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恋爱与革命的联姻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叙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其革命的罗曼蒂克情爱主题在革命信念支配下的浪漫爱情叙述、革命失败时追求心灵慰藉的浪漫叙述、凸显女性身体美的浪漫叙述以及追求叙事情调的浪漫叙述中得以展现。
［关键词］左翼文学；浪漫叙述;革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情爱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植根于不同时代土壤中的情爱其具体内涵也会不同，这就使情爱具有了常新而持久的魅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激进的革命话语中完成了柔美旖旎的情爱叙述，既凸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治语境中的激情要求，也折射出时代困境中的自我宣泄，透露出鲜明的时代质感和靓丽光泽。
革命文学对浪漫情爱叙述的热衷，一方面是“五四”以来“唯美派小说盛行”的延续，“这种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情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五四’时代浪漫抒情派风气向‘左’的发展”；[１］(P57)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鸳鸯蝴蝶派遗风以及与这种遗风密切相关的海派文学的绮迷情调影响的结果。“五四”的个性解放、鸳蝴派遗风和海派的绮迷文风对同时期左翼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左翼文学在讲述革命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革命与恋爱这种浪漫情调糅合在一起。恋爱与革命联姻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尽管这也为它带来了诸多争议。
一、革命信念支配下的浪漫爱情叙述
与鸳蝴派纠缠于个人恩怨的诉求不同，左翼文学的男女情爱描写有很大的突破，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内容——男子不只是才子，更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往往以革命话语来叙写爱情，营造出革命信念笼罩下的浪漫生活情调。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热情的革命传奇”[1］(P283)，之所以说它是“革命传奇”，是因为革命信念的确立是建立在浪漫情感的催化基础上的。张素裳作为一个知识女青年，过着贵族化的生活却感受不到整天热衷于政治角逐、一心想往上爬的丈夫徐大齐的温馨情爱，备感寂寞、孤单、无聊，在朋友叶平的介绍下，认识了共产党人施洵白，并为他非凡的气度、聪明的智慧和深刻的思想所陶醉。作者用了无限美妙的充满情趣的景象（阳光、蓝天、鸟儿、积雪）和音符（音波）营造了舒缓的、浪漫的恋爱情致，赞美着革命思想相融之下的心与心之间的碰撞。沐浴在革命理想下的一对男女抛弃了一切身份的、地位的、金钱的干扰共同步入情爱的殿堂。素裳的丈夫偷阅日记之后，秘密处死了施洵白。获悉内情的素裳愤然离开家庭，继续自己恋人未完成的心愿——到莫斯科去。文本把素裳寻找真爱的过程与革命信念的确立融合在一起，虽以悲剧收场，但整部小说显得缠绵、柔美、壮烈，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有的革命情调。这是典型的纯情叙述，爱情因革命思想的注入而显得更加生动感人。胡也频的另外一部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也保持着同样的浪漫情调。作品通过刘希坚和白华的几次见面来结构小说，表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和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同时也热烈追求人生的真正爱情，达到了革命和爱情水乳交融的理想状态，形成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对情爱的叙述作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情爱与革命产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爱情，成全革命。《韦护》刻画了一对沉醉于如胶似漆情爱生活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韦护和丽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韦护有革命理想，但依然抗拒不了漂亮、豪爽而又天真烂漫的丽嘉的情爱，痴迷于两人营造的温柔窝里。后在同事的排斥和理智的驾驭下离开丽嘉，接受组织派遣到广东从事革命。鉴于文本的绝大部分都是在铺叙男女主人公由恋爱到同居的温柔甜蜜的诗意生活，细腻地描摹了青年知识分子渴望热烈浪漫情爱的心理需求，很富有诗情画意，而对革命斗争意识层面的叙述则略显苍白，因此，文本所揭示的革命精神远不如情爱部分叙述得感人。
此外，茅盾的《虹》里的梅女士和梁刚夫，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李尚志对王曼英，《短裤党》中的张进德与何月素、李杰对毛姑，都体现了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对浪漫情爱的渴求和憧憬。
二、革命失败时追求心灵慰藉的浪漫叙述
