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人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的曾国藩，其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曾氏一族，远祖居于江西，曾家数百年世代务农，无功名者，是默默无闻的寒族。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创制一套家规，称做“八字家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
　　早：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
　　扫：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
　　考：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宝：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
　　书：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
　　蔬：种菜，园有蔬菜，四季常新。
　　鱼：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
　　猪：养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有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记祖宗家法，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工夫”。
　　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
　　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曾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5页纸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要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尽管父子间经常相隔千里之遥，他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写信回家，细心指点。这种指点，很少摆出父亲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外国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封建脑瓜”所难能的。
　　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曾纪泽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出使英、法、德、俄四国。
　　与其他的家训相比，曾国藩的家训在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上尽显其特异处。一般家训面对的只是子女，他的家训还面对几个也想建功立业的弟弟。在对弟弟们培养的过程中，他花了不少心血。因为在他看来，“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于是在曾国藩的一千多封家信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写给他的四个弟弟的。在这些家信中，曾国藩或是正言厉色，或是苦口婆心，或是淳淳教导，都无不是费尽心思地在教导弟弟们，希望他们能早日成才，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曾国藩当翰林时，带曾国荃去北京，要亲自教导。曾国荃要走，曾国藩着急了，写信给父亲。他认为弟弟的教育是他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曾家世代重视礼义廉耻、勤俭质朴、孝悌尊友、忠君爱国的家庭教育。正是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造就了曾国藩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一部流传于世的《曾文正公家书》无论是官家富户，还是平民百姓，几乎都把它奉为治家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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