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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瓷国，卓卓风华。瓷器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东汉开始，它便沿着丝绸之路，向外扩散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唐代，瓷器贸易从陆路扩展到了海路。宋、元时期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新航路的开辟，使得海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要道。正是因为瓷器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19世纪50年代起，日本、菲律宾、埃及等国沿海地区的古遗址中陆续出土一定数量的宋元瓷器。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外水下考古队、商业打捞等在太平洋海域发现了数处元代沉船遗址，我国内河水下考古也有所收获，丰富了这一时期水路贸易的材料。其中贸易船只上出水的瓷器船货，对于研究元代外销瓷和水路航线有着重大意义。
国内水域沉船遗迹、遗物
国内水下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主要集中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的辽宁、河北、山东、福建、广东、海南六省（详见栗建安：《闽海钩沉一一福建水下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十年》及赵嘉斌《水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成果》，《水下考古学研究·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八月第1版）。
1 辽宁
1991年辽宁绥中县大南铺村的渔民在该村南面约5，5公里的三道岗海域打捞出一批元代磁州窑瓷器和一些破碎的船板（图一）。1992-1997年，广东省考古所、福建博物院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沉船遗址进行五次正式的调查发掘，根据出水的铁器以及船板标本的碳十四测年确定它是一艘沿渤海海岸线北行的元代内贸商船。沉船中发现陶瓷船货，主要为元代磁州窑系自釉褐花、黑釉和青釉器（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河北
1975年，河北磁县文化馆在该县南开河发现6艘元代木船，出水379件瓷器，以磁州窑产品为主，也有少量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器。从出水铜钱及船身铭文等材料考证其沉没时间应在元至正年间。
3 山东
1984年，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在清淤工程中先后发现3艘高丽木战船残骸（图二）。其中三号船的制作和使用时间为元代，沉没时间为元末明初。船中出水了元代酱釉、青釉瓷器、陶器和青砖（图三），大多为龙泉窑和北方窑厂的产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蓬莱古船》，文物出版社，2006年）。
2010年9月，山东省文物研究所与菏泽市文物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市国贸中心建筑工地发现的元代木质内河沉船进行考古发掘（图四），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图五），包括为数不少的元代各大窑口的瓷器和三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孙明：《大朝余辉：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
4 福建
2008年，福建平潭海峡北段的小练岛东礁村东南发现一艘沉船遗址，2009年再次调查时发现一批元代中晚期的瓷器船货（图六），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黑瓷和青白瓷等。
2007年，水下考古队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一处船体残骸，并采集了300余件沉船遗物（图七、图八），其中大部分为龙泉窑青瓷，还有少量酱釉器。不少大盘、小罐与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同类器相似。
2008年，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北面的文甲大屿发现一些沉船遗物（图九），主要为陶瓷器，大多为白瓷，也有少量青白瓷、青花和酱釉瓷。其中的白瓷经过对比，应为连江浦口窑元代窑址的产品。初步推断，文甲大屿沉船遗址的年代为元代。
2008年，莆田水下考古调查时，在秀屿区东埔镇东吴村东南、湄洲湾口北面的门峡屿，发现一批沉船遗物（图十），以陶器为多。其中也有少量白瓷，为莆田庄边元代窑址的产品。
同年，在莆田兴化湾的北土龟礁发现木质沉船遗址，其中的二号沉船基本保持了沉没时的状态，舱内的瓷器码放整齐，均为白瓷（图十一），为连江浦口窑元代窑址的产品。
2008年，福建漳浦沙洲岛水下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一些沉船遗物（图十二），其中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酱釉器和素胎器。青瓷有深腹碗和撇口盘，胎色灰白，制作规整，釉色有青绿和青灰两种，其特征与元代龙泉窑的部分产品相似。白瓷有涩圈碗和莲瓣炉，与莆田庄边窑元代产品相似。青白瓷有执壶、水注、杯、盏、小罐等，胎质细白，用刻、划、印等装饰手法，应为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酱釉器与素胎器则可能是宋元时期晋、江磁灶窑的产品。
