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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广播诞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电视是在1958年开播的。广播电视辉煌过，曾经一家独大。如今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日月，心中不免有点五味杂陈的感觉。
无线电（收音机）的记忆
记得小辰光，姆妈烧晚饭辰光，我照例会到邮电局门口排队，替爹爹买《新民晚报》。吃过晚饭，一家人传看晚报，聊聊夜报上刊登的新鲜事，其乐融融。那辰光传递信息基本上靠的是报纸。弄堂口的阅报栏前，常常聚满读报人。虽然在上海无线电（老早上海人习惯把收音机称作“无线电”）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一家广播电台出现在1923年的上海，是美国人斯奥斯邦办的电台，呼号ECO），但直到解放初期，家里有无线电的人家还是很少。至于电视机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稀罕物（上海电视台是1958年开播的，为全国第2家），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都晓得，新闻的生命力在于“新”，“隔夜消息”有啥看头？因此家里有台无线电，常常成为“文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小学里有个王同学，他爷爷是复旦大学教授，他家就有一台老式无线电，红木壳子的，5灯机（后来才晓得，5灯机就是有5只电子管，电子管越多档次越高，好像当时市面上卖的无线电最高级别的就是5灯机了）。那天我们在他家“开学习小组”，王同学发现爷爷书房忘记锁了，就带我们几个同学踏进书房，打开了那台无线电显摆起来。我们一个个竖起耳朵，看着王同学把旋钮拨来拨去，无线电里不断转换着新闻播报、讲故事、广播剧，还有音乐、曲艺……丰富极了。特别是中央台播放的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的《小喇叭》和对少年儿童广播的《星星火炬》，更让我们听得有滋有味。结束时王同学又把指针拨回到原来的刻度，他说要是爷爷晓得他动过了无线电，肯定是要挨打的。
无线电里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东西，当时我眼热得不得了，一回到家，就跟爹爹去商量，想买一只无线电。爹爹摇摇头，“家里开销紧张，无线电并非家庭必需品，要晓得新闻，还是看看夜报算了。”没有办法！后来听说隔壁班有同学装了只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听到广播，我立刻前去讨教，并且买来矿石收音机的材料，借来一本《怎样装矿石收音机》，按葫芦画瓢，装起了矿石机。经过一番努力，矿石机算是装起来了。我还在窗口像模像样地竖起了天线。可试下来，矿石机很难捕捉到广播电台的信号，拨来拨去是“唦啦唦啦”的杂音。偶尔倒是会收到“东拐东拐”的呼叫。当时我家住在广灵二路，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大门就开在离我家不远的水电路上。那信号莫不是“海司”里发出的信号。不过没有“密电码”，也不晓得它在“东拐”些什么？再后来我开始学装半导体收音机。两极管、三极管、磁棒、双连……买了一大堆，又问同学借来焊锡刀，通上电，发烫的焊锡刀蘸着松香，按照线路图焊接一个个节点。手脚要快，时间长了，动作慢了，还会把两极管、三极管烧坏。手忙脚乱地试验了好多次，屡屡失败。
爹爹看我如此执着，不免有点动心，全家省吃俭用几个月，积下几十元去“淮国旧”（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捧回一台老式无线电，虽然是4灯机，收听效果还是不错。爹爹不再叫我买夜报，我们开始听广播了。晚上8：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我们必听的。这里有国内外发生的重要新闻，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到了“文革”，《新闻联播》更是成为人们最早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谁谁谁不出来了（被打倒），谁谁谁又出来了（解放了）。特别是只要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们就会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大马路小弄堂会一下子变得闹猛起来。至于有些不上广播的中央首长讲话，各单位革委会会组织“革命群众”集中收听拉线广播。印象中虹口体育场、文化广场我都去过。那里拉线广播的扩音一天世界（很差），一点也听不清爽。大家聚在一起只是瞎七搭八的吹牛皮（聊天）。记得我们曾经议论过徐景贤这个人口才好，姚文元讲大不来，陈伯达的话听也听不懂，江青的声音像在唱女高音（这句话有点反动，只能轻轻地讲，防扩散）。
