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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在红军长征的30多万人队伍中，有父子、兄弟和姐妹关系的不少，但最后走完长征全程的却不多。目前健在的就只有一对兄弟，他们是瑞金籍的老红军钟志雄、钟仁辉，现兄弟俩都在北京安享幸福晚年。
毛泽东一席话改变兄弟人生路
哥哥钟志雄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云集垇垅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五兄弟，大哥比他大五岁，弟弟钟仁辉比他小三岁。钟家祖上世代以种田为生，父亲是个勤劳、善良、忠厚、正直的农民，母亲是个童养媳，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他们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农村中懂礼貌、会交际、知农事、能干活的“明白人”。为此，父亲从两方面着手培养他们：一是生产劳动。父亲要求钟志雄学会全部农活，还要学会撒网捕鱼、狩猎。他五岁起就跟大哥一起劳动，上山砍柴、放牛等。在大哥上学那年，弟弟钟仁辉还小，家中的一些主要劳动都由钟志雄承担。二是读书识字。父亲喜欢交际，痛感没有文化的苦恼。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读过书，谁要是能写些便条书信，逢年过节写写春联喜帖，那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因此，父亲决心要钟仁辉上学读书，把他培养成农村的“明白人”。可是学校离家远，途中要经过一片墓地，每当走到这里弟弟就害怕，要哥哥陪着一起去。父亲培养子女读书心切，便同意兄弟俩一起去。没想到弟弟年纪小，不懂事，只读了两年就不想读了。而哥哥钟志雄一向喜欢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初小只读了两年就转到县城读高小了，高小毕业后又补习了一年的应用文。看到自己的儿子会劳动又有文化，想到他们以后可以在家好好种一辈子田，父亲打心眼里高兴。
1929年大年三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瑞金大柏地打败了尾随之敌，消灭敌军800余人，震撼了瑞金大地。第二年瑞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红军”、“革命”开始为有点文化的志雄兄弟所接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钟志雄还参加了少先队。
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来到瑞金叶坪，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宣传发动工作。有一天，毛泽东来到云集圩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发表了演讲，说：我们农民会劳动会干活，却没有饭吃，就是受了地主老财的剥削。而地主不劳动，却有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还要骑在穷苦农民头上拉屎拉尿，为非作歹。这个世道很不公平。我们红军就是要砸烂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使贫苦农民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们，我们要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的一席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番闻所未闻的全新理论，给广大贫苦农民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志雄兄弟俩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反复回味着毛泽东的演讲内容，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
1932年，钟志雄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并被选为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33年，兄弟俩双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他们的命运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朱老总一伸手帮助哥哥度险关
哥哥钟志雄参军后分在军委通信连当文书兼任管理排长，此后一直在部队与文字打交道。其实父亲送孩子去读书本意是指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明白人”，没想到现在倒成了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开始他是负责部队人事命令的起草、撰写等，长征后就成了朱德麾下通信连的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填造军人登记表、三字花名册，每日向上级报送宿营情况和人员武器弹药的减少情况，以及其它文字工作。他和总司令部一起行军，每天要找向导调查行军路线，画出简单的行军路线图供总部首长使用。向导完成任务后要给予相应的报酬并给他开介绍信回家。管理排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的给养，行军途中搞给养困难非常多，但钟志雄还是想方设法解决了。此外，钟志雄还负责纪律检查组的工作，主要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
