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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格利（Jon Baggaley）教授是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奥地利万维网教育研究（WWEDU）的访问教授，是教育媒体方面的研究专家。近年来，巴格利教授持续关注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远程教育，特别关注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远程教育中使用的媒体和技术的变化。
《中国教师》：《纽约时报》将2012年称为“MOOC元年”，在这场引起教育界举目关注的数字海啸中，您认为已经发展多年的在线教育与新兴的MOOC是什么关系？
巴格利：现在一部分人过于热衷MOOC，甚至完全否定了在线教育的研究价值。2013年11月11日，卡内基·梅隆大学倡议成立了全球学习委员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GLC），美国大学协会主席亨特·R.罗林斯三世（Hunter R. Rawlings III）在GLC落成典礼当天发表声明：“甚至当在线教育迅速扩大并发展到庞大的规模时，仍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在线学习最佳模式的有价值的研究，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虽然相关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他强调GLC成立的宗旨是界定何为成功的在线教育实践，以弥补之前众多尝试者的遗憾。GLC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重申了罗林斯的观点。苏雷什的评论比罗林斯谨慎得多，首先认可了过去50年来这个领域做出的研究努力，尤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贡献。但是，他表示，GLC的作用将是界定“（在线教育的）教学指导原则和成功实践，以保证全球学生的学术活力和有效学习”，从而认同了罗林斯对之前远程教育研究的不满。
亨特·R.罗林斯三世已经将委员会的工作定调为摒弃所有前人的研究，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精通经典的学者，而其究竟读过多少前人的研究仍令人质疑。委员会的同事中也很少有人能提醒他谨慎发表这一言论。GLC的成员都是美国人，有10个人拥有纯科学背景，有2位则是商学和法学背景。委员会中有7人是大学校长或公共机构的资深管理者，还有6人是企业代表，其中包括引领MOOC发展的运营商——Coursera和edX的创立者。即便是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若不具备成为GLC一员的资格，也就无法为在线学习研究中的闪光点辩护。
事实上，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出了大量关于在线学习的可靠结论。比如，教学和媒体设计原则就体现出对教师角色坚定的认同，以及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有效性的认同。在当前的MOOC时代，这些都成为难以忽视的事实。因为，MOOC有两大典型特征：大规模的学生数量和教师对学生管理的无力感。因此，拥护者的权宜之计便是当教师已经无力指导学生并且（或者）学生自己组织活动时就不需要考虑教学法的选择。贝茨（Bates）、丹尼尔（Daniel）、纳伊杜（Naidu），以及罗米索斯基（Romiszowski）等众多远程教育专家也对这些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过批判，而戴弗林（Devlin）提出“失败教学法的大规模开放在线复制”（Massive Open Online Repetitions of Failed Pedagogy，简称MOORFAPs）概念之后，哈佛大学进入了“后MOOC”时期。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也开始监控之前委托给Coursera的在线课程。如此看来，MOOC运营商的未来已开始风雨飘摇。
《中国教师》：现在，MOOC成为人们热议的新兴事物，您如何看待这种新兴事物的产生？它会给远程教育带来什么影响？
巴格利：从在线教育的发展来看，MOOC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就像《新约》不过是《旧约》的升级版一样。
基于技术的教育以前也曾面临这样的转折。1995年，我与英国的大学同事互通邮件时得知他们的教育电视设施被停用了，他们那时就无事可做。布莱斯（Blythe）介绍了20世纪英国全国健康教育发展的循环周期，当时全国健康教育当局开发的新方法仅采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之后由于全国委员会的撤销和反调者的上台，这场革新便草草收场。企业趋于利益的游说也是当前MOOC进程中的相似元素。熊彼特（Schumpeter）曾指出，技术的“变革飓风”是经济驱动的，而且通常每18年发生一次；这与GLC的领导者公开指责第一代在线教育过去的18年研究历史正好契合。美国大学协会主席2013年声明，远程教育专家竟然“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标志着触及了类似的底线，认为《旧约》已经失效，在线学习的未来将发端于GLC的研究。