1973年，福建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后渚港的海滩上发现一艘宋元沉船，出水了香料、药品以及龙泉窑、建窑和当地窑口的青釉、黑釉、白釉、影青釉等瓷器。1976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泉州东郊法石晋江岸边的挖井工程中发现一艘古代沉船的线索。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联合组织发掘，找到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发现晋江磁灶窑、同安汀溪窑等地的青瓷、德化窑白瓷以及景德镇窑青白瓷。1990年和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等水下考古人员在福建闽江口的定海湾中先后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资料，其中“白礁一号”确定为南宋一元的商船，出水了包括黑釉和青白釉在内的2000多件外贸陶瓷（图十三）。
5 广东
1989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与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调查队，对广东台山海域一艘沉船进行初步调查，出水多件宋元时期福建、江西等窑口的瓷器及锡壶、银锭、铜钱等遗物。广东珠海市蚊洲岛、伶仃岛等海域发现至少5处沉船遗址（图十四），挖出一些唐至宋元时期福建沿海当地窑口烧造的瓷器。广东新会银洲湖发现一艘元初海战沉船遗址。
6 海南
1974-197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西沙海域进行两次文物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六朝以来的沉船遗物。其中北礁出水130件元代陶瓷（图十五），包括1件江西景德镇窑的荷叶形青花罐盖。
2010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等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发现多处沉船遗址和水下遗物点。其中“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发现典型元代青花（图十六），器型多样，花纹丰富，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首次发现元青花（图十七）。 国外水域沉船遗迹、遗物
1975年，韩国新安全罗南道新安郡的渔民在道德岛附近海域作业时，捞出三十多件中国瓷器（图十八）。1977年-1984年，韩国文化部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沉船遗址进行10次大规模探查和发掘，找到比较明确的木结构船体遗迹和大量船货。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根据出水的瓷器、铜钱和墨书木签等文物的特征，判断它是一艘元代中晚期始发于华南港口（或始发于东南亚），途径华南港口，驶往日本的大型商船。沉船出水了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建窑黑瓷、吉州窑白釉黑花以及磁州窑系白釉褐花等在内的2万多件陶瓷（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印尼群岛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澳洲大陆的重要通道，也是元代陶瓷之路的中转港口。上世纪就有人开始对印尼海域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沉船遗迹。20世纪80年代末印尼陆续出土了许多元代青瓷、青白瓷、青花和釉里红，引起全球热潮。在东爪哇、沙捞越等地出土了元青花，除了发色灰淡的小件器之外，还有伊斯兰地区精美的至正型青花瓷器（图十九）。这些元代瓷器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流入私人手中。雅加达国家博物馆有一部分收藏，可见一斑。
菲律宾也是环中国海交通网的重要环节，密布的岛礁造成了古代大量航船的沉没。二战后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合作，对该海域近20处古代沉船进行调查发掘，发现5艘中国古代沉船。其中的圣安东尼奥沉船发现于吕宋岛西南部海域50米深的海底，遗址采集到青瓷碗、盘等器物，与宋元时期福建仿龙泉窑的产品非常相似，确定其为中国东南沿海航行菲律宾的古代船舶。
《元史》中提到“马八儿”“俱蓝”“锡兰”“狮子国”，即今天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当地渔民和潜水者在斯里兰卡的Nilaveli的沙滩上发现一些14世纪龙泉窑青瓷碎片，随后在Trincomalee岛的北岸水域的暗礁处发现一艘元代废弃的商船（图二十）（John Carswell：Blue&White：Chinese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00）。由于自然和政治条件限制，沉船的发掘工作尚未展开。一旦揭示，毫无疑问会是元代外销瓷的又一重要材料。
