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毕淑敏降生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军人家庭,她排行老大,有一妹一弟。1969年,17岁的她穿上了令人羡慕的军装,告别北京安逸的生活,来到连呼吸都困难的西藏高原阿里地区。面对万古不化的雪峰、枯燥艰辛的训练和猝不及防的死亡,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一待就是11年。
　　刚入伍当卫生员时,她照料病人。有一位病人,晚上查房还好好的,第二天天一亮就走了。她怔怔地看着病床,医生平静地说:病人已经死了。按当地习俗实施天葬,作为医护人员,她们要帮老百姓把尸首抬到山顶,令毕淑敏最恐惧的是在前头抬死尸。一路走下来两腿打战、满身冷汗、生怕躺在后面的故人会突然扑向她……不管愿不愿意,死亡、尸体是她日常接触的工作伙伴,渐渐地便习以为常了。看着尸体被鹰食鸟叼飞向天空,她与当地藏民一样安然地感到,那是一个个直升天堂永享快乐的灵魂。
　　后来,毕淑敏成为军医,这又是一个直面生老病死的职业。她至今清楚地记得面对第一个死亡病人时的情景。那位病中的妻子对丈夫说:你去看电影吧,我没事。在确认有毕医生陪着妻子不会发生意外后,丈夫坦然地看露天电影去了。一刻钟后,病房里突然传来呼救声:“毕医生,我好难受啊……”听诊器传来的却是病人心脏有力的最后一跳。原以为死亡该有许多挣扎,想不到竟是戛然而止。电影场上广播让心肾科的医生快回科里抢救病人,那位丈夫闻讯急速返回,他死死追问毕淑敏:我老婆临终都说了什么?病人痛苦的呼喊撕心裂肺地回响着,可毕淑敏忍着泪水劝慰着不断用头撞击墙壁的丈夫:“你妻子什么也没说,走得很安详……”那是她第一次说谎,她怎能再让那位丈夫备受悔恨与自责的煎熬呢?
　　1980年,年近三十的毕淑敏转业回到北京,在北京铜厂的一个小医务所任内科主治医师。开始,她不喜欢也不适应这个职业和环境。那时她和爱人在北京没有房子,孩子还小,整天脚打后脑勺地疲于奔命。等一切安顿下来,藏北的风雪无时无刻不激荡着她的胸膛。尤其难平的是,身边好多人忙于发家致富当倒爷,全然不知西藏阿里这个地方,更不晓得还有那么多依然爬冰卧雪的官兵在保卫着我们和平的生活。她有话要说,要为那些永埋在冰雪之下的一个个鲜活又年轻的生命树碑立传。
　　可是,习惯了开处方的毕淑敏不知怎样握笔抒情。1983年,电大中文专业招生,毕淑敏报了名,用不到两年时间学完了半脱产学员三年制的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招生,她又报了名。首都剧场举办文学讲座,两块钱一张票,开讲座的有丁玲、张贤亮、张洁等作家。她安顿好工作和儿子,一次次聆听作家们的讲座。1987年,毕淑敏一气呵成处女作《昆仑殇》。当时她很不自信,迟疑着不敢投寄。第一读者——丈夫读了之后,很受感动,他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亲手把这篇一吐为快的小说送到了出版社,当即一炮打响。
　　儿时毕淑敏就是愿追随梦想的女孩。上小学时她梦想当一名天文学家,曾给北京天文馆的馆长写信,探求讨论太阳从西边出来的可能性。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收到馆长的回信。长大后她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妄想,就是始终期待探索一个阔大而永恒的世界。而现在从事的工作,也和探索宇宙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人心是一个内宇宙,同样阔大而永恒。
　　毕淑敏对人生有着自己的认定:“金钱、权力、美色,甚至不能企及的高位,都不能解决精神问题。唯有美好的追求、对生命的企及,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丰富多彩。带给别人快乐,自己才会更快乐。”
　　摘自《名人传记》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