革命中的情爱浪漫不总是革命的推动剂，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可能成为革命者心灵的慰藉和规避之所。茅盾的《蚀》三部曲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心态和情感状态。《幻灭》中的静女士说出了时代的环境特点：“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欲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追求官能享受、性的放纵成为她们陷于革命乌托邦中的一种自我慰藉。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些禀承“五四”精神、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女性打破了传统的世俗观念，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更体现出一种现代性。慧女士认为恋爱就是“玩玩”，“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姑娘的，她已经跳出这圈套了”。《动摇》中的孙舞阳说：“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追求》中的章秋柳：“我们正在青春，需要各种的刺激，可不是么？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她们都是些“很倔强的人，旧道德观念很薄弱，贞操思想尤其没有”。她们无顾忌、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是在精神实质上与当时的男英雄一致的“先锋”女性。她们追逐情爱的欢娱、肉欲的刺激，尽情地释放自己的青春能量、内心的郁闷，并以此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确证自身的存在。作者是抱着欣赏的态度来描写时代新女性形象的，他肯定她们寻求刺激、崇尚享乐的张扬的个性，“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2]。“茅盾的早期小说‘穿着恋爱的外衣’，却以打破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既定模式、开放叙述空间反映革命的历史方向为目的，既表现了女性指符的自由意志与娱乐价值、适合文化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否定了那种资产阶级的‘爱情’、‘家庭’的‘私人空间’的合理性，使小说的意义指向‘革命的必然运动’”[3］（Ｐ４０７）。
与《蚀》三部曲体现出的虽郁闷但却张扬的革命底色不同，柔石在《二月》里“横吹出”了一曲“幽凄悠扬”的哀歌。带有明显感伤气质的萧涧秋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在宁静而纯朴的乡村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宽慰。雪中救济文嫂一家使疲惫倦怠的萧涧秋“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芙蓉镇孔雀”陶岚的热烈奔放的爱带给孤寂悲伤的萧涧秋未曾有过的激动和暖意。但黑暗混沌的世界是没有世外桃源的：流言和非议彻底破毁了萧涧秋救助革命遗孀文嫂一家的人道主义之心。飘萍浪迹的萧涧秋在乡村最终没能找到个人安静的规避之所，终被挤到上海去了，透露出苦涩、忧郁的抒情味道。
三、凸显女性身体美的浪漫叙述
浪漫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异性美尤其是身体美的追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叙事文学的情爱书写中，胡也频式的叙述是纯情的，但那个时代里大多数革命文学创作的情爱叙述带有现代人本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充分的审美观照。
前期的左翼文学对女性多是用一种诗意的笔调作整体的描摹。《到莫斯科去》中的张素裳、《短裤党》中的华月娟、《二月》中的陶岚、《虹》中的梅女士，都被赋予了东方美女的质素，基本以纯情为主，显示了刻意的浪漫，凸显的是唯美情调，也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
在茅盾的大部分小说中，女性的美、身体的美，同时也包涵欲望的美，浪漫中透露出赤裸的现代欲求，描绘了革命的浪漫性。《幻灭》中的慧女士“穿了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适，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动摇》中“站在光线较暗处的孙舞阳，穿了一身浅色的衣裙，凝眸而立，飘然犹如梦中神女，令人起一种超肉感的陶醉，除非是她的半袒露的雪白的颈胸，和微微震动的胸前的乳房，可以说是诱惑的”。透过方罗兰的视点，“孙舞阳的胸部就象放松弹簧似的鼓突了出来，把衬衣的对襟纽扣的距间都涨成一个个的小圆孔，隐约可见白缎子似的肌肤”。《追求》里，在急雨中的章秋柳“完全不觉得身上的薄绸衫子已经半湿，粘在胸前，把一对乳峰高高的衬露出来”。“这些明显的强烈的性话语的叙述并非由于作者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个人化的，充满世俗情调的。正如那些小说人物沉浮于都市的欲望之海中，感到焦躁、失落，而搜寻自己灵魂的家园，却一再幻灭和失望。而这些欲望的凝视，含有某种不无揶揄的生命的歌吟，从中发现了焦虑与饥渴，给人的存在的形态带来某种启示。”[3］（Ｐ４０６）这些富有热力的女性身体给革命涂上一层玫瑰色，她们有美丽的容颜、苗条的身段、红艳的嘴唇和玲珑的曲线，但她们又不同于传统的佳人。