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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鲁迅翻译对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建构的重大贡献和影响。通过对鲁迅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研究，阐述了他对推进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传播和文艺批评体系的建立，起了奠基性作用；他对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等文论作品为新文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关键词：鲁迅 翻译 现代文学 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鲁迅翻译与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
改造传统文学，促使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与这一目标息息相关。鲁迅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抱着一种极其坚锐、进步的“拿来主义”。鲁迅对白话文的建立作过重要的贡献，但他对白话文却是很不满的。鲁迅认为欧化文法能令白话变得更精密，对语文改革有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便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输入新的表现法从而改革中国语文。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
鲁迅认为：倘要翻译，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表现法”，又引进一些新的词汇和新的句法，以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字。他说要医治“中国的文或话不够用的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提出“输入新的表现法”是有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作为依据的。他指出：“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有些‘文法句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了。”同时还要注意到，鲁迅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是掌握分寸的“即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
鲁迅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引入外文的句式，推动汉语的改造，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它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
虽无法统计，但诸如“干部”、“罢工”、“俱乐部”、“共产主义”等大量词汇，诸如“我今晚想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等外来句法，今天不是已经说得很顺、听得懂，而且完全“溶入”到汉语中去了吗？就这样汉语变得丰富起来了。诚然，正如鲁迅所预料的那样，有一部分外来词汇属于“淘汰”之列。不必否认，鲁迅清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是“异样的句法”，起初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须得“陆续吃一点苦”，而吃苦之后，一部分新的句法会被同化，可以据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种情形当然也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批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白话的成长，极需外来的养料。鲁迅支持“欧化文”的用意，是想为现代文学的白话化创造宽松的环境，开拓广阔的空间，而不是故意装出洋腔洋调的“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主张和作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与拥护：晚清时期人们讲究优美驯雅的翻译语言，不但不再是基本要求，而且受到排斥——例如瞿秋白曾多次批评过严复的语言。鲁迅还指出，30年代的白话文已比“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丰富多了，就是因为输入了欧化语法的缘故。
二 鲁迅翻译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在创作的同时，也从事大量的翻译活动，而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有着重大贡献。1903年，鲁迅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的《辨言》里道出了自己的翻译观：
“盖舻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卷。……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的早期翻译思想受到梁启超开启民智、文学救国论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把小说看作教化国民、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的工具。也就是说，他认为，把玄奥、“枯燥”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有趣的小说来阐释，既可消除中国旧小说多借女性魔力来增加阅读性的旧习，又可以革新小说作法，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移风易俗、教化国民、使之接受进化的科学知识的目的。
1909 年，鲁迅发表了《〈域外小说集〉略例》，文本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其中的“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音”，尤其是“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音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都体现出一种在此之前的文学翻译不曾有过的世界意识。更重要者，该文主张音译背后，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并成为新的小说创作的法则。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谈到了希望翻译小说在变革中的中国发生效用，并谈到新的小说观、小说的社会功用、短篇小说的新样式等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表达了鲁迅希望借翻译域外小说，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初版和再版序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学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开拓作用。
再如，鲁迅在译完西班牙巴罗哈《山民牧唱》的后记里，直接说明了自己要介绍的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他所说的小说的技艺，指的就是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极其次要的人物也被他写得生动鲜活。在这么一个短篇中，主角迭土尔辟台不必说，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马车夫马匿修，也都十分生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象。如果没有，那便是译者的罪过了。
总的说来，鲁迅的译作或者输入一种国内文坛未曾有过的新的小说理念、新写法、新小说样式（如《域外小说集》）；或介绍独特的当下人生体验（如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新的题材；或通过翻译展示出他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国家的全新样式的文学（如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或带来新的文学要素，如《域外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新形式；或体现像无产阶级小说《毁灭》的内在的意识形态、人生观等。他不仅介绍了时代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而且点出了社会思潮与当下小说创作的关系。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思潮相联系的评述方法，后来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法。鲁迅的翻译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撰写的文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 鲁迅翻译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
