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工作人员的语气中透着为难，“小张同志，你也知道，孤儿得了大病，不仅治疗需要花很多钱，监护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等都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很多监护人不愿再对孩子负责。而且，谁给孩子当监护人，我们还得问问监狱里的那位同意不同意呢……”
　　监狱里的那位？“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家庭矛盾伤人致死，被判了无期徒刑。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这种杀人的事方圆百里都传遍了。他的孩子，谁还愿意管呢。”顿了顿，民政小声说，“被害人就是孩子的母亲。”
　　


　　我心里一颤，只听民政喃喃地说：“唉，这孩子真是命苦。我和他们家里人再商量一下。”
　　之后的几天，燕子多次问我：“我能当娜娜的监护人吗？”
　　我总是说：“你还小，你还需要别人做你的监护人呢。再说你还没毕业，哪有能力照顾娜娜，也不可能陪娜娜到处看病啊！”
　　几天后，燕子寄来的理赔材料上，监护人一栏写的是雪林。
　　一个月后，在北京儿童医院，经过多次化疗的娜娜病情缓解，并被最终确诊罹患“横纹肌肉瘤”。雪林在电话里向我诉说这个拗口的名词，我的脑海里对“恶性肿瘤”的认识被再次刷新。我们常常认为癌症距离我们很遥远，然而，中国儿童恶性肿瘤患者数量正在逐年上升。北京儿童医院肿瘤科里，熙熙攘攘的家长和孩子们，让我发现癌症低龄化的现实就在眼前。除了公众熟悉的白血病之外，“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恶性淋巴瘤”……它们在娜娜获赠的公益保险卡上统称为“恶性肿瘤”，是公益保险所覆盖的12种重大疾病之一。儿童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仅次于意外伤害的第二大儿童健康杀手。与成人肿瘤不同，儿童肿瘤主要源自母体或基因缺陷。每协助一名患癌孤儿申请报案理赔，我对儿童恶性肿瘤高发的认识就更深一层。
　　很快，保险公司为娜娜支付的10万元理赔款到位，孩子后续的治疗将获得及时的经济保障。但我更关心的是，亲人之间的龃龉是否会伤害她幼小的心灵，新的监护人会善待她吗？
　　在病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娜娜和她的监护人雪林。
　　在法律上，雪林和孩子的监护关系已经确立。但在感情上，她们还是熟悉的陌生人。
　　持续的化疗让孩子食欲不佳，雪林端着饭碗，绕着病床，“唉，吃一口吧，尝尝那个鸡腿。要不，吃口菜吧？”孩子把头埋在了被子里，没吱声。
　　“她不想吃。”雪林无奈地摇了摇头。
　　雪林对我说，自己的每一天都只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原来，在娜娜原有的监护人放弃监护权后，家族里的人围绕娜娜病情的讨论同样戛然而止。大多数亲人都只愿意“帮帮忙”，提起做娜娜的“监护人”，谁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燕子在不停地嚷嚷着要做娜娜的监护人，但燕子自己还是个孩子，根本就没有资格。无奈之下，民政见雪林照顾孩子尽心尽力，就动员她承担起这份责任，并将社会多方救助孩子的善款统一交由她管理。对娜娜而言，救命款暖心;但在雪林眼里，这钱却是沉甸甸的责任。
　　望能给其他的犯人们一个机会。对这三千多名犯人来说，法律不能完全约束他们，赎罪也不是仅靠坐牢、劳改、接受思想教育就能完成的。哪怕这些人都十恶不赦，哪怕对他们的余生而言这只是仅有的一次，我也希望给他们这个向善的机会。”
　　“法律是有局限的。”这句话，从一个执法者口中说出，让雪林心里百感交集。在她和娜娜之间，一纸薄脆的证明，又何尝不是如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