又要讲到我家那台四灯机，它虽然破，喇叭里发出来的声音“唦啦唦啦”的，但有短波。有短波的无线电能收听到境外电台的声音。偶然我会偷偷收听短波。有一趟我拨到一个台湾电台，是一档对大陆广播的节目，女播音员一遍遍地播送，驾驶什么什么型号的飞机到台湾，可以得到多少多少两黄金的奖励，像是后来改革开放后大陆经济广播电台曾经播放的股票行情一样，一遍一遍地播，不厌其烦。对了，那时台湾的徐廷泽驾机投奔大陆，得到2500两黄金的奖励，我印象很深。后来也陆续有台湾的飞机飞来大陆。而《美国之音》的功率强，是很容易收听到的。当然那个辰光收听敌台是要吃官司的。我收听短波时，有点像地下工作者。
1984年2月，我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由工厂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当2月10日第一次踏进北京东路2号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门时，一种“自豪+神秘”感油然而生。进了电台，经常能听到老同志说广播电台多么重要，打起仗来敌方首先就是占领广播电台，所以电台门口要有解放军站岗。从记者、编辑、播音员到录音、发射，电台的各个岗位都有点半军事化。当然那时的工作量跟现在相比，真乃天壤之别。我们组每个编辑每个礼拜只用制作20分钟的录播节目就算完成工作量了。也不要你多做，多做了没时间播出。所以那时做节目相当精益求精，比如审听录完的节目带，发现有错处，必须找到那位播音员在原来的录音室重录，声音的接头要天衣无缝（那时没有电脑，全凭手工）。我们的播音员陈醇、凌云、佟刚、文仪、蔚蓝、张培……一个个工作特别认真。老资格的播音员凌云，随身总是带着那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咬文嚼字，备稿相当认真。因为大家知道，在老百姓心目中，广播里播出的声音很权威。
跟报纸相比，广播的优势是“快”（甚至也超过电视，那时的电视台直播很少，且不允许像今天那样屏幕上文字乱飞）。记得1984年上海周边地区发生地震，上海城区震感强烈，房间里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见没了动静，人们也不敢回家睡觉，大家多么希望广播电台有信息传递。可是电台电视台里依然不紧不慢地播放着节目报上早在一个礼拜前就排定的节目。 曾经风光的电视
中国电视播放始于北京电视台（后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紧跟其后的是上海电视台，1958年10月1日正式开播。据说当时全市只有几十台电视机可以接收到电视信号。
印象中我读小学的辰光看过电视。江湾电影院旁边的有个江湾文化馆，看电视要买门票，3分一张。有一趟去看电影，学生场8分一张电影票，半路上掉了5分，袋袋里只有3分钱，便买了电视票进去，看看电视是怎么样子的？房间里黑压压的一片，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电视屏幕上。我探头探脑地盯着前面方方正正的像肥皂箱大小的电视机，屏幕上一根根粗线条鱼贯地移动着，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开始我还认为电视机本应如此。至于看的是什么，如今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看电视要买门票，3分钱一张。
到了“文革”时期，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起来。先是聚到学校里收看电视批判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等“走资派”，乱哄哄的一片。再后来里弄里的“向阳院”摆上了电视机，几十上百个人聚在一起看咪咪小的电视机（9吋），也是那时的一道风景线。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最吃香的有两个电视机牌子，一个是上无四厂生产的“凯歌牌”，一个是上无十八厂生产的是“飞跃牌”。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凯歌牌”9吋黑白电视机。那些年，电视机的接收信号不稳定，常常看到要紧关头，屏幕上“唦啦唦啦”一片雪花，或者图像变得歪歪扭扭，你就要摆动两根羊角天线，像猫捉老鼠一样，轻轻地转来转去；好不容易调好了，手一松开天线，屏幕上又是一片雪花或图像跳起了摇摆舞。你只好用手捏着天线才能维持图像不抖动，正是急得煞人！毛主席晚年，电视新闻只要播放毛主席在书房里接见外宾的新闻，我就手捏天线，以保证图像的清晰度。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买有奖储蓄，最高奖是一台9吋电视机。记得有位大妈摇号摇到了这个大奖，算是大新闻了，上了电视，弄得全上海人都晓得。