20世纪60年代，以三上次男为代表的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开始对红海水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大批中国外销瓷（图二十一）。本世纪该地区又出水了一些十四世纪青花和青釉瓷器碎片。研究人员认定其为一艘沉船遗物。尽管沉船的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它的目的地可能是也门、埃及和叙利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蓬莱古船》，文物出版社，2006年）。
19世纪50年代起，日本、菲律宾、埃及等国沿海地区的古遗址中陆续出土一定数量的宋元瓷器。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外水下考古队、商业打捞等在太平洋海域发现了数处元代沉船遗址，我国内河水下考古也有所收获，丰富了这一时期水路贸易的材料。其中贸易船只上出水的瓷器船货，对于研究元代外销瓷和水路航线有着重大意义。
国内水域沉船遗迹、遗物
国内水下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主要集中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的辽宁、河北、山东、福建、广东、海南六省（详见栗建安：《闽海钩沉一一福建水下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十年》及赵嘉斌《水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成果》，《水下考古学研究·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2年八月第1版）。
1 辽宁
1991年辽宁绥中县大南铺村的渔民在该村南面约5，5公里的三道岗海域打捞出一批元代磁州窑瓷器和一些破碎的船板（图一）。1992-1997年，广东省考古所、福建博物院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沉船遗址进行五次正式的调查发掘，根据出水的铁器以及船板标本的碳十四测年确定它是一艘沿渤海海岸线北行的元代内贸商船。沉船中发现陶瓷船货，主要为元代磁州窑系自釉褐花、黑釉和青釉器（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河北
1975年，河北磁县文化馆在该县南开河发现6艘元代木船，出水379件瓷器，以磁州窑产品为主，也有少量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器。从出水铜钱及船身铭文等材料考证其沉没时间应在元至正年间。
3 山东
1984年，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在清淤工程中先后发现3艘高丽木战船残骸（图二）。其中三号船的制作和使用时间为元代，沉没时间为元末明初。船中出水了元代酱釉、青釉瓷器、陶器和青砖（图三），大多为龙泉窑和北方窑厂的产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蓬莱古船》，文物出版社，2006年）。
2010年9月，山东省文物研究所与菏泽市文物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市国贸中心建筑工地发现的元代木质内河沉船进行考古发掘（图四），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图五），包括为数不少的元代各大窑口的瓷器和三件珍贵的元代青花瓷器（孙明：《大朝余辉：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
4 福建
2008年，福建平潭海峡北段的小练岛东礁村东南发现一艘沉船遗址，2009年再次调查时发现一批元代中晚期的瓷器船货（图六），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黑瓷和青白瓷等。
2007年，水下考古队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一处船体残骸，并采集了300余件沉船遗物（图七、图八），其中大部分为龙泉窑青瓷，还有少量酱釉器。不少大盘、小罐与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同类器相似。
2008年，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北面的文甲大屿发现一些沉船遗物（图九），主要为陶瓷器，大多为白瓷，也有少量青白瓷、青花和酱釉瓷。其中的白瓷经过对比，应为连江浦口窑元代窑址的产品。初步推断，文甲大屿沉船遗址的年代为元代。
2008年，莆田水下考古调查时，在秀屿区东埔镇东吴村东南、湄洲湾口北面的门峡屿，发现一批沉船遗物（图十），以陶器为多。其中也有少量白瓷，为莆田庄边元代窑址的产品。
同年，在莆田兴化湾的北土龟礁发现木质沉船遗址，其中的二号沉船基本保持了沉没时的状态，舱内的瓷器码放整齐，均为白瓷（图十一），为连江浦口窑元代窑址的产品。
2008年，福建漳浦沙洲岛水下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一些沉船遗物（图十二），其中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酱釉器和素胎器。青瓷有深腹碗和撇口盘，胎色灰白，制作规整，釉色有青绿和青灰两种，其特征与元代龙泉窑的部分产品相似。白瓷有涩圈碗和莲瓣炉，与莆田庄边窑元代产品相似。青白瓷有执壶、水注、杯、盏、小罐等，胎质细白，用刻、划、印等装饰手法，应为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酱釉器与素胎器则可能是宋元时期晋、江磁灶窑的产品。