鲁迅对俄国的特别关注是从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1908年选译《域外小说集》时开始的。鲁迅把俄罗斯文学看作是“导师和朋友”，希望中国读者通过俄国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中国革命的先驱瞿秋白和革命文学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曹靖华等，不但于20至30年代在翻译介绍方面起了拓荒的作用，而且对俄罗斯古典和现代文学都曾发表过精辟的言论。从一定程度上说，中俄、中苏文化关系热始于鲁迅等少数几位译家世纪初的大力译介。
鲁迅在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外国文艺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创作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中缺少任何一种都是不完整的。鲁迅翻译的影响较大的苏俄文艺理论著作有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这些构成了他介绍外国文艺的两条基本线索之一。
俄罗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经由它的理论批评以及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摄取、被仿照而得到实现的；或者说，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艺思想与政策对中国文学的作用。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广泛和持久，以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每一重大转折和重大现象，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作为中国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翻译家之一，鲁迅的翻译迎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使得当时渴望读到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文学青年得以接触到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鲁迅对苏俄文艺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推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四 鲁迅翻译对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
鲁迅认为只有能够广泛吸收和汲取，文艺才能创新，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而他对于日本文艺译介最多的，当推他翻译的日本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如：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他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等。在翻译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鲁迅说：
“我的译述和介绍, 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会动手来移译，则全篇中间虽有大被我意之处，也并不加以删节了。”
此外，鲁迅译有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问题》、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除了整部的艺术论著，他还翻译了大量日本作家、文艺理论家论述文艺的文章，《壁下译丛》中就收了这类文字25篇。该译文集除去一篇俄籍德国人开培尔的《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外，其余为一色的日本作家或文艺理论家的论文。
鲁迅在自译的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的小引中说：“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而他的这些文论作品为新文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保证。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 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7] 王友贵：《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中外关系的贡献》，《外国语言文学》，2005年第3期。
[8] 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彭志洪，男，1974—，江西南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彭朝忠，男，1975—，江西九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鲁迅 翻译 现代文学 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鲁迅翻译与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
改造传统文学，促使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与这一目标息息相关。鲁迅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抱着一种极其坚锐、进步的“拿来主义”。鲁迅对白话文的建立作过重要的贡献，但他对白话文却是很不满的。鲁迅认为欧化文法能令白话变得更精密，对语文改革有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便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就是输入新的表现法从而改革中国语文。他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
鲁迅认为：倘要翻译，就不能不既“输入新的表现法”，又引进一些新的词汇和新的句法，以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字。他说要医治“中国的文或话不够用的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提出“输入新的表现法”是有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作为依据的。他指出：“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有些‘文法句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了。”同时还要注意到，鲁迅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是掌握分寸的“即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
鲁迅想通过逐字逐句直译，引入外文的句式，推动汉语的改造，是很有远见的。一种语言要从自身衰败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就是屈尊迎候其它语言的锤击、敲打、挤压和拓展，让打结的地方变得舒展，让淤塞的地方变得通畅，让狭窄的地方变得宽阔。一句话，让语言变得更灵活，更自由，更有韧性，更有活力。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说：“在组织言语的方式上，在语言赋予句子的伸缩余地上，以及在这类界限所许可的表达的丰富多样性上，民族智力的差异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思维发展和思想联系的真实图景，语言若不具备组成言语所必需的丰富的手段和充分的自由，就难以使言语与思想真正结合起来。”
虽无法统计，但诸如“干部”、“罢工”、“俱乐部”、“共产主义”等大量词汇，诸如“我今晚想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等外来句法，今天不是已经说得很顺、听得懂，而且完全“溶入”到汉语中去了吗？就这样汉语变得丰富起来了。诚然，正如鲁迅所预料的那样，有一部分外来词汇属于“淘汰”之列。不必否认，鲁迅清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是“异样的句法”，起初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须得“陆续吃一点苦”，而吃苦之后，一部分新的句法会被同化，可以据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种情形当然也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批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白话的成长，极需外来的养料。鲁迅支持“欧化文”的用意，是想为现代文学的白话化创造宽松的环境，开拓广阔的空间，而不是故意装出洋腔洋调的“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主张和作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与拥护：晚清时期人们讲究优美驯雅的翻译语言，不但不再是基本要求，而且受到排斥——例如瞿秋白曾多次批评过严复的语言。鲁迅还指出，30年代的白话文已比“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丰富多了，就是因为输入了欧化语法的缘故。