那些年，大家对电视台播放电影最着劲了，不出钞票在家里看电影，多实惠啊。后来突然传来电视台不能播放新电影，只能放一年后的老电影了。大家多少齁（不满）啊！可是啥人想到，没有多少日脚，电视台自己拍的电视剧陆陆续续出来了，《玫瑰香奇案》《上海一家人》冒出了一批电视剧演员新秀。当初一些一线电影演员都是不肯拍电视剧的，他们把拍电视剧看作是一种“堕落”。啥人想到，没有多少日脚，变得满天都是电视剧，唐国强陈道明刘晓庆潘虹们都去拍电视剧了。
从播放外国电视剧《姿三四郎》《血疑》《加里森敢死队》到国产电视剧《渴望》《孽债》《公关小姐》，从《卡西欧大奖赛》到《60秒智力竞赛》的播放时间段，曾经被描绘为“万人空巷”，至今令人难忘。现在不肯拍电视剧的电影演员少之又少，现在哪个明星不上电视？不拍电视剧？连随便展示隐私的“真人秀”都蜂拥而上，连现代鬼神闪现的《老九门》都被拍成了60集电视剧，一本正经地出台了，“小鲜肉”们都把地盘给占了，明星们矜持下去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看到，现在不少一线影视剧演员也开始热衷于拍网络剧了（出场费高）。影视剧市场早就没有档次之分，收视率为大，跟收视市场（钞票）接轨就是“档次”（当然有些人并不认同）。
记得那些年有头有脸的都希望能在电视上露露脸。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开大会或某项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主席台上领导们一个个都到了，正襟危坐，而电视台扛摄像机的人没到，主办方只得一边不断地打电话催，一边安抚与会者（主要是领导），说电视台的人马上就到马上就开始马上就开始。那些年会议新闻多啊，电视台的人跑来跑去赶场子也真不容易。到后来甚至出现过会议开好后，再重来一遍补拍镜头。不是瞎讲，我乃亲眼目睹。那时我们电台记者就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纸媒记者更是如此。不过闲话讲起来，电视的影响就是大。那些年娱乐活动也没有像如今这般丰富，大家空下来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消磨辰光。有头有脸的不在电视上露脸怎么算“有头有脸”呢？难怪都要“等电视台的人来了才开始”。
过去还认为广播跟电视比还有点优势，碰到突发事件，广播快得起来。广播可以停下来插播新闻。电视台怎么能够电视剧放到一半，也来插播突发消息？后来有了屏幕上的“飞字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再后来有了准点新闻，有了专门播报新闻的新闻频道（央视13套新闻频道就呈现24个小时新闻直播状态），可以随时播报重要信息。这下广播翻篇了，越来越没有“地盘”了。现在你去问问左邻右舍，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有多少？我可以讲，基本上没有。有也只是私家车里有收音装置，至于有线电视传输有广播节目的通道，大多数人可能晓也不晓得，就是晓得也不会去打开电视听广播，有病啊？
如今，新媒体雄起
家里基本没有收音机。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听广播（好多司机还不喜欢开收音机，喜欢听自己喜欢的CD、MP3……）。过去看电视，不少人常常在《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将节目预告栏上自己喜欢的节目用笔划出来，到时候守候在电视机旁。现在有吗？虽然现在的电视机屏幕越做越大，身体越做越薄，可以像画框一样挂在墙壁上。不过看电视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如今看电视的人大多为中老年人。前不久，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做过一个百人微调查，100个年轻人中，78%的年轻人是不看电视的，15%是偶尔看看，只有7%的年轻人会经常去看电视。如今的年轻人基本上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至于看电视片（更多的是网络剧）基本通过网络。把要看的电视剧，先下载了再看。时间可以随意支配，不用等，不用看烦人的广告，多省心啊。
网络的发达，新媒体的雄起，如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还没有睏醒，它就铺天盖地过来了。新媒体的兴起，很快就会盖过传统播放的电视模式。不可否认，新媒体开始侵吞电视份额，开始颠覆并将取代传统电视。现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捕捉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事体。有了网络，每个人都是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一家报社。公众号、朋友圈，如今的自媒体，反而是倒逼各大新闻媒体。高价鱼、高价虾、“48元一口”高价茶、魏则西、雷洋……还不都是自媒体先“开口”的。小孩丢失，友人疾病、遭遇不测……朋友圈转发的速度快得令人咋舌，而且是呈几何级数扩散，“万能的朋友圈”啊。虽然各式各样的新媒体还有不少漏洞，需要法律上的监管和技术上的填补，但是传统的广播电视正在被新媒体颠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些年，广播电视曾经一家独大的时代，如今已经翻篇。百花齐放，也不再仅仅是理想国的一种向往……
