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负暄琐话》，继有《负暄续话》。日居月诸，尘梦云烟，端赖“负暄野老”篱下作娓娓谈，而使“余生也晚”者撷得一些儿片羽吉光。
　　一如《琐话》，不外记人记事。文笔依旧，总是不温不火。笔下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志趣，或哀或乐，或动或默，宛然如见。观作者所道，谈人谈文，似皆不轻许可，而一旦有言，则其言非苟。《梁漱溟》一例，《再谈苦雨斋》，又一例。后者写得深，写得细，怕也写得苦(字逾万，破“篱下谈”之例)，而一念一见之微，莫不思然后得。有所言，亦有所不言。无文字处，正待慧心人会意于不言中吧。
　　又并非只为名人立传。南星，一位曾负诗名，后却归耕京郊乡间多年的诗人，时人怕是知之不多了。作者以知交之故，写来有貌有神(这也是《续话》中的破例——例不写健在者)，尤有摄魂摄魄之笔。“我有时想，如果以诗境为标准而衡量个个人之生，似乎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隔膜，不知，当然也不要；另一种，知道诗境之可贵并有寻找的意愿；还有一种，是跳过旁观的知，径直到诗境中去生活。南星可以说是最后一种。”故作者有诗寄南星道：一生能见几清明，久别吴娘暮雨声。岂有仙槎通月府，何妨鹤发住春城。青云兴去依莱妇，白堕香来曳老兵。安得秋风三五夜，与君对坐话归耕。(均见《诗人南星》篇)“白堕”时或有之，“归耕”终于不能，道一声“惭愧”而罢。只是，有这对诗境的深知与祈 望，总是不负知交，更不必说读者因之清夜破闷，得以一洗尘心了。
　　不知是否信笔所之，《祖父张伦》、《杨舅爷》、《怪物老爷》也都成为篇目。不过对人生的解悟寓于诙谐幽默中，又令人疑心并非闲笔。写到那位典房典地一生只是不使肚腹受屈的“乡贤”怪物老爷，则有如下妙言：“到五六十年代之间，，这位怪人死了。……我问死前曾否说些什么，石君说，有一回闲谈，他说：‘没想到还剩下三间房，没吃完。’我问村里人的评论如何，石君说：‘都说，人家才是有福的，有就吃，不算计，刚要挨饿，死了。’我禁不住一笑，想不到家乡人不参禅，竟有了近于顿悟的摩诃般若。”“禁不住一笑”的，岂独作者耶？
　　读至记事之篇，不觉忆及袁中郎之言：“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雪涛阁集序》)《续话》之文，却可谓诗文相契，虚实得宜了，即：事为实有，情亦非泛寄，故读来觉沉著而坚实。如《府院留痕》、《我的琉璃厂今昔》、《隆福寺》等篇，旧情所系，鸿爪留痕，文之事，诗之情，如何剖分，何必剖分，止随作者神游罢了。
　　后半部，诚如此著《后记》所云，“动了肝火”。揣想先生一生浸淫图籍，或“退而返之于心而有疑焉”，乃欲读天地万物之“无字书”(廖燕语，见《答谢小谢书》)吧。其实社会百态，原是人生之部，固自外不得。不闻，不说，未必温柔敦厚。闻，说，倒是不失儒者风度。只是读者北窗卧读不成了，“中心如噎”，怕是有的。
　　作者一向主张，文章即说话，能说话便能做文章。(见《叶圣陶》篇)或有谓先生文法得自知堂，我意不尽然。冲淡平易或似之，斩截爽利，便是特具自家面目了。作文又何尝有法！不闻章实斋言：以啼笑歌哭之有收纵抑扬，若缚之以法，则人间必已无此至情。(详见《文史通义·文理》)废违心之言，发有得之见，灵心所系，便是世间第一等文字。《续话》之文，或可以此论之？
　　清风明月本无价，却惟有襟怀旷放如坡公者间或享之。暄晖自然也是曝被万物，莫有专属，然而不有一片达人情怀，又何能得此一片真趣。故得曰：暄也有价！
　　时值大火西流，凉风始至，秋阳下，手此一册，如与贤者抵膝谈，款款然，然，乐何如之！
　　
　　(《负暄续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0年六月第一版，5.90元；北京东内大街264号墨缘斋书刊部代售，邮购每册加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