1935年5月，部队过了大渡河在化林坪休息一天，然后穿过一片大竹林向天全进发。在距天全约5公里的山上，一架敌机在距钟志雄10多米处投下两枚炸弹。敌机飞走后他看到自已的衣服有几个窟窿，没想什么也没摸它，等他从地上站起来，左胳膊上的血呼呼地流下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弹片炸伤。由于当时条件极为困难，他只在卫生队简单包扎了一下，便由一位老乡送到天全，以后的几天这位老乡常带东西来看他，使他切身体会到军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后来部队沿溪而上准备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山路崎岖，又陡又窄。大家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个高坎，足有两米多深。钟志雄因左臂负伤，炊事班的同志帮他背行李，但他左手不能动，使不上劲，所以还是下不了高坎。眼看其他战友一个个跳下去了，自己却下不去，跟不上部队，他心里很着急。正在焦急万分之时，一双巨大的手握住他的右手搀扶他下了高坎。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有人帮助，赶忙转身向这人道谢，谁知一看，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敬仰的朱德总司令。朱德笑容可鞠，拍着他的肩膀关切地问：“你没事吧？”钟志雄感激地说：“报告总司令，我没事，谢谢您！”朱德说：“谢什么，我们都是战友，革命同志。”想不到在险些要掉队丢性命的关键时刻，是朱总司令拉了自己一把，想不到一个总司令说他和自己是战友、是革命同志，钟志雄非常感动，心里热呼呼的。
钟志雄对朱德并不陌生，早在瑞金时就经常听他的演讲。他受益匪浅，因此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曾听过朱德许多用兵如神、爱兵如子的传奇故事。长征又是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军，经常能看到总司令那魁梧而忙碌的身影。毛儿盖会议后钟志雄分到左路军，在通信营当书记，跟着朱德三次爬雪山、两次过草地。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主义，朱德大义凛然，坚持真理，他的这种团结同志的高贵品质对钟志雄教育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日理万机，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在长征途中因左胳膊负伤被他帮一把下了高坎的钟志雄，在打听到他的情况后便安排了一位从德国归来的医生给他做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一块弹药片，除去了他的切肤之痛，这使钟志雄更感到这位红军之父的伟大。
邓小平两个字鼓励弟弟演好戏
弟弟钟仁辉参军后分在红一军团二师当宣传员。他天生活泼，连走路都是连蹦带跳，嘻嘻笑笑，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读书不多字却写得好。师领导看上了这位有文艺天赋的小红军，让他进了师部宣传队，后来他又学会了吹口琴、打快板、写标语。无论是筹粮筹款扩红宣传，还是行军或战地宣传都少不了钟仁辉的参加。他成了师部宣传队的骨干。而让钟仁辉“一炮走红”成为“明星”的是演“文明戏”（活报剧）《拉尾巴》。该剧反映一位红军战士一心向往上前线杀敌，要妻子支持他不要拉后腿的故事。当时部队女同志少，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就叫长相秀气的钟仁辉男扮女装扮演红军战士的妻子。演出时钟仁辉很投入，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博得全场观众一片喝彩。演出结束后，师政委刘亚楼笑着大喊：“喂！‘拉尾巴’过来看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此，从师政委到战士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改叫“拉尾巴”，只要一提“拉尾巴”，全师没有不知道的。
一次，师政委刘亚楼陪同中革军委《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一起观看演出，邓小平看得很入神。三年前，他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深入圩场屋场，走村串户，调查了解情况，熟悉瑞金的风俗民情，看“拉尾巴”觉得特别亲切。演出结束后，邓小平把钟仁辉叫到跟前，高兴地说：“要得！”“要得”两个字既是对钟仁辉演出成功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演戏搞宣传的鼓励。邓小平接着说：“你今天演得好哇，演出了瑞金人民淳朴的真实感情。好，要得！要得！你演戏我办报都是搞宣传。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群众起来革命成功。”他凑近钟仁辉耳边神秘地说：“唉‘拉尾巴’你拉住了没有？”钟仁辉不好意思的说：“没有。”邓小平笑笑说：“是嘛，是拉不住的，其实你自己都想上前线那能拉得住啊！”邓小平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1934年10月，钟仁辉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路上搞宣传是很辛苦的，部队走到哪里就要宣传到哪里，甚至部队未到宣传先行。写标语、打快板、喊口号、念顺口溜，这些都是天天必须做的事。但钟仁辉从不叫苦，而且越干越有劲。
1936年3月，部队来到山西霍县，钟仁辉正在霍县火车站写标语，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当他突围到一块开阔地时，一颗子弹从右至左穿透了他的脖子，顿时鲜血直流，当场就昏过去了。宣传队梁队长把他背回军团政治部宿营地抢救。半个月后，钟仁辉的伤势有了明显好转，但双手还是不能上下自由活动。有一天散步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看见了他，关切地询问他的伤情，并要亲自测试他的手有没有好。邓小平说：“‘拉尾巴’向我敬个礼，好不好？”钟仁辉吃力地把手抬到帽沿处作敬礼状。邓小平连声说：“要得，还要好好休息。”
钟仁辉“拉尾巴”的戏称在邓小平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隔30年他还记得很清楚。1965年，邓小平来到钟仁辉任党委书记的云南昆明2981兵工厂视察工作，他一眼就认出了钟仁辉。邓小平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那个‘拉尾巴’嘛！”钟仁辉听后心里热呼呼的。