无线电（收音机）的记忆
记得小辰光，姆妈烧晚饭辰光，我照例会到邮电局门口排队，替爹爹买《新民晚报》。吃过晚饭，一家人传看晚报，聊聊夜报上刊登的新鲜事，其乐融融。那辰光传递信息基本上靠的是报纸。弄堂口的阅报栏前，常常聚满读报人。虽然在上海无线电（老早上海人习惯把收音机称作“无线电”）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一家广播电台出现在1923年的上海，是美国人斯奥斯邦办的电台，呼号ECO），但直到解放初期，家里有无线电的人家还是很少。至于电视机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稀罕物（上海电视台是1958年开播的，为全国第2家），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都晓得，新闻的生命力在于“新”，“隔夜消息”有啥看头？因此家里有台无线电，常常成为“文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小学里有个王同学，他爷爷是复旦大学教授，他家就有一台老式无线电，红木壳子的，5灯机（后来才晓得，5灯机就是有5只电子管，电子管越多档次越高，好像当时市面上卖的无线电最高级别的就是5灯机了）。那天我们在他家“开学习小组”，王同学发现爷爷书房忘记锁了，就带我们几个同学踏进书房，打开了那台无线电显摆起来。我们一个个竖起耳朵，看着王同学把旋钮拨来拨去，无线电里不断转换着新闻播报、讲故事、广播剧，还有音乐、曲艺……丰富极了。特别是中央台播放的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的《小喇叭》和对少年儿童广播的《星星火炬》，更让我们听得有滋有味。结束时王同学又把指针拨回到原来的刻度，他说要是爷爷晓得他动过了无线电，肯定是要挨打的。
无线电里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东西，当时我眼热得不得了，一回到家，就跟爹爹去商量，想买一只无线电。爹爹摇摇头，“家里开销紧张，无线电并非家庭必需品，要晓得新闻，还是看看夜报算了。”没有办法！后来听说隔壁班有同学装了只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听到广播，我立刻前去讨教，并且买来矿石收音机的材料，借来一本《怎样装矿石收音机》，按葫芦画瓢，装起了矿石机。经过一番努力，矿石机算是装起来了。我还在窗口像模像样地竖起了天线。可试下来，矿石机很难捕捉到广播电台的信号，拨来拨去是“唦啦唦啦”的杂音。偶尔倒是会收到“东拐东拐”的呼叫。当时我家住在广灵二路，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大门就开在离我家不远的水电路上。那信号莫不是“海司”里发出的信号。不过没有“密电码”，也不晓得它在“东拐”些什么？再后来我开始学装半导体收音机。两极管、三极管、磁棒、双连……买了一大堆，又问同学借来焊锡刀，通上电，发烫的焊锡刀蘸着松香，按照线路图焊接一个个节点。手脚要快，时间长了，动作慢了，还会把两极管、三极管烧坏。手忙脚乱地试验了好多次，屡屡失败。
爹爹看我如此执着，不免有点动心，全家省吃俭用几个月，积下几十元去“淮国旧”（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捧回一台老式无线电，虽然是4灯机，收听效果还是不错。爹爹不再叫我买夜报，我们开始听广播了。晚上8：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我们必听的。这里有国内外发生的重要新闻，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到了“文革”，《新闻联播》更是成为人们最早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谁谁谁不出来了（被打倒），谁谁谁又出来了（解放了）。特别是只要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们就会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大马路小弄堂会一下子变得闹猛起来。至于有些不上广播的中央首长讲话，各单位革委会会组织“革命群众”集中收听拉线广播。印象中虹口体育场、文化广场我都去过。那里拉线广播的扩音一天世界（很差），一点也听不清爽。大家聚在一起只是瞎七搭八的吹牛皮（聊天）。记得我们曾经议论过徐景贤这个人口才好，姚文元讲大不来，陈伯达的话听也听不懂，江青的声音像在唱女高音（这句话有点反动，只能轻轻地讲，防扩散）。
