此次前来上海报道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下称非行年会）。与许多参会者一样，Pauline是第一次来中国。她说很想去上海的商场购物，又怕自己英语不好无法交流。她并不知道，英语也并不是中国人的日常语言。
5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的非行年会，是继2001年的非行西班牙年会后，第二次在非洲大陆之外举行年会，2200多位参会者的到来，也创造了年会人数规模的新纪录。置身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穿行于陆家嘴金融区的广厦高楼间，一个具象中国出现在非洲客人的视野中。
此前，他们大多对中国知之甚少，一些参会者曾见过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在非洲的招牌，并由此得知中国正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民众对非洲的了解也不见得更多。从中国媒体上读到的非洲报道，并没有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那块大陆“贫困不安”和“政治动荡”的印象。甚至在中国记者们眼中，这些非洲朋友的面孔是如此相似：刚刚见过面的非洲某国财长，也可能在回头之后就无法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然而，所有的陌生感都已无法阻挡中国与非洲相互靠近。代表“亚洲制造”的中国与加速发展的非洲，正在以贸易和投资为纽带结成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关联。以此次非行年会为契机，双方官员和商务人士开始探讨了更为长远和更符合全球化趋势的互动模式；话题则包括非洲资源产品与亚洲制造业产品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亚洲制造向非洲转移的可能。
最好的时期
此次在中国召开年会的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4年，与非洲联盟（AU）、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并列为三大泛非（Pan-African）机构。作为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非行旨在促进非洲地区成员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目前，除非洲所有53个国家，非行成员国还包括24个区外国家。作为加入非行的前提，区外国家必须先加入属于非行集团的非洲发展基金（ADF，下称非发基金）。成立于1972年的非发基金，主要是向无法支付非行市场化利率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无息贷款或者捐资。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中国自1985年加入非行以来，共参加七次非发基金增资，实际捐资3.14亿美元。
经过43年发展的非行，如今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非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介绍，2006年非行集团收入为3.725亿美元，非发基金的承诺投资金额则已升至35亿美元，这意味着总额为54亿美元的非发基金已有近70％得以落实。
官方报告佐证了非行乃至非洲正迎来一个黄金时期。5月13日，非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上海发布的《2007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6年非洲平均经济增长幅度达到5.5％，报告并预计2007年非洲经济增幅有望达到6％。
卡贝鲁卡亦表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下降，这是30年来的首次。”
增长因素被归之于非洲日渐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甚至天气，对石油和资源产品的巨大需求被公认为近年非洲经济增长的主因，其中“中国因素”的巨大作用更是无法忽视。
“非洲国家的贸易正日益从OECD国家转向亚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前来出席非行年会的渣打银行非洲地区经济负责人拉奇亚汉（Razia Khhan）表示，欧洲仍然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但非洲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有后来居上之势。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0年起，中非贸易额每年增幅均超过30％，2006年中非贸易额达5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对非出口267亿美元，同比增长43％；从非洲进口288亿美元，同比增长37％。
非行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2001年中非贸易占非洲贸易总额不过3.2％，2005年这一比例升至7.5％；中国同时成为非洲第四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意大利和法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30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对能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近几年大幅增加，已成为非洲石油和资源产品出口的巨大市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介绍，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14518万吨，其中28％来自非洲。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中，非洲国家有五个，其中安哥拉对中国石油出口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相差仅0.2％。
陈预计，安哥拉有望在200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在可见的未来，非洲极有可能整体取代中东，成为中国石油供应的最大来源地。除了石油，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资源产品还包括铜、铝、锡、锌、木材等。同时，亚洲国家对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急剧增加。2005年，来自亚洲的FDI占到非洲FDI总额的15％。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49个国家各类投资累计117亿美元。
资源贸易硬币两面
在多数人看来，由“中国制造”而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对非洲是一个好机会。
“亚洲的经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大宗商品，这些资源在非洲储量丰富。”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全球市场研究部负责人亨利傅林特（Henry Flint）说，“亚洲还要为制造的产品寻找市场——非洲的单个国家相对比较小，不过非洲合起来有8亿人口。”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与之相应，中国也日渐成为非洲主要的援助和投资来源。
傅林特作为非洲最大银行的代表前来参加非行年会。在他看来，短期而言，亚洲对资源产品的需求抬高了价格，增加了非洲出口国的外汇储备和非洲货币的稳定性；从长期看，亚洲国家在对非洲关系上采取的整体方案，包括提供援助、减免债务和种种合作，则对非洲的开发性活动增加了投资，创造了就业和技术转移。同时，亚洲对非洲的投资并不仅限于资源产品，还非常关注基础设施、健康及教育的发展。
渣打银行的拉奇亚汉也认为，来自中国的影响正在给非洲带来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影响不只是纠正非洲资产估值过低的问题，更为非洲改革的步伐增添动力。
然而，制造业产品与资源产品的交换也带来了硬币的另一面——贸易失衡。
非行年会期间的一个研讨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吕博介绍，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绝大部分集中于12个国家，包括南非、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贝宁、苏丹、加纳、多哥、加蓬、肯尼亚、利比亚，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量的86％。其中，除了南非、贝宁、多哥，中国与其他九国的双边贸易均体现为较大的顺差。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则主要集中于七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南非、刚果、赤道几内亚、苏丹、利比亚、加蓬，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82％。
