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人们往往会说他们感情饱满，艺术天资很高，很有才华；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弱智。这种说法也许已经成为社会通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谬误和浅见。因为这种说法的根本错误，就是把“政治”和“人事机心”混到了一起。
　　实际上即便像李白这样一个冲动浪漫、常常是不靠谱的诗人，也在诗文里流露出自己的治国雄略，尽管笼统却也算相当美好的设想，很是令人赞叹。至于孔子孟子等圣贤人物，非但不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反而真正是社稷道路的大设计者。
　　这里首先要界定“政治”是什么？政治当然不是玩弄权术，也绝不等同于人事机心。前边说过，政治就是安顿民众的生活，就是治理社会。至于怎么安顿民众的生活，怎么治理社会，稷下学宫的学人、历代知识分子，都有过非常美好也非常现实的设想。这一部分人从政治上看恰恰是过于专业了，考虑问题都很认真，只是很少着力于人事权变那一套策略。权术不是他们所长，如果在这方面有所长，也就背离了政治的专业，更不会写出那么好的诗章，表达出那么好的思想。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人和思想家，在政治上都是比较成熟和高明的；相反，那些专门做行政管理的统治者，他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陷入令人厌恶和恐惧的权斗，并直接导致政治上的褊狭、昏聩和腐败。因为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人事机心，不能像对待真理和专业那样从事政治，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只能成为政事上的昏庸者和小人物，让自身道德败坏下来。
　　有句话说“自古文人多良吏”，谈的即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单论这部分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度，非但不亚于那些政治上的所谓专业人士，还因为其富有政治理想和贯彻力而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说到底从政与为文是一致的，一篇文章要写好，起承转合，段落思想，一切皆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协调力，而这些能力同样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为文涉及到无数的细节，从局部到整体的关照，需要无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而政治也是如此，治理国家，安顿民众的生活，最需要回到细节，回到复杂的、具体的判断上来。这才是政治的真正含意。
　　我们长期以来将政治真正的本质的意义抽掉了，偷换成等同于权术和人事机心这一类低俗的概念，是十分可悲的。
　　好的政治不会是权谋密室那一套，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宫廷斗争太多了。这正是一个族群的不幸。在这种有毒的文化中，哪怕是抱着美好的抱负去治理天下、安顿百姓生活的文人，到头来也无非要效忠皇帝，最终落入诡谲庸俗的权谋圈套中。他们所能做的，用鲁迅的话来讲无非就是“帮忙”和“帮闲”——帮忙与帮闲不成，就从廊庙跑到山林里抒发自己的不平。鲁迅先生还说，“中国文学与官僚实在接近”。
　　是不是“良吏”，最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人文精神对从政者的影响力。古代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对人的品德有制约性，虽然这种制约力极其有限，但在专制国家里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有人问李白适合不适合搞政治？一百个人里面会有一百个人说，李白是一个好的诗人，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理由就是李白在政治上失意了，搞砸了，而在艺术上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样讲也许忘记了：历史并没有把李白放在一个从政的位置上。既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检验，一切到底如何也就很难说了。
　　谈到历史上的大文人大诗人的从政作为，苏东坡的例子不必说了——中国古代那么多政治上失意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其实他们都可以是杰出的政治家。比如王安石等既是文人，又具备强大的行动力，这种人应该是很多的。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狡猾的权术家和权谋者。李白有那么高的社会志向，要他做一个治理者，怎么可能比一些庸常的官吏更差。
　　还有人可能会说，李白既然有那么高的抱负，要走向治理国家的高位，欲展鲲鹏之志，那么就应该允许他用各种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又产生了另一种宽宥，认为他无论写出怎样取悦他人的文字，只要可以结交权贵抵达成功，似乎都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言外之意是等他真的走到了那个位置，也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许多人一直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也就是将目的和手段分开，以所谓的“成功”论英雄。这正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混世的黑暗逻辑，是导致人间悲剧和苦难的渊薮。究其根本目的，无论多么崇高，多么辉煌和宏大，都不可以用卑鄙的手段去实现。“目的”是“手段”一寸一寸积累起来的，而不仅是最后的那个“结果”。“手段”随时都在“结果”，一路都在“结果”。
　　有许多时候，实用主义者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可以用所谓的终极目标、崇高目标来为自己的卑鄙手段做出辩解。这只是一种欺骗，是哄骗他人上当。一路结果的恶劣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