又要讲到我家那台四灯机，它虽然破，喇叭里发出来的声音“唦啦唦啦”的，但有短波。有短波的无线电能收听到境外电台的声音。偶然我会偷偷收听短波。有一趟我拨到一个台湾电台，是一档对大陆广播的节目，女播音员一遍遍地播送，驾驶什么什么型号的飞机到台湾，可以得到多少多少两黄金的奖励，像是后来改革开放后大陆经济广播电台曾经播放的股票行情一样，一遍一遍地播，不厌其烦。对了，那时台湾的徐廷泽驾机投奔大陆，得到2500两黄金的奖励，我印象很深。后来也陆续有台湾的飞机飞来大陆。而《美国之音》的功率强，是很容易收听到的。当然那个辰光收听敌台是要吃官司的。我收听短波时，有点像地下工作者。
1984年2月，我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由工厂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当2月10日第一次踏进北京东路2号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门时，一种“自豪+神秘”感油然而生。进了电台，经常能听到老同志说广播电台多么重要，打起仗来敌方首先就是占领广播电台，所以电台门口要有解放军站岗。从记者、编辑、播音员到录音、发射，电台的各个岗位都有点半军事化。当然那时的工作量跟现在相比，真乃天壤之别。我们组每个编辑每个礼拜只用制作20分钟的录播节目就算完成工作量了。也不要你多做，多做了没时间播出。所以那时做节目相当精益求精，比如审听录完的节目带，发现有错处，必须找到那位播音员在原来的录音室重录，声音的接头要天衣无缝（那时没有电脑，全凭手工）。我们的播音员陈醇、凌云、佟刚、文仪、蔚蓝、张培……一个个工作特别认真。老资格的播音员凌云，随身总是带着那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咬文嚼字，备稿相当认真。因为大家知道，在老百姓心目中，广播里播出的声音很权威。
跟报纸相比，广播的优势是“快”（甚至也超过电视，那时的电视台直播很少，且不允许像今天那样屏幕上文字乱飞）。记得1984年上海周边地区发生地震，上海城区震感强烈，房间里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见没了动静，人们也不敢回家睡觉，大家多么希望广播电台有信息传递。可是电台电视台里依然不紧不慢地播放着节目报上早在一个礼拜前就排定的节目。 曾经风光的电视
中国电视播放始于北京电视台（后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紧跟其后的是上海电视台，1958年10月1日正式开播。据说当时全市只有几十台电视机可以接收到电视信号。
印象中我读小学的辰光看过电视。江湾电影院旁边的有个江湾文化馆，看电视要买门票，3分一张。有一趟去看电影，学生场8分一张电影票，半路上掉了5分，袋袋里只有3分钱，便买了电视票进去，看看电视是怎么样子的？房间里黑压压的一片，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电视屏幕上。我探头探脑地盯着前面方方正正的像肥皂箱大小的电视机，屏幕上一根根粗线条鱼贯地移动着，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开始我还认为电视机本应如此。至于看的是什么，如今一点印象也没有，只记得看电视要买门票，3分钱一张。
到了“文革”时期，电视机开始逐步普及起来。先是聚到学校里收看电视批判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等“走资派”，乱哄哄的一片。再后来里弄里的“向阳院”摆上了电视机，几十上百个人聚在一起看咪咪小的电视机（9吋），也是那时的一道风景线。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最吃香的有两个电视机牌子，一个是上无四厂生产的“凯歌牌”，一个是上无十八厂生产的是“飞跃牌”。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凯歌牌”9吋黑白电视机。那些年，电视机的接收信号不稳定，常常看到要紧关头，屏幕上“唦啦唦啦”一片雪花，或者图像变得歪歪扭扭，你就要摆动两根羊角天线，像猫捉老鼠一样，轻轻地转来转去；好不容易调好了，手一松开天线，屏幕上又是一片雪花或图像跳起了摇摆舞。你只好用手捏着天线才能维持图像不抖动，正是急得煞人！毛主席晚年，电视新闻只要播放毛主席在书房里接见外宾的新闻，我就手捏天线，以保证图像的清晰度。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买有奖储蓄，最高奖是一台9吋电视机。记得有位大妈摇号摇到了这个大奖，算是大新闻了，上了电视，弄得全上海人都晓得。
那些年，大家对电视台播放电影最着劲了，不出钞票在家里看电影，多实惠啊。后来突然传来电视台不能播放新电影，只能放一年后的老电影了。大家多少齁（不满）啊！可是啥人想到，没有多少日脚，电视台自己拍的电视剧陆陆续续出来了，《玫瑰香奇案》《上海一家人》冒出了一批电视剧演员新秀。当初一些一线电影演员都是不肯拍电视剧的，他们把拍电视剧看作是一种“堕落”。啥人想到，没有多少日脚，变得满天都是电视剧，唐国强陈道明刘晓庆潘虹们都去拍电视剧了。