兄弟俩分开又相聚幸福过晚年
钟志雄兄弟俩都是1933年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在战争年代，各部队各有驻地和战斗任务，他们也很少见面，但在长征途中他们却有幸见过三次。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12月20日，在贵州的施秉，弟弟钟仁辉在行军的队伍里找到了哥哥，并跟着哥哥的队伍边走边谈，走了好远。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四川两河口，哥哥找到了弟弟，就跟着弟弟的队伍边谈边行军。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兄弟俩再没有见过面了。直到1959国庆，时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的钟仁辉应邀来京参加国庆观礼，他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哥哥还活着，就住在中关村。兴奋不已的钟仁辉当天就找到哥哥家，相隔24年再见面令兄弟俩格外激动。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整整谈了三天三夜。1972年弟弟钟仁辉调到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分开近40年的两兄弟终于相聚到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志雄兄弟俩先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离休，在家里过着清闲悠然的生活。哥哥钟志雄从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算起，从事革命工作整整50年，是应该休息了。50年前，他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追求真理，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此后曾在东北、广州、青岛工作过，1958年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委书记。弟弟钟仁辉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搞文艺宣传工作，全国解放初期转战大西南围匪剿霸。1956年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后调2981厂当副厂长。50年的历程一幕幕浮现在他们脑中。从南到北，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兄弟俩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老党员、老资格、老功臣，但从来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不摆资格。哥哥钟志雄回江西瑞金老家，不与地方政府联系，不亮出老红军的有关证件，自己找旅舍登记住宿。他说：“尽量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们工作也很忙，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他对级别待遇看得很淡，评级授衔时总让着别人。外出没有专车，住院没有单独病房，他也毫无怨言。他的住房还是70年代建的。其实，他认识许多大首长，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家人、子女和亲戚的事找过他们。他说：“我本是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是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使我走过了枪林弹雨，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那时，我们随时随地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想到我还活到现在，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知足了。”
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宽阔的胸襟，使他们心情平静而舒坦，生活过得轻松且充实。以前在职在位时思想上有压力，工作上有责任，有时也难免有烦恼。离休后，他们很快调整了心态，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种从未有的轻松和自在油然而生。哥哥钟志雄每天早晨起来打打太极拳、做做保健操，上午去老年大学练习书法，下午在家看书看报，家里订了《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七八份报纸杂志。他有时也写些回忆文章和诗词，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发表。周末，兄弟俩聚在一起侃大山，谈天说地，好不欢心。弟弟钟仁辉曾两次当选宣武区人大代表。他平时热心为群众办事，小区里的水电煤气、居委会的事都乐意去做，因此受到群众好评。
兄弟俩不但保持红军本色，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教育子女也很严。哥哥钟志雄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孩子们到大食堂里吃饭，不问他们有没有吃饱，而是问他们有没有超标。在他看来不管你有没有吃饱，只要没有超过标准就行。由于兄弟俩对子女严格要求，孩子们个个都好学上进，很有出息。哥哥钟志雄的子女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有的在科研单位工作，还有孙子在国外深造。他的子女都买了房子有自己的家，但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回这个大家庭吃饭，全家十多口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尽享天伦之乐。