圣经的《新约》也是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代诞生。它被单纯地视为《旧约》的升级版，囊括了基督教时代的新法则。当时，新法则也遭受到批判，被视为旧法则走样的改头换面，柏拉图学派的塞尔索斯（Celsus）和新柏拉图学派的波菲利（Porphyry）等都有提及。直到公元300年，双方的冲突危及罗马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大帝决定确立一个官方的国家宗教。显然，他对神学一无所知，他的谋士对他说，陈旧的教条已经是“无本之木”，不足以使人们信服。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命人翻阅整理，最终，根据《新约》整理的教条可以成为统治者政治管理的手段。
目前的在线学习实践也因其蔑视正统信仰而受到批判，给人们形成印象——大规模在线课程是一个全新的观点，然而，事实上已经有机构应用成熟的设计原则来传播大规模开放课程历时十年之久。朗格（Lange）在非正式的博客和论坛发言中都为这些新观点的产生表示惋惜，言论中到处充斥着一片拒绝同行评价和质量监督的声音，这使得错误观点四处泛滥。例如，正是在博客空间里，“关联主义”被视为一种服务于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全新教学理念推广开来，但该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70年前。MOOC和“新”教学法已经迅速被美国公司采用，而他们的拥护者们也对反对声嗤之以鼻。对于MOOC运营商来说，GLC的创立正逢其时。edX主席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就表示，“很荣幸能够与委员会并肩工作，共同开发改善学习结果的创新教学法”。 然而，推进“新约”并不是新鲜事，这可能会给GLC冠以剽窃同谋的罪名。剽窃通常定义为，故意抄袭某人的观点而不标注出处；但是不明显的剽窃也能被识别出来。当整个研究和实践领域的结论经过重新分类组合并被赋予新的标题时，我们就会目睹学科层面的剽窃现象，其中“混搭”概念来自于多种途径，重新演绎后形成新的形式，并且被添加（或不添加）出处地“循环运用”。MOOC就是这种“混搭”的产物，要是GLC决定支持目前的MOOC概念和实践，那么，他们的“新约”也必将会顶上剽窃同谋的罪名。
整个领域受到诋毁时，这一进程就演变成一场学科劫难，企业最应受到彻底的谴责，正如他们的支持者正在谴责在线学习研究一样。
《中国教师》：如此看来，MOOC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那您认为MOOC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呢？
巴格利：通常，在事件发生的变化周期内，我们很难辨识出它可能的发展结果。MOOC的兴起和明显的衰退要么会推动更多有效的远程教育实践并促使教学法得到认可，要么会使其受到普遍质疑。为了更清晰地描绘这些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从现实中退后一步或许能看得更清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设想，有一位虚构的未来观察者阿侬（Anon）对远程教育变革作出评论。
鉴于当前参与MOOC的学生发现自己被成千上万的其他学生环绕着，并且没有教师进行指导，我不认为阿侬的观察有那么夸大其词。因此，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对未来2013年的科幻设想：
2016年，GLC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所有学科的教师200年来都从事着“质量不高的研究”。在接下来的“猎人之夜”，全球都取消了教师终身教职的保障，他们的联合会和专业协会也成为非法机构。
2018年，组成最初GLC的前大学校长们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们被赶下台，新的校长和企业主成立了新的国际学习者协会（International Learner Council，ILC）。新成立的ILC批判GLC在禁止教师参与教育活动的进程中走得太慢，最初的委员会作为以前教师主导时代的终结而被解散。直到2020年，在ILC的控制下，学习者已经接管了全世界的大学和学院的管理权。自此，国际学习者开始享有完全不受教师干扰的无上自由，为了成绩，他们可以随意写自己想写的，并提交给同学一份观点相似的作业。
但是，新的学习者领导并没有成功解决他们前任曾面临的经济问题，直到2020年代末，公众对教育体系的不满加强了人们对美好过去的回忆，那时教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帮助。到2031年，在结束了长达18年的“学习者革命”之后，教师再一次被欢呼着走上教育和管理的主导位置。这个新时代是2013年GLC直率的领袖亨特·R.罗林斯家族五世所开创（“我祖父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糟糕的建议”）。不幸的是，有着最合适的全新教育和管理经验背景的教育者们现在都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未来仍然是前途未卜。