从播放外国电视剧《姿三四郎》《血疑》《加里森敢死队》到国产电视剧《渴望》《孽债》《公关小姐》，从《卡西欧大奖赛》到《60秒智力竞赛》的播放时间段，曾经被描绘为“万人空巷”，至今令人难忘。现在不肯拍电视剧的电影演员少之又少，现在哪个明星不上电视？不拍电视剧？连随便展示隐私的“真人秀”都蜂拥而上，连现代鬼神闪现的《老九门》都被拍成了60集电视剧，一本正经地出台了，“小鲜肉”们都把地盘给占了，明星们矜持下去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看到，现在不少一线影视剧演员也开始热衷于拍网络剧了（出场费高）。影视剧市场早就没有档次之分，收视率为大，跟收视市场（钞票）接轨就是“档次”（当然有些人并不认同）。
记得那些年有头有脸的都希望能在电视上露露脸。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开大会或某项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主席台上领导们一个个都到了，正襟危坐，而电视台扛摄像机的人没到，主办方只得一边不断地打电话催，一边安抚与会者（主要是领导），说电视台的人马上就到马上就开始马上就开始。那些年会议新闻多啊，电视台的人跑来跑去赶场子也真不容易。到后来甚至出现过会议开好后，再重来一遍补拍镜头。不是瞎讲，我乃亲眼目睹。那时我们电台记者就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纸媒记者更是如此。不过闲话讲起来，电视的影响就是大。那些年娱乐活动也没有像如今这般丰富，大家空下来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消磨辰光。有头有脸的不在电视上露脸怎么算“有头有脸”呢？难怪都要“等电视台的人来了才开始”。
过去还认为广播跟电视比还有点优势，碰到突发事件，广播快得起来。广播可以停下来插播新闻。电视台怎么能够电视剧放到一半，也来插播突发消息？后来有了屏幕上的“飞字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再后来有了准点新闻，有了专门播报新闻的新闻频道（央视13套新闻频道就呈现24个小时新闻直播状态），可以随时播报重要信息。这下广播翻篇了，越来越没有“地盘”了。现在你去问问左邻右舍，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有多少？我可以讲，基本上没有。有也只是私家车里有收音装置，至于有线电视传输有广播节目的通道，大多数人可能晓也不晓得，就是晓得也不会去打开电视听广播，有病啊？
如今，新媒体雄起
家里基本没有收音机。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听广播（好多司机还不喜欢开收音机，喜欢听自己喜欢的CD、MP3……）。过去看电视，不少人常常在《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将节目预告栏上自己喜欢的节目用笔划出来，到时候守候在电视机旁。现在有吗？虽然现在的电视机屏幕越做越大，身体越做越薄，可以像画框一样挂在墙壁上。不过看电视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如今看电视的人大多为中老年人。前不久，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做过一个百人微调查，100个年轻人中，78%的年轻人是不看电视的，15%是偶尔看看，只有7%的年轻人会经常去看电视。如今的年轻人基本上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至于看电视片（更多的是网络剧）基本通过网络。把要看的电视剧，先下载了再看。时间可以随意支配，不用等，不用看烦人的广告，多省心啊。
网络的发达，新媒体的雄起，如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还没有睏醒，它就铺天盖地过来了。新媒体的兴起，很快就会盖过传统播放的电视模式。不可否认，新媒体开始侵吞电视份额，开始颠覆并将取代传统电视。现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捕捉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事体。有了网络，每个人都是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一家报社。公众号、朋友圈，如今的自媒体，反而是倒逼各大新闻媒体。高价鱼、高价虾、“48元一口”高价茶、魏则西、雷洋……还不都是自媒体先“开口”的。小孩丢失，友人疾病、遭遇不测……朋友圈转发的速度快得令人咋舌，而且是呈几何级数扩散，“万能的朋友圈”啊。虽然各式各样的新媒体还有不少漏洞，需要法律上的监管和技术上的填补，但是传统的广播电视正在被新媒体颠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些年，广播电视曾经一家独大的时代，如今已经翻篇。百花齐放，也不再仅仅是理想国的一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