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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国际收支在经历了顺差逆差交替阶段和“双顺差”阶段后，进入总体差额有顺有逆、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甚至由顺转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顺逆交替的新阶段，同时给中国国际收支未来的平衡带了不确定的风险。为此，本文依据国际收支发展阶段理论和国际收支结构分析理论，分析了中国国际收支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结构性转变带来的外汇风险增加、国际收支平衡难度加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等应对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建议。
国际收支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内一个经济实体的居民和非居民进行的一切对外活动的综合的收支记录。国际收支发展四阶段理论是萨缪尔森最先提出的，这一理论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年轻的债务国；成熟的债务国；新兴的债权国；成熟的债权国。对照萨缪尔森的国际收支发展四阶段理论可以分析出中国国际收支已经开始从第三阶段逐步进入第四阶段，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项目分析、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能够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和经济构成、判断汇率走势，以此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制定顺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相关政策。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演变可分成三个阶段。1983年到1993年国际收支呈现顺差和逆差的相互交替的趋势。在这11年间仅有1987和1991年是双顺差。第二阶段是在1994年到2013年，除1998年和2012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其余年份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都是双顺差。第三阶段自2014年开始，我国中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的情况。2015年之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进入到下行区间，持续收窄。我国国际收支变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国际收支结构由顺逆交替到双顺差再到顺逆并存；经常账户差额持续收窄，进入低比重、小幅度波动的新阶段；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进入顺逆交替的新阶段。在2013年后脱离原有的波动范围，波动的范围扩大，跳出了合理区间。2014年之后我国国际收支进入总体差额既出现顺差又出现了逆差的态势，经常账户的顺差趋势逐渐收窄，进入了由顺转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顺差和逆差相互交替的新阶段。
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环境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带来的进口增长对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形成了双向挤压。其二，短期不确定因素导致异常波动。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事件频发，给本就面临下行危机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总体需求持续低迷，其中中美贸易站的不断升级对中美贸易就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三，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服务需求增加。一方面，旅游支出会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的扩大而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使用费持续增加，知识产权的使用费主要用于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并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2019年达到344亿美元，年均增长22%。除此之外，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影响国际收支差额和汇率波动与汇率预期也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的原因。
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导致外汇风险增加
国际上通常认为经常账户差额相当于GDP的比例在±4%以内较为合理，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3%，处于比较均衡的区间。但经常账户持续收窄，未来还可能出现逆差。如果未来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且出现常态化，会对企业预期和居民信心造成冲击，带来外汇风险，可能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短期跨境资金流出，造成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也出现逆差。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差额不稳定加大国际收支平衡难度
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明显已经进入的第四阶段，虽然目前的直接投资还净流入，但规模已成下降趋势，净流出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不断增强将推动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其他投资的差额未来也会呈现出时正时负的变动。由于经常账户差额趋势性收窄，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占总体比例增加，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阶段性出现“稳汇率”与“保外储”两难
我国国际收支形势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与官方外汇储备的波动有直接影响。从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与官方外汇储备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旦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态势，人民币汇率将面临一定贬值的压力，官方外汇储备也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这时可能出现“稳汇率”与“保外储”的两难，即央行卖出外汇资产干预市场维稳汇率会导致持有的外汇储备减少。
投机性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上升
伴随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被打破，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往复趋势增强，跨境资金流动方向、频率和渠道变化更为复杂，监测难度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使投机性跨境资金在短期逐利本质的驱动下流动更加频繁，加剧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的不稳定性，加剧国际收支差额的波动性。
选择适合我國国情的国际收支新格局
从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来看，双顺差的结构已经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虽然国内需求日益增加，但国外需求任然是我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不符合我国长久的利益。因此，我国应该进行改善，构建经常账户呈现顺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周期性逆差的国际收支新格局。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巩固货物贸易基础
中国想要稳定的收支结构，关键在于增强专业竞争力以保持相当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要意识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柱性作用。在政策要加快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应重视传统产业在稳定就业、稳定国际收支方面的重要作用，从维持完整产业链出发，制订更加完备的产业政策，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同时，应在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物流体系效率、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将完整的产业链和出口企业留在国内，稳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
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降低服务贸易逆差
我国的旅游、教育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要深入挖掘“入境游”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空间，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和服务，提升目前国内旅游的消费品质，进而改善旅行项下收支出现逆差的局势。持续提高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作为贸易大国的优势，借助运输与贸易的桥梁，加强海运企业与货主的合作，进一步开拓运输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提高我国在运输行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我国在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领域一直实施的是QFII。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QFII投资体量将不断增大，因此对QFII的本金锁定期的限制进行松绑以及研究适度放宽甚至取消QFII额度管理就成为了大势所趋。此外要增加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在满足境外投资和境内投资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QDII的额度，帮助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实力，为专业机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下，波动性高，风险增速快。推动QFII和QDII的改革使双方投资更加便利，但在推进改革、放开额度的同时，风险也被逐步放大。因此要避免激进，坚持稳健的开放战略；要防范跨境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流出；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要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加大信息化系统建设，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测、预警和响应。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商学院金融系）