1973年，福建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后渚港的海滩上发现一艘宋元沉船，出水了香料、药品以及龙泉窑、建窑和当地窑口的青釉、黑釉、白釉、影青釉等瓷器。1976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泉州东郊法石晋江岸边的挖井工程中发现一艘古代沉船的线索。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联合组织发掘，找到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发现晋江磁灶窑、同安汀溪窑等地的青瓷、德化窑白瓷以及景德镇窑青白瓷。1990年和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等水下考古人员在福建闽江口的定海湾中先后发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资料，其中“白礁一号”确定为南宋一元的商船，出水了包括黑釉和青白釉在内的2000多件外贸陶瓷（图十三）。
5 广东
1989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与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调查队，对广东台山海域一艘沉船进行初步调查，出水多件宋元时期福建、江西等窑口的瓷器及锡壶、银锭、铜钱等遗物。广东珠海市蚊洲岛、伶仃岛等海域发现至少5处沉船遗址（图十四），挖出一些唐至宋元时期福建沿海当地窑口烧造的瓷器。广东新会银洲湖发现一艘元初海战沉船遗址。
6 海南
1974-197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西沙海域进行两次文物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六朝以来的沉船遗物。其中北礁出水130件元代陶瓷（图十五），包括1件江西景德镇窑的荷叶形青花罐盖。
2010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等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发现多处沉船遗址和水下遗物点。其中“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发现典型元代青花（图十六），器型多样，花纹丰富，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首次发现元青花（图十七）。 国外水域沉船遗迹、遗物
1975年，韩国新安全罗南道新安郡的渔民在道德岛附近海域作业时，捞出三十多件中国瓷器（图十八）。1977年-1984年，韩国文化部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沉船遗址进行10次大规模探查和发掘，找到比较明确的木结构船体遗迹和大量船货。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根据出水的瓷器、铜钱和墨书木签等文物的特征，判断它是一艘元代中晚期始发于华南港口（或始发于东南亚），途径华南港口，驶往日本的大型商船。沉船出水了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建窑黑瓷、吉州窑白釉黑花以及磁州窑系白釉褐花等在内的2万多件陶瓷（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印尼群岛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澳洲大陆的重要通道，也是元代陶瓷之路的中转港口。上世纪就有人开始对印尼海域进行调查，发现了许多沉船遗迹。20世纪80年代末印尼陆续出土了许多元代青瓷、青白瓷、青花和釉里红，引起全球热潮。在东爪哇、沙捞越等地出土了元青花，除了发色灰淡的小件器之外，还有伊斯兰地区精美的至正型青花瓷器（图十九）。这些元代瓷器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流入私人手中。雅加达国家博物馆有一部分收藏，可见一斑。
菲律宾也是环中国海交通网的重要环节，密布的岛礁造成了古代大量航船的沉没。二战后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合作，对该海域近20处古代沉船进行调查发掘，发现5艘中国古代沉船。其中的圣安东尼奥沉船发现于吕宋岛西南部海域50米深的海底，遗址采集到青瓷碗、盘等器物，与宋元时期福建仿龙泉窑的产品非常相似，确定其为中国东南沿海航行菲律宾的古代船舶。
《元史》中提到“马八儿”“俱蓝”“锡兰”“狮子国”，即今天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当地渔民和潜水者在斯里兰卡的Nilaveli的沙滩上发现一些14世纪龙泉窑青瓷碎片，随后在Trincomalee岛的北岸水域的暗礁处发现一艘元代废弃的商船（图二十）（John Carswell：Blue&White：Chinese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00）。由于自然和政治条件限制，沉船的发掘工作尚未展开。一旦揭示，毫无疑问会是元代外销瓷的又一重要材料。
20世纪60年代，以三上次男为代表的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开始对红海水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大批中国外销瓷（图二十一）。本世纪该地区又出水了一些十四世纪青花和青釉瓷器碎片。研究人员认定其为一艘沉船遗物。尽管沉船的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它的目的地可能是也门、埃及和叙利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蓬莱古船》，文物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