（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远程教育研究中心 2.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交互媒体与远程学习实验室）
（责任编辑：林静）
《中国教师》：《纽约时报》将2012年称为“MOOC元年”，在这场引起教育界举目关注的数字海啸中，您认为已经发展多年的在线教育与新兴的MOOC是什么关系？
巴格利：现在一部分人过于热衷MOOC，甚至完全否定了在线教育的研究价值。2013年11月11日，卡内基·梅隆大学倡议成立了全球学习委员会（Global Learning Council，GLC），美国大学协会主席亨特·R.罗林斯三世（Hunter R. Rawlings III）在GLC落成典礼当天发表声明：“甚至当在线教育迅速扩大并发展到庞大的规模时，仍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在线学习最佳模式的有价值的研究，而且，我还要加一句，虽然相关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他强调GLC成立的宗旨是界定何为成功的在线教育实践，以弥补之前众多尝试者的遗憾。GLC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苏布拉·苏雷什（Subra Suresh）重申了罗林斯的观点。苏雷什的评论比罗林斯谨慎得多，首先认可了过去50年来这个领域做出的研究努力，尤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贡献。但是，他表示，GLC的作用将是界定“（在线教育的）教学指导原则和成功实践，以保证全球学生的学术活力和有效学习”，从而认同了罗林斯对之前远程教育研究的不满。
亨特·R.罗林斯三世已经将委员会的工作定调为摒弃所有前人的研究，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精通经典的学者，而其究竟读过多少前人的研究仍令人质疑。委员会的同事中也很少有人能提醒他谨慎发表这一言论。GLC的成员都是美国人，有10个人拥有纯科学背景，有2位则是商学和法学背景。委员会中有7人是大学校长或公共机构的资深管理者，还有6人是企业代表，其中包括引领MOOC发展的运营商——Coursera和edX的创立者。即便是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若不具备成为GLC一员的资格，也就无法为在线学习研究中的闪光点辩护。
事实上，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出了大量关于在线学习的可靠结论。比如，教学和媒体设计原则就体现出对教师角色坚定的认同，以及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有效性的认同。在当前的MOOC时代，这些都成为难以忽视的事实。因为，MOOC有两大典型特征：大规模的学生数量和教师对学生管理的无力感。因此，拥护者的权宜之计便是当教师已经无力指导学生并且（或者）学生自己组织活动时就不需要考虑教学法的选择。贝茨（Bates）、丹尼尔（Daniel）、纳伊杜（Naidu），以及罗米索斯基（Romiszowski）等众多远程教育专家也对这些有争议的概念进行过批判，而戴弗林（Devlin）提出“失败教学法的大规模开放在线复制”（Massive Open Online Repetitions of Failed Pedagogy，简称MOORFAPs）概念之后，哈佛大学进入了“后MOOC”时期。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也开始监控之前委托给Coursera的在线课程。如此看来，MOOC运营商的未来已开始风雨飘摇。
《中国教师》：现在，MOOC成为人们热议的新兴事物，您如何看待这种新兴事物的产生？它会给远程教育带来什么影响？
巴格利：从在线教育的发展来看，MOOC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就像《新约》不过是《旧约》的升级版一样。
基于技术的教育以前也曾面临这样的转折。1995年，我与英国的大学同事互通邮件时得知他们的教育电视设施被停用了，他们那时就无事可做。布莱斯（Blythe）介绍了20世纪英国全国健康教育发展的循环周期，当时全国健康教育当局开发的新方法仅采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之后由于全国委员会的撤销和反调者的上台，这场革新便草草收场。企业趋于利益的游说也是当前MOOC进程中的相似元素。熊彼特（Schumpeter）曾指出，技术的“变革飓风”是经济驱动的，而且通常每18年发生一次；这与GLC的领导者公开指责第一代在线教育过去的18年研究历史正好契合。美国大学协会主席2013年声明，远程教育专家竟然“没有一项研究能解释不良在线教学法的要素是什么”，标志着触及了类似的底线，认为《旧约》已经失效，在线学习的未来将发端于GLC的研究。