2002年，哥哥钟志雄90大寿时，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幸福晚年的快乐心情和健康长寿的愿望：九十不算老，百岁作目标；心宽体又健，决意再攀高。○
责任编辑 刘金旭
毛泽东一席话改变兄弟人生路
哥哥钟志雄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乡云集垇垅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五兄弟，大哥比他大五岁，弟弟钟仁辉比他小三岁。钟家祖上世代以种田为生，父亲是个勤劳、善良、忠厚、正直的农民，母亲是个童养媳，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他们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农村中懂礼貌、会交际、知农事、能干活的“明白人”。为此，父亲从两方面着手培养他们：一是生产劳动。父亲要求钟志雄学会全部农活，还要学会撒网捕鱼、狩猎。他五岁起就跟大哥一起劳动，上山砍柴、放牛等。在大哥上学那年，弟弟钟仁辉还小，家中的一些主要劳动都由钟志雄承担。二是读书识字。父亲喜欢交际，痛感没有文化的苦恼。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读过书，谁要是能写些便条书信，逢年过节写写春联喜帖，那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因此，父亲决心要钟仁辉上学读书，把他培养成农村的“明白人”。可是学校离家远，途中要经过一片墓地，每当走到这里弟弟就害怕，要哥哥陪着一起去。父亲培养子女读书心切，便同意兄弟俩一起去。没想到弟弟年纪小，不懂事，只读了两年就不想读了。而哥哥钟志雄一向喜欢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初小只读了两年就转到县城读高小了，高小毕业后又补习了一年的应用文。看到自己的儿子会劳动又有文化，想到他们以后可以在家好好种一辈子田，父亲打心眼里高兴。
1929年大年三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瑞金大柏地打败了尾随之敌，消灭敌军800余人，震撼了瑞金大地。第二年瑞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红军”、“革命”开始为有点文化的志雄兄弟所接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钟志雄还参加了少先队。
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来到瑞金叶坪，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宣传发动工作。有一天，毛泽东来到云集圩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发表了演讲，说：我们农民会劳动会干活，却没有饭吃，就是受了地主老财的剥削。而地主不劳动，却有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还要骑在穷苦农民头上拉屎拉尿，为非作歹。这个世道很不公平。我们红军就是要砸烂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使贫苦农民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们，我们要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的一席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番闻所未闻的全新理论，给广大贫苦农民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志雄兄弟俩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反复回味着毛泽东的演讲内容，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
1932年，钟志雄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并被选为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33年，兄弟俩双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他们的命运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朱老总一伸手帮助哥哥度险关
哥哥钟志雄参军后分在军委通信连当文书兼任管理排长，此后一直在部队与文字打交道。其实父亲送孩子去读书本意是指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明白人”，没想到现在倒成了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开始他是负责部队人事命令的起草、撰写等，长征后就成了朱德麾下通信连的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填造军人登记表、三字花名册，每日向上级报送宿营情况和人员武器弹药的减少情况，以及其它文字工作。他和总司令部一起行军，每天要找向导调查行军路线，画出简单的行军路线图供总部首长使用。向导完成任务后要给予相应的报酬并给他开介绍信回家。管理排长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的给养，行军途中搞给养困难非常多，但钟志雄还是想方设法解决了。此外，钟志雄还负责纪律检查组的工作，主要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
