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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供公共产品是国家和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如果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结构上不能满足需求，就会导致公共产品配制没有效率。本文从公共产品的定义和概念入手，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为例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配制现状，最后从结构、层次、数量等方面为提高公共产品有效配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产品 供给 需求 有效配制
一、公共产品概述
公共产品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公共产品（集体消费品）是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可得性的那类物品；每个人对该种物品的消费都不同时减少他们人的消费量。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并且在配制的过程中会带来配制效应，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乘数效应。凯恩斯认为增加一笔投资会带来大于这笔投资额的GNP增加。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资会带来其他产业收入的增加，比如：公共物品增加投资25万元，边际消费倾向为0.75，乘数K= 1/ （1- 0. 75）= 4。在乘数K 的作用下，公共物品投资的增加会带来若干产业收入增加，并且产出增加量= [1/ （1- MPC）] ×投资增量= 4 ×25= 100。最终将增加100 万元的收入。
（二）外部效应。J. E. 米德认为，外部效应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通常指厂商或个人在正常交易以外为其他厂商或个人提供的便利或施加的成本。
二、我国公共产品配制现状概述——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和异质。但是政府的供给机制却与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一致，所以导致了公共产品配制的不均衡。这种状况在农村尤其明显。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制普遍不均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对农村的支出逐年在增加，但是这些增加在结构上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不一致。目前农民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如信息技术、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而政府的供给却主要集中在一些短期绩效的项目上，并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其中，用于政府行政开支的支出增速尤为快，远超过了对农村总的支出的增加额。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越是离政权中心近的地区，越能收到照顾，而离政权远的地区，得到的公共服务则越少，呈现一种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其次，政府往往将资金投入能增加政绩的项目上，如盲目地修建道路，而对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等虽然不能增加政绩但长期有助农村发展的项目投入很少的资金。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结构上并不合理，没有满足农村的真正需要，不是最有效的配制方式，远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提高公共产品的配制效率
（一）考虑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即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①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②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③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
（二）应当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结构上合理配置公共产品
如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符合社会的公共需要，则说明公共产品的配制在结构或者数量上不合理，也就会导致公共产品的配制无效率。正如上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制中所分析的，公共产品的配制应当符合农民的需求，否则即使在数量上配制再多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并不能使资源配制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只有根据社会公共需要来确定提供什么公共产品，才会使该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才符合效用原则。
（三）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消除寻租现象
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逐利行为。而政府干预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问题正是非生产性逐利行为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因为政府直接破坏的是市场经济的秩序，造成非公平的市场竞争，后果就是竞争各方有的获利多，有的获利少，获利者会为了保持这种竞争优势进而采取寻租行为。在政府这一方，却因为公共权力的代理形成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条件。要消除寻租现象，必须通过研究寻租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消除和克服寻租现象的对策，改革政府机构的职责划分方法，要明确区分，又要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增加寻租者的难度。
（四）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供给范围，分级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提供在空间上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公共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收益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国防等全国性公共产品；而有的公共产品的仅在某个地区的范围内收益则应当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提供，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如果统一由中央政府提供则无法达到公共产品配制的均衡，导致了资源配制的不合理和浪费。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提供，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共产品的配制效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吴易风. 福利经济理论[J]. 教学与研究， 1988（04）.
[2]徐贵玲. 从“帕累托最优”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9（06）.
[3] 孙钰，姚晓东. 提高公共物品配置效率问题研究[J]. 现代财经， 2001（02）.
作者简介：张吉馨（1992-），女，汉族，四川宜宾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责任编辑：刘晶晶）
【关键词】公共产品 供给 需求 有效配制
一、公共产品概述
公共产品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公共产品（集体消费品）是指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可得性的那类物品；每个人对该种物品的消费都不同时减少他们人的消费量。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并且在配制的过程中会带来配制效应，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乘数效应。凯恩斯认为增加一笔投资会带来大于这笔投资额的GNP增加。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资会带来其他产业收入的增加，比如：公共物品增加投资25万元，边际消费倾向为0.75，乘数K= 1/ （1- 0. 75）= 4。在乘数K 的作用下，公共物品投资的增加会带来若干产业收入增加，并且产出增加量= [1/ （1- MPC）] ×投资增量= 4 ×25= 100。最终将增加100 万元的收入。
（二）外部效应。J. E. 米德认为，外部效应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负外部性。通常指厂商或个人在正常交易以外为其他厂商或个人提供的便利或施加的成本。
二、我国公共产品配制现状概述——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和异质。但是政府的供给机制却与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一致，所以导致了公共产品配制的不均衡。这种状况在农村尤其明显。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制普遍不均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对农村的支出逐年在增加，但是这些增加在结构上与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不一致。目前农民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如信息技术、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而政府的供给却主要集中在一些短期绩效的项目上，并不能真正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其中，用于政府行政开支的支出增速尤为快，远超过了对农村总的支出的增加额。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越是离政权中心近的地区，越能收到照顾，而离政权远的地区，得到的公共服务则越少，呈现一种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其次，政府往往将资金投入能增加政绩的项目上，如盲目地修建道路，而对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等虽然不能增加政绩但长期有助农村发展的项目投入很少的资金。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结构上并不合理，没有满足农村的真正需要，不是最有效的配制方式，远远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提高公共产品的配制效率
（一）考虑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即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①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②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③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
（二）应当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结构上合理配置公共产品
如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符合社会的公共需要，则说明公共产品的配制在结构或者数量上不合理，也就会导致公共产品的配制无效率。正如上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制中所分析的，公共产品的配制应当符合农民的需求，否则即使在数量上配制再多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并不能使资源配制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只有根据社会公共需要来确定提供什么公共产品，才会使该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才符合效用原则。
（三）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消除寻租现象
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逐利行为。而政府干预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问题正是非生产性逐利行为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因为政府直接破坏的是市场经济的秩序，造成非公平的市场竞争，后果就是竞争各方有的获利多，有的获利少，获利者会为了保持这种竞争优势进而采取寻租行为。在政府这一方，却因为公共权力的代理形成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条件。要消除寻租现象，必须通过研究寻租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消除和克服寻租现象的对策，改革政府机构的职责划分方法，要明确区分，又要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增加寻租者的难度。
（四）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供给范围，分级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提供在空间上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公共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收益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国防等全国性公共产品；而有的公共产品的仅在某个地区的范围内收益则应当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提供，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性公共产品。如果统一由中央政府提供则无法达到公共产品配制的均衡，导致了资源配制的不合理和浪费。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提供，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共产品的配制效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吴易风. 福利经济理论[J]. 教学与研究， 1988（04）.
[2]徐贵玲. 从“帕累托最优”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9（06）.
[3] 孙钰，姚晓东. 提高公共物品配置效率问题研究[J]. 现代财经， 2001（02）.
作者简介：张吉馨（1992-），女，汉族，四川宜宾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责任编辑：刘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