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幽默，也爱讽刺。不过，讽刺使人们疏远，幽默却使人们相近。
　　健康色的幽默是国泰民安的产儿。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似乎都缺乏幽默感。起先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们是芸芸众生的缘故，可是当我看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们的小说、电影、美术、论文、演讲……时，到作者认为幽默的地方我却只觉得好笑(如果这也算幽默效果的话)。于是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好象只会“冷笑”，要不就是掩饰无知的“嘲笑”。据说这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没学过笑。没笑哪儿来的幽默啊。这种影影绰绰的事儿要说严峻也是真严峻，可没几个人严峻地对待过它。
　　前两年，“创刊”热正在热头上的时候，我也脑袋一热订了几种杂志，其中，上海的《世界之窗》和甘肃的《读者文摘》上，时不时刊登或搜集一些幽默画和话，嘿，真幽默！可它们都是外国的，乐其乐，终是隔着一层。过了不久，应时当令般地，《人民日报》社居然编出了一份我国独一无二的画报《讽刺与幽默》(双周刊)，这在当时的中、青年人中间可算是个，新闻。花四分钱，一页在手，便可以领得十分钟左右的开心或启发！这在早先是多么难以想象呵——我激动地，看着，笑着，想着。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十分钟的“圣餐”一个月只能享受两回，而且其中有九分钟以上是讽刺，幽默占不到一分钟(常常连一秒钟也没有)。因此我又伤感起来：怎么连幽默也被讽刺了呢？幽默使人轻松，讽刺使人紧张。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原是缺一不可的啊。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了我当时的幼稚。
　　幽默感表现了人的自信或镇定。一般地，只要你坦率和不拘束，幽默感就会纷至沓来。从这点演绎回去，不难发现，刚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尽管生活开始走向光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然而人们还多是惊魂未定，心有余悸，说话前先看看周围的习惯还在起支配作用。因此，我们写的小说也好，拍的电影也好，《晚报》上辛辛苦苦经营着的“笑林”也好……，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自然的幽默。再者说，对话中的幽默是一种“相对性”极强的东西，说话者只有在确知听者能够理解他的幽默时，他才能产生讲幽默话的灵感。也就是说必须得有那种环境，那种气氛，自言自语是绝无幽默可言的。
　　但是，当我劳累了一天，晚上舒舒服服地倚在床头的木棉枕头上，拧亮台灯，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刊物或报纸时，我最常企望看到的却是一两则幽默。
　　幽默多些，本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象征。可不知怎地，很多人不喜欢幽默，这倒没什么，但他们总以为别人也不喜欢。记得近两年前左右，《讽刺与幽默》上开始登一些国产的幽默漫画，有的质量相当不低，看了后久久不忘。这说明咱们中国人也不缺乏幽默感，缺的只是人们的会意和鼓励。
　　我又由此想到了漫画界。当代中国知名的漫画家并不算少，连我这个外行也可以数出近十位来，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讽刺漫画家。这就不难理解《讽刺与幽默》上讽刺挤幽默的现象了。看起来，好象我对讽刺有很大偏见，其实完全不是。我象爱看幽默画一样地爱看讽刺画，一样地开心、解乏、过瘾。可既然名之曰“讽刺与幽默”，就应当有幽默的一半地盘，否则本来订的是“溜两样”，可吃起来却全都是“大肚儿”，也难免不叫人倒胃口。
　　幽默这东西要比讽刺娇嫩得多，稍有不适，就可能凋零。它又是一种联系性很强的亦此亦彼的艺术形式，和文化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是，在所有的艺术里，幽默却大概是最大众性的了。知识分子和待业青年同样爱看卜劳恩的《父与子》，工人和老板也会为同一句幽默话发笑。这不是非常矛盾吗？其实想通了并不矛盾。因为幽默所用的素材，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人人都能理解。把最常见的两样或几样东西用一种构思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构思必须新奇到能引起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东西的注意，这就构成了幽默。人们缺乏幽默感，并不是因为头脑中缺乏最常见的东西，而是因为缺乏这“构思”，换句话说，也就是缺乏产生这构思的条件——文化水平和安定环境。
　　要是我们承认生活中趣味存在的必要性，那幽默就是一种高雅的趣味。它好象味精，能使精神生活变鲜。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我们的文化出版部门应当给复生的幽默一席之地。象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诗词、小说、散文等中间，幽默早就所在多有，只不过那时不叫这个洋名字而已；在英国，有闻名世界的《笨拙》(单这译名就幽默。旧译“潘趣”)；连苏联也有《鳄鱼》；美国的幽默油画大师诺曼·罗克威尔竟是最受欢迎的画家；和我们书画同源的日本近十年来也成了漫画大国；……。不用说，人们童年乐趣的一大部分来源于此；而且它还能使我们在成年以后增添藐视困境的勇气。马克思曾说过：唯有我们的幽默感是敌人永远夺不走的。所以我想，要是我们能有《外国幽默》这样的期刊供借鉴，能有出得更勤、版面更多的不畸形的《讽刺与幽默》供欣赏和发表作品，那我们大家的生活肯定会丰富得多，有趣得多。
　　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欣喜地发现，《讽刺与幽默》上又开始刊登幽默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