1935年5月，部队过了大渡河在化林坪休息一天，然后穿过一片大竹林向天全进发。在距天全约5公里的山上，一架敌机在距钟志雄10多米处投下两枚炸弹。敌机飞走后他看到自已的衣服有几个窟窿，没想什么也没摸它，等他从地上站起来，左胳膊上的血呼呼地流下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弹片炸伤。由于当时条件极为困难，他只在卫生队简单包扎了一下，便由一位老乡送到天全，以后的几天这位老乡常带东西来看他，使他切身体会到军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后来部队沿溪而上准备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山路崎岖，又陡又窄。大家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出现个高坎，足有两米多深。钟志雄因左臂负伤，炊事班的同志帮他背行李，但他左手不能动，使不上劲，所以还是下不了高坎。眼看其他战友一个个跳下去了，自己却下不去，跟不上部队，他心里很着急。正在焦急万分之时，一双巨大的手握住他的右手搀扶他下了高坎。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有人帮助，赶忙转身向这人道谢，谁知一看，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敬仰的朱德总司令。朱德笑容可鞠，拍着他的肩膀关切地问：“你没事吧？”钟志雄感激地说：“报告总司令，我没事，谢谢您！”朱德说：“谢什么，我们都是战友，革命同志。”想不到在险些要掉队丢性命的关键时刻，是朱总司令拉了自己一把，想不到一个总司令说他和自己是战友、是革命同志，钟志雄非常感动，心里热呼呼的。
钟志雄对朱德并不陌生，早在瑞金时就经常听他的演讲。他受益匪浅，因此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曾听过朱德许多用兵如神、爱兵如子的传奇故事。长征又是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军，经常能看到总司令那魁梧而忙碌的身影。毛儿盖会议后钟志雄分到左路军，在通信营当书记，跟着朱德三次爬雪山、两次过草地。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主义，朱德大义凛然，坚持真理，他的这种团结同志的高贵品质对钟志雄教育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日理万机，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在长征途中因左胳膊负伤被他帮一把下了高坎的钟志雄，在打听到他的情况后便安排了一位从德国归来的医生给他做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一块弹药片，除去了他的切肤之痛，这使钟志雄更感到这位红军之父的伟大。
邓小平两个字鼓励弟弟演好戏
弟弟钟仁辉参军后分在红一军团二师当宣传员。他天生活泼，连走路都是连蹦带跳，嘻嘻笑笑，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读书不多字却写得好。师领导看上了这位有文艺天赋的小红军，让他进了师部宣传队，后来他又学会了吹口琴、打快板、写标语。无论是筹粮筹款扩红宣传，还是行军或战地宣传都少不了钟仁辉的参加。他成了师部宣传队的骨干。而让钟仁辉“一炮走红”成为“明星”的是演“文明戏”（活报剧）《拉尾巴》。该剧反映一位红军战士一心向往上前线杀敌，要妻子支持他不要拉后腿的故事。当时部队女同志少，找不到合适的女演员，就叫长相秀气的钟仁辉男扮女装扮演红军战士的妻子。演出时钟仁辉很投入，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博得全场观众一片喝彩。演出结束后，师政委刘亚楼笑着大喊：“喂！‘拉尾巴’过来看看，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从此，从师政委到战士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改叫“拉尾巴”，只要一提“拉尾巴”，全师没有不知道的。
一次，师政委刘亚楼陪同中革军委《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一起观看演出，邓小平看得很入神。三年前，他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深入圩场屋场，走村串户，调查了解情况，熟悉瑞金的风俗民情，看“拉尾巴”觉得特别亲切。演出结束后，邓小平把钟仁辉叫到跟前，高兴地说：“要得！”“要得”两个字既是对钟仁辉演出成功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演戏搞宣传的鼓励。邓小平接着说：“你今天演得好哇，演出了瑞金人民淳朴的真实感情。好，要得！要得！你演戏我办报都是搞宣传。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群众起来革命成功。”他凑近钟仁辉耳边神秘地说：“唉‘拉尾巴’你拉住了没有？”钟仁辉不好意思的说：“没有。”邓小平笑笑说：“是嘛，是拉不住的，其实你自己都想上前线那能拉得住啊！”邓小平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1934年10月，钟仁辉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长征路上搞宣传是很辛苦的，部队走到哪里就要宣传到哪里，甚至部队未到宣传先行。写标语、打快板、喊口号、念顺口溜，这些都是天天必须做的事。但钟仁辉从不叫苦，而且越干越有劲。
1936年3月，部队来到山西霍县，钟仁辉正在霍县火车站写标语，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当他突围到一块开阔地时，一颗子弹从右至左穿透了他的脖子，顿时鲜血直流，当场就昏过去了。宣传队梁队长把他背回军团政治部宿营地抢救。半个月后，钟仁辉的伤势有了明显好转，但双手还是不能上下自由活动。有一天散步时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看见了他，关切地询问他的伤情，并要亲自测试他的手有没有好。邓小平说：“‘拉尾巴’向我敬个礼，好不好？”钟仁辉吃力地把手抬到帽沿处作敬礼状。邓小平连声说：“要得，还要好好休息。”
钟仁辉“拉尾巴”的戏称在邓小平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时隔30年他还记得很清楚。1965年，邓小平来到钟仁辉任党委书记的云南昆明2981兵工厂视察工作，他一眼就认出了钟仁辉。邓小平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那个‘拉尾巴’嘛！”钟仁辉听后心里热呼呼的。
兄弟俩分开又相聚幸福过晚年