“这意味着大部分非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体现为逆差。”吕博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智彪也认为，以机电、纺织等产品换取资源性产品为主要特性的中非贸易，潜伏着严重的不可持续性。
《2007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非洲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006年达到5.9％，非洲石油进口国则低于平均水平，为5.2％。中国正是这种资源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因素，以苏丹为例，目前中国从苏丹进口的原油占到该国石油出口64％，同时占中国进口石油的5％。
“非洲的出口仍然集中在资源产品，这令非洲大陆经济依然脆弱，非洲必须寻求经济多元化。”渣打银行的拉奇亚汉说。
OECD发展中心主任卡兹利对《财经》记者表示，受高油价影响，非洲各国投资向石油和资源领域过度集中，这给非洲带来了新的风险，能源和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非洲各国所获得的“石油美元”本应更多投资于公共领域、制造业和服务业。
傅林特回应说，亚洲向非洲的制造产品出口影响了非洲本地制造业的发展，这是非洲国家原本指望开拓经济多元化的领域。此外，源源而来的“石油美元”引起人们的另一种担忧：“坏政府”或许得以存续更长的时间。
为平衡亚洲与非洲的贸易，傅林特提醒说，亚洲国家需要更加关注非洲脆弱的制造业，降低非洲产品进口关税，同时对非投资尽量采用当地的产品和劳动力。
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着手降低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中国对原产自非洲2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9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了零关税，2006年进口受惠商品货值2.5亿美元。
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方宣布了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八项举措，受惠商品范围还将继续扩大至442个税目。目前中方正与有关非洲国家就此办理换文，已有21个国家办理完毕，争取今年内全部完成并实施。
“增长陷阱”与中国投资
目前，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被分为援助带动、贸易带动和原材料开发三种类型。
援助带动型，指那些由于政府对非援助项目而走入非洲的企业，他们有捷足先登的优势，不需要市场开发费用；贸易带动型企业的目标指向非洲以及转口市场，并且期望完成产业跨国转移，如海尔、新科、海信等电子产品制造商，目前都已在非洲设厂；原材料开发型则指为寻求国内缺乏的原材料和能源而到非洲投资，这些企业目前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吕博认为，贸易带动型投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这几年发展也比较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梁志东则介绍，中国对非投资大型项目仍然多由国有企业主导，投资集中于能源和原材料领域。
他表示，或许是由于资金、技术、资源的短缺，中国民营企业目前还很难进入大的对非投资项目。不过很多民营企业在非投资已非常成功，尤其是农业领域，如种植蔬菜、粮食、烟草等。
此外，中国企业能否扩大对非洲投资领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投资能力。对于私人资本而言，非洲的营商环境仍逊于其他地区。拉奇亚汉介绍说，非洲私营企业税收占毛利的比例平均为71.2％，远高于其他地区40％-50％的水平，且其开设公司成本远高于欧美和亚洲。同时，在非洲开展进出口贸易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也都高于其他地区。
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成为非洲投资环境的硬性制约。OECD发展中心主任卡兹利对非洲能否摆脱“增长陷阱”表示谨慎乐观。在她看来，非洲目前的繁荣如想转化成投资的增长，需要持续地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这样才能将短期增长转化为长期发展。
“像中国所做的一样，必须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不然将无法发展。”卡贝鲁卡告诉《财经》记者。基础设施对于非洲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欧盟、欧洲投资银行（EIB）和几个其他国家最近成立了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以增加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入。此外，一只私募股权基金（PE）——泛非基础设施基金也于最近成立，非行计划在其中投资5000万美元。
新的亚非关系
中国对非投资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一政策却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争议。
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Margaret Beckett）近日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积极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望与不干涉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效地结合起来。
贝克特表示，目前中国在非洲49个国家均有投资，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与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也包括像苏丹、津巴布韦这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国家。
“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发挥其在非洲的巨大影响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减少贫穷，提倡透明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行为。”贝克特说。“我们都希望我们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与市场均拥有良好的治理与法治。”
在援助一个国家的同时是否应对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贝克特解释说：“全球化淡化了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之间曾经存在的清晰界限。”
无论如何，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5月16日非行年会开幕演讲中所言，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51年来，通过多方面互利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此次会议上呼吁，非洲国家的公共部门必须立即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兑现承诺的等待中，非洲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他说。
人们也同时注意到，亚洲与非洲的潜在竞争不可忽视。在2005年《多边纺织品协定》（MFA）终止后，亚洲国家纺织品出口美已无配额限制，这随即令非洲国家对美纺织品出口下降了12％。
诸如尼日利亚中国工人绑架事件和埃塞俄比亚中国工人遭袭遇难事件的发生，也给中国方面带来了更多的思考：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对非洲经济社会生活认知的缺乏，以及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忽视，是否为中国资本在非洲的拓展埋下冲突诱因？中国如何以协助和分享发展经验的方式在非洲树立亲和形象，也成为此次非行年会的重要话题。
“归根结底，中国将做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最符合非洲利益的选择要留给非洲人民来决定。”参会的一位摩根大通高管评论道。
本刊记者于达维，实习记者王真、赵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