引 言
国际收支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内一个经济实体的居民和非居民进行的一切对外活动的综合的收支记录。国际收支发展四阶段理论是萨缪尔森最先提出的，这一理论将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年轻的债务国；成熟的债务国；新兴的债权国；成熟的债权国。对照萨缪尔森的国际收支发展四阶段理论可以分析出中国国际收支已经开始从第三阶段逐步进入第四阶段，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项目分析、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能够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和经济构成、判断汇率走势，以此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制定顺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相关政策。
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演变可分成三个阶段。1983年到1993年国际收支呈现顺差和逆差的相互交替的趋势。在这11年间仅有1987和1991年是双顺差。第二阶段是在1994年到2013年，除1998年和2012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其余年份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都是双顺差。第三阶段自2014年开始，我国中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的情况。2015年之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进入到下行区间，持续收窄。我国国际收支变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国际收支结构由顺逆交替到双顺差再到顺逆并存；经常账户差额持续收窄，进入低比重、小幅度波动的新阶段；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进入顺逆交替的新阶段。在2013年后脱离原有的波动范围，波动的范围扩大，跳出了合理区间。2014年之后我国国际收支进入总体差额既出现顺差又出现了逆差的态势，经常账户的顺差趋势逐渐收窄，进入了由顺转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顺差和逆差相互交替的新阶段。
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产生的原因
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原因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环境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国内消费需求扩张带来的进口增长对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形成了双向挤压。其二，短期不确定因素导致异常波动。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事件频发，给本就面临下行危机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总体需求持续低迷，其中中美贸易站的不断升级对中美贸易就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三，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服务需求增加。一方面，旅游支出会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的扩大而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使用费持续增加，知识产权的使用费主要用于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并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2019年达到344亿美元，年均增长22%。除此之外，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影响国际收支差额和汇率波动与汇率预期也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的原因。
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带来的影响
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导致外汇风险增加
国际上通常认为经常账户差额相当于GDP的比例在±4%以内较为合理，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3%，处于比较均衡的区间。但经常账户持续收窄，未来还可能出现逆差。如果未来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且出现常态化，会对企业预期和居民信心造成冲击，带来外汇风险，可能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短期跨境资金流出，造成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也出现逆差。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差额不稳定加大国际收支平衡难度
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明显已经进入的第四阶段，虽然目前的直接投资还净流入，但规模已成下降趋势，净流出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不断增强将推动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其他投资的差额未来也会呈现出时正时负的变动。由于经常账户差额趋势性收窄，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占总体比例增加，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阶段性出现“稳汇率”与“保外储”两难
我国国际收支形势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与官方外汇储备的波动有直接影响。从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与官方外汇储备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旦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态势，人民币汇率将面临一定贬值的压力，官方外汇储备也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这时可能出现“稳汇率”与“保外储”的两难，即央行卖出外汇资产干预市场维稳汇率会导致持有的外汇储备减少。
投机性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上升
伴随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被打破，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往复趋势增强，跨境资金流动方向、频率和渠道变化更为复杂，监测难度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使投机性跨境资金在短期逐利本质的驱动下流动更加频繁，加剧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的不稳定性，加剧国际收支差额的波动性。
应对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建议
选择适合我國国情的国际收支新格局
从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来看，双顺差的结构已经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虽然国内需求日益增加，但国外需求任然是我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不符合我国长久的利益。因此，我国应该进行改善，构建经常账户呈现顺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周期性逆差的国际收支新格局。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巩固货物贸易基础
中国想要稳定的收支结构，关键在于增强专业竞争力以保持相当规模的货物贸易顺差。要意识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对经济的支柱性作用。在政策要加快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应重视传统产业在稳定就业、稳定国际收支方面的重要作用，从维持完整产业链出发，制订更加完备的产业政策，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同时，应在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物流体系效率、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将完整的产业链和出口企业留在国内，稳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
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降低服务贸易逆差
我国的旅游、教育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要深入挖掘“入境游”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空间，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和服务，提升目前国内旅游的消费品质，进而改善旅行项下收支出现逆差的局势。持续提高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作为贸易大国的优势，借助运输与贸易的桥梁，加强海运企业与货主的合作，进一步开拓运输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提高我国在运输行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我国在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领域一直实施的是QFII。在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QFII投资体量将不断增大，因此对QFII的本金锁定期的限制进行松绑以及研究适度放宽甚至取消QFII额度管理就成为了大势所趋。此外要增加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在满足境外投资和境内投资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QDII的额度，帮助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实力，为专业机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下，波动性高，风险增速快。推动QFII和QDII的改革使双方投资更加便利，但在推进改革、放开额度的同时，风险也被逐步放大。因此要避免激进，坚持稳健的开放战略；要防范跨境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流出；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要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加大信息化系统建设，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测、预警和响应。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商学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