钟志雄兄弟俩都是1933年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的。在战争年代，各部队各有驻地和战斗任务，他们也很少见面，但在长征途中他们却有幸见过三次。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12月20日，在贵州的施秉，弟弟钟仁辉在行军的队伍里找到了哥哥，并跟着哥哥的队伍边走边谈，走了好远。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四川两河口，哥哥找到了弟弟，就跟着弟弟的队伍边谈边行军。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兄弟俩再没有见过面了。直到1959国庆，时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的钟仁辉应邀来京参加国庆观礼，他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哥哥还活着，就住在中关村。兴奋不已的钟仁辉当天就找到哥哥家，相隔24年再见面令兄弟俩格外激动。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整整谈了三天三夜。1972年弟弟钟仁辉调到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分开近40年的两兄弟终于相聚到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志雄兄弟俩先后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离休，在家里过着清闲悠然的生活。哥哥钟志雄从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算起，从事革命工作整整50年，是应该休息了。50年前，他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追求真理，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此后曾在东北、广州、青岛工作过，1958年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委书记。弟弟钟仁辉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搞文艺宣传工作，全国解放初期转战大西南围匪剿霸。1956年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后调2981厂当副厂长。50年的历程一幕幕浮现在他们脑中。从南到北，从军队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兄弟俩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是老党员、老资格、老功臣，但从来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不摆资格。哥哥钟志雄回江西瑞金老家，不与地方政府联系，不亮出老红军的有关证件，自己找旅舍登记住宿。他说：“尽量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们工作也很忙，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他对级别待遇看得很淡，评级授衔时总让着别人。外出没有专车，住院没有单独病房，他也毫无怨言。他的住房还是70年代建的。其实，他认识许多大首长，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家人、子女和亲戚的事找过他们。他说：“我本是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是革命的大熔炉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使我走过了枪林弹雨，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那时，我们随时随地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想到我还活到现在，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知足了。”
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宽阔的胸襟，使他们心情平静而舒坦，生活过得轻松且充实。以前在职在位时思想上有压力，工作上有责任，有时也难免有烦恼。离休后，他们很快调整了心态，开始了新的生活，一种从未有的轻松和自在油然而生。哥哥钟志雄每天早晨起来打打太极拳、做做保健操，上午去老年大学练习书法，下午在家看书看报，家里订了《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七八份报纸杂志。他有时也写些回忆文章和诗词，在《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发表。周末，兄弟俩聚在一起侃大山，谈天说地，好不欢心。弟弟钟仁辉曾两次当选宣武区人大代表。他平时热心为群众办事，小区里的水电煤气、居委会的事都乐意去做，因此受到群众好评。
兄弟俩不但保持红军本色，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教育子女也很严。哥哥钟志雄在三年困难时期带孩子们到大食堂里吃饭，不问他们有没有吃饱，而是问他们有没有超标。在他看来不管你有没有吃饱，只要没有超过标准就行。由于兄弟俩对子女严格要求，孩子们个个都好学上进，很有出息。哥哥钟志雄的子女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有的在科研单位工作，还有孙子在国外深造。他的子女都买了房子有自己的家，但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回这个大家庭吃饭，全家十多口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尽享天伦之乐。
2002年，哥哥钟志雄90大寿时，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幸福晚年的快乐心情和健康长寿的愿望：九十不算老，百岁作目标；心宽体又健，决意再攀高。○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