二 鲁迅翻译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在创作的同时，也从事大量的翻译活动，而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有着重大贡献。1903年，鲁迅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的《辨言》里道出了自己的翻译观：
“盖舻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卷。……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的早期翻译思想受到梁启超开启民智、文学救国论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把小说看作教化国民、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的工具。也就是说，他认为，把玄奥、“枯燥”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有趣的小说来阐释，既可消除中国旧小说多借女性魔力来增加阅读性的旧习，又可以革新小说作法，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移风易俗、教化国民、使之接受进化的科学知识的目的。
1909 年，鲁迅发表了《〈域外小说集〉略例》，文本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其中的“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音”，尤其是“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音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都体现出一种在此之前的文学翻译不曾有过的世界意识。更重要者，该文主张音译背后，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并成为新的小说创作的法则。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谈到了希望翻译小说在变革中的中国发生效用，并谈到新的小说观、小说的社会功用、短篇小说的新样式等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表达了鲁迅希望借翻译域外小说，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初版和再版序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学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开拓作用。
再如，鲁迅在译完西班牙巴罗哈《山民牧唱》的后记里，直接说明了自己要介绍的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他所说的小说的技艺，指的就是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极其次要的人物也被他写得生动鲜活。在这么一个短篇中，主角迭土尔辟台不必说，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马车夫马匿修，也都十分生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象。如果没有，那便是译者的罪过了。
总的说来，鲁迅的译作或者输入一种国内文坛未曾有过的新的小说理念、新写法、新小说样式（如《域外小说集》）；或介绍独特的当下人生体验（如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新的题材；或通过翻译展示出他所认为的一个新兴国家的全新样式的文学（如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或带来新的文学要素，如《域外小说集》里的短篇小说新形式；或体现像无产阶级小说《毁灭》的内在的意识形态、人生观等。他不仅介绍了时代的社会思潮的演变，而且点出了社会思潮与当下小说创作的关系。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思潮相联系的评述方法，后来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法。鲁迅的翻译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撰写的文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 鲁迅翻译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
鲁迅对俄国的特别关注是从1907年作《摩罗诗力说》、1908年选译《域外小说集》时开始的。鲁迅把俄罗斯文学看作是“导师和朋友”，希望中国读者通过俄国文学“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中国革命的先驱瞿秋白和革命文学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曹靖华等，不但于20至30年代在翻译介绍方面起了拓荒的作用，而且对俄罗斯古典和现代文学都曾发表过精辟的言论。从一定程度上说，中俄、中苏文化关系热始于鲁迅等少数几位译家世纪初的大力译介。
鲁迅在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外国文艺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创作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中缺少任何一种都是不完整的。鲁迅翻译的影响较大的苏俄文艺理论著作有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这些构成了他介绍外国文艺的两条基本线索之一。
俄罗斯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经由它的理论批评以及文艺思想、文艺政策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摄取、被仿照而得到实现的；或者说，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于俄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艺思想与政策对中国文学的作用。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广泛和持久，以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每一重大转折和重大现象，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作为中国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翻译家之一，鲁迅的翻译迎合了当时时代的需要，使得当时渴望读到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文学青年得以接触到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鲁迅对苏俄文艺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推进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四 鲁迅翻译对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
鲁迅认为只有能够广泛吸收和汲取，文艺才能创新，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而他对于日本文艺译介最多的，当推他翻译的日本现代文艺理论著作，如：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他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等。在翻译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鲁迅说：
“我的译述和介绍, 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会动手来移译，则全篇中间虽有大被我意之处，也并不加以删节了。”
此外，鲁迅译有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问题》、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除了整部的艺术论著，他还翻译了大量日本作家、文艺理论家论述文艺的文章，《壁下译丛》中就收了这类文字25篇。该译文集除去一篇俄籍德国人开培尔的《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外，其余为一色的日本作家或文艺理论家的论文。
鲁迅在自译的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的小引中说：“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而他的这些文论作品为新文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保证。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 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7] 王友贵：《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中外关系的贡献》，《外国语言文学》，2005年第3期。
[8] 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彭志洪，男，1974—，江西南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彭朝忠，男，1975—，江西九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