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承明制，继续以北京为首都，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13朝，于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宣布退位。历经268年的清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不仅在国家统一、疆域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推动了多民族、多地域、多宗教文化的交流，对于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传统学术文化的兴盛乃至对外交流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清北京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古都鼎盛时期，也为我国都城从传统向近现代国家首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清入关之前，后金政权的都城并不在北京，但随着后来统一进程的推进，清政权将都城迁往北京便成为了必然之势。早在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此后，逐步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又称兴京）称汗，建立后金政权。随着统一进程的发展，为了取代明朝，努尔哈赤又不断迁都。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由兴京迁都辽阳。天命十年又自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于此，扩建沈阳城并营建宫殿。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定国号“大清”。清统治者非常清楚，要想统一中国，就必须“底定中原”“建都燕京”。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向朝廷建议：“盖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而取则者也，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而近悦远来、率从恐后矣。”（《清世祖实录》卷五）摄政王多尔衮也说：“我国建都燕京，天下军民之罹难者，如在水火之中，可即传檄救之。”（《清世祖实录》卷五）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自盛京启程，前往北京。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自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日，顺治帝“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世祖实录》卷九）
　　顺治帝大典，不仅宣布清政权正式迁都北京，而且实现了从地方到全国一统的转变，北京自元、明以来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清朝定都北京后，不仅清政权站稳了脚跟，而且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终于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清朝的统一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统一，并最终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和版图，它发生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之前，也发生在西方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之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作为清代都城，政治大一统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对清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本土文化的融合
　　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入关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大量内迁八旗人口，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内城。有清一代，北京内城一直是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区，而且八旗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中除了满族、蒙古族、汉族之外，还有达斡尔族、锡伯族，甚至朝鲜族、俄罗斯族等。外城不同于内城，清初政府全部圈占内城之后，外城即成为清代北京汉人、汉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区。此外，随着很多喇嘛寺庙的建立，不少藏族僧人也遍布北京城。因此，清前期北京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而多民族的聚居自然也带来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多宗教文化的交流。自元明以来，佛教、道教就在北京有长足的发展，清代多宗教文化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直接带来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渐渐形成了上至朝廷皇室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的一些民俗活动，比如“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这些蕴含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宗教活动，逐渐地融合、演变为北京民俗的一部分。
　　多地域文化的交流。当时北京的商铺大多由各地富商开设，在崇文、宣武门外出现了很多地方会馆或商务性质的同业会馆。“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颜料行会馆碑记》）这些会馆和商铺一样，传递的同样是各地域的文化内容。众多会馆中不仅说着乡土乡音，吃着地方菜，而且唱着地方戏，供奉着各地神祇，简直就是地方文化博览会。
　　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汇在清代北京文化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饮食就汇聚了南北口味。乾隆末年杨米人在竹枝词中写道：“两绍三烧要满壶，挂炉鸭子与烧猪。铁勺敲得连声响，糊辣原来是脚鱼。爆肚油肝香贯肠，木樨黄菜片儿汤。母鸡馆里醺醺醉，明日相逢大酒缸。”又写道：“不是西湖五柳居，漫将酸醋溜鲜鱼。粉牌豆腐名南炒，能似家园味也无？”（杨米人等《清代北京竹枝词》）可见，当时的京城不仅流行北味，而且南方菜也很多，更形成了一些不南不北的四不像口味。
　　促进了首都经济的繁荣
　　清北京作为都城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大运河这一重要物资供应通道的功能。大运河每年为北京运进数百万石粮食，还把南方的其他物资如木材、铜、铁、铅及百货等，源源不断地运来。“顺水漂来的一根根神木、一块块金砖、一船船粮食、一批批货物，构筑了北京繁盛的基石。”“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城阙和宫殿，也就没有北京历史上的兴盛和繁华。”
　　大运河作為中国传统社会中大规模调集物资产品和商业交流的主要运输方式，对于城市的兴起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以都城北京作为枢纽的大运河不仅影响中国传统城市的兴衰变化，而且还影响城市的分布和体系。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河而兴，运河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一起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
　　以首都功能需求为主导的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凿运河，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了国家政治中心与江南各个经济区域，带动了沿途市县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要道和经济命脉，对于维护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早在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来到北京，西方文化元素就开始进入北京。然而，相较于对传教士所带来宗教和西学的拒绝与抵触，传教士所带来的生活元素则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明朝末年，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皇帝敬献了自鸣钟。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很感兴趣，把玩不已。利玛窦还将所带来的西洋器物公开展示，像地球仪、天体仪以及精美的油画圣母像，很多士大夫和民众争相观看，深为吸引。
　　尤其清乾隆时期，朝廷虽然严厉禁止传教士在地方传教，但对于进贡物品是不禁止的。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为祝贺皇太后六十大寿，在京二十二名传教士共同向乾隆帝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投乾隆帝之所好，皇帝甚是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李俊贤、潘廷璋所进两种贡品：“新法远镜”和“验气筒”。对于“新法远镜”，进单上特别说明：“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验气筒”的标注是：“验气应用鱼缸、鸟笼、铜铃、铜管等物，大小共二十六件，验气应用玻璃罩筒等物大小共二十五件，俱有图样并解说。”对这两件物品，乾隆皇帝都很喜欢。蒋友仁记述：“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蒋友仁被派去进行解释，在场的太监和其他大臣对望远镜都很满意，皇帝用完餐后，一切安排妥当，“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感觉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方法”。对于乾隆帝的西洋情趣，钱德明在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有着精辟的观察与论述：“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經喜欢过的东西。”（《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西式建筑也开始在北京出现。早在明末利玛窦到达北京，四年后即在宣武门购得房产，建起北京城内第一座教堂，是为南堂。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汤若望神父又重建，成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大教堂。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南海西岸蚕坛建起教堂，是为老北堂。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费隐在王府井建教堂，是为东堂。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德里格在西直门内购置土地建设了西直门天主堂，即为西堂。西洋建筑风格在清北京的影响还体现在宫廷苑囿之中，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由谐奇趣、黄花阵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整个建筑采用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
　　西洋物品不仅流行于宫廷之中，一些东西也开始进入民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桐城杨米人于乾隆末年写成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三针洋表最时兴”句，反映了当时人对西洋钟表的爱好。钟表之外，西洋眼镜也是京师社会中的流行风尚。试看：“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代北京竹枝词》）总之，西洋器物虽然也被很多人视为“奇技淫巧”，但不像西学一开始就受到各个层面的提防和反对，它作为一种生活元素更容易融入了清初北京的物质文化中。
　　可以说，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都城，不仅身处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前沿，展示了大国气象，也经历了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从而见证了中国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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