圣经的《新约》也是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代诞生。它被单纯地视为《旧约》的升级版，囊括了基督教时代的新法则。当时，新法则也遭受到批判，被视为旧法则走样的改头换面，柏拉图学派的塞尔索斯（Celsus）和新柏拉图学派的波菲利（Porphyry）等都有提及。直到公元300年，双方的冲突危及罗马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大帝决定确立一个官方的国家宗教。显然，他对神学一无所知，他的谋士对他说，陈旧的教条已经是“无本之木”，不足以使人们信服。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命人翻阅整理，最终，根据《新约》整理的教条可以成为统治者政治管理的手段。
目前的在线学习实践也因其蔑视正统信仰而受到批判，给人们形成印象——大规模在线课程是一个全新的观点，然而，事实上已经有机构应用成熟的设计原则来传播大规模开放课程历时十年之久。朗格（Lange）在非正式的博客和论坛发言中都为这些新观点的产生表示惋惜，言论中到处充斥着一片拒绝同行评价和质量监督的声音，这使得错误观点四处泛滥。例如，正是在博客空间里，“关联主义”被视为一种服务于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全新教学理念推广开来，但该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70年前。MOOC和“新”教学法已经迅速被美国公司采用，而他们的拥护者们也对反对声嗤之以鼻。对于MOOC运营商来说，GLC的创立正逢其时。edX主席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就表示，“很荣幸能够与委员会并肩工作，共同开发改善学习结果的创新教学法”。 然而，推进“新约”并不是新鲜事，这可能会给GLC冠以剽窃同谋的罪名。剽窃通常定义为，故意抄袭某人的观点而不标注出处；但是不明显的剽窃也能被识别出来。当整个研究和实践领域的结论经过重新分类组合并被赋予新的标题时，我们就会目睹学科层面的剽窃现象，其中“混搭”概念来自于多种途径，重新演绎后形成新的形式，并且被添加（或不添加）出处地“循环运用”。MOOC就是这种“混搭”的产物，要是GLC决定支持目前的MOOC概念和实践，那么，他们的“新约”也必将会顶上剽窃同谋的罪名。
整个领域受到诋毁时，这一进程就演变成一场学科劫难，企业最应受到彻底的谴责，正如他们的支持者正在谴责在线学习研究一样。
《中国教师》：如此看来，MOOC并不是一个新兴事物，那您认为MOOC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呢？
巴格利：通常，在事件发生的变化周期内，我们很难辨识出它可能的发展结果。MOOC的兴起和明显的衰退要么会推动更多有效的远程教育实践并促使教学法得到认可，要么会使其受到普遍质疑。为了更清晰地描绘这些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从现实中退后一步或许能看得更清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设想，有一位虚构的未来观察者阿侬（Anon）对远程教育变革作出评论。
鉴于当前参与MOOC的学生发现自己被成千上万的其他学生环绕着，并且没有教师进行指导，我不认为阿侬的观察有那么夸大其词。因此，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对未来2013年的科幻设想：
2016年，GLC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所有学科的教师200年来都从事着“质量不高的研究”。在接下来的“猎人之夜”，全球都取消了教师终身教职的保障，他们的联合会和专业协会也成为非法机构。
2018年，组成最初GLC的前大学校长们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们被赶下台，新的校长和企业主成立了新的国际学习者协会（International Learner Council，ILC）。新成立的ILC批判GLC在禁止教师参与教育活动的进程中走得太慢，最初的委员会作为以前教师主导时代的终结而被解散。直到2020年，在ILC的控制下，学习者已经接管了全世界的大学和学院的管理权。自此，国际学习者开始享有完全不受教师干扰的无上自由，为了成绩，他们可以随意写自己想写的，并提交给同学一份观点相似的作业。
但是，新的学习者领导并没有成功解决他们前任曾面临的经济问题，直到2020年代末，公众对教育体系的不满加强了人们对美好过去的回忆，那时教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帮助。到2031年，在结束了长达18年的“学习者革命”之后，教师再一次被欢呼着走上教育和管理的主导位置。这个新时代是2013年GLC直率的领袖亨特·R.罗林斯家族五世所开创（“我祖父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糟糕的建议”）。不幸的是，有着最合适的全新教育和管理经验背景的教育者们现在都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未来仍然是前途未卜。
（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首都学习型社会研究院、远程教育研究中心 2.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交互媒体与远程学习实验室）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