她们张扬、热烈、有主见；她们欣赏自己的美，但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丰腴、有活力、充满弹性、蕴蓄创新或破毁能量的身体。对革命女性身体的关注，透露了左翼文学中强烈的爱欲气息。在这样的左翼文学语境中，情爱与革命不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具有相互激励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精神意义上的情感的息息相通，而是基于原始欲望意义上的相互激励和指涉。它背离了传统意义上女性描写的含蓄与内在精神的映衬，而是一种大胆的、革新的、给读者无限遐想的现代美人素描。这种激情描写宣泄了革命欲求受到阻碍而造成的郁闷。激动、昂扬、热烈的情欲，释放了革命家自身内在能量，也促使他们由此走向了革命之途。他们有时甚至把恋爱或失恋当成一把无往不胜的利剑，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在困顿迷惘中用自己的肉体向当时的社会宣战，后在李尚志的执着情爱的召唤下，终于“冲出云围”，回归革命队伍行列。《野祭》中的章淑君在失恋的情况下，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从而实现了向革命的靠近。《到莫斯科去》中的张素裳、《地泉》三部曲中的林怀秋等都是在情爱的刺激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与恋爱具有“异质同构”的相通之处：“它们都能够‘截断日常生活’，打破了其固有的平衡与稳定，以动荡与激情复活板滞、干涸的心灵，使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名正言顺地加入生命的狂欢。这也正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既厌恶战争，却又在战争面前激动昂扬、亢奋不已。也许作为生物，人类本能里都有一种对激情的渴望与向往吧？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不容忍社会黑暗，不容忍生活单涩乏味、渴望公平与轰轰烈烈，而革命，无疑是满足他们这一心态的最佳途径。”[4]
四、追求叙事情调的浪漫叙述
革命文学的浪漫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对革命者情爱生活的表现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以情爱为主体内容的叙事情调。这典型地表现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子夜》除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艰难斗争之外，还营造了脱离革命意识形态统领的一系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诗意的而实质是感伤的恋爱情调。吴公馆的女主人林佩瑶和自己无限敬仰的丈夫吴荪甫的爱情生活，虽然充满令人惊羡的浪漫因素，但因缺少两情相悦的温馨土壤而显得没有生气。她需要丈夫的温情脉脉和无限呵护，可事实令她很伤心。当多情的雷参谋拿出保存很长时间的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时，吴少奶奶很自然地感到心旌摇动，迷失在了“现实”和“梦境”的混沌境地中。衣食无忧的林佩瑶需要的更是一种情调，一种小资的生活情调，哪怕是一朵玫瑰的标本也能让她感到女人价值的体现而时常痴痴地出神看着。诗人范博文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狂热追求者，希冀以死之凄美来追回活着时求之不得的情爱。而作者茅盾是以一种欣赏性的笔调来抒写小资们的恋爱情调的。
左翼文学表现的情爱主题由于大量地摄入现代主义因素，因而与鸳蝴派显示了巨大的区别，虽然有着才子佳人的痕迹，但却没有陷入传统的才子佳人窠臼中，而带有明显的历史内蕴，提供了丰富复杂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画卷，其所讴歌的激情与精神对今天仍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 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Ａ］．茅盾全集（第9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24
［3］ 陈建华．“乳房”的革命乌托邦——茅盾早期小说视象语言现代性［Ａ］．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4］ 王智慧．激情叙述下的个性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196—198.
［关键词］左翼文学；浪漫叙述;革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情爱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植根于不同时代土壤中的情爱其具体内涵也会不同，这就使情爱具有了常新而持久的魅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激进的革命话语中完成了柔美旖旎的情爱叙述，既凸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治语境中的激情要求，也折射出时代困境中的自我宣泄，透露出鲜明的时代质感和靓丽光泽。
革命文学对浪漫情爱叙述的热衷，一方面是“五四”以来“唯美派小说盛行”的延续，“这种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情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五四’时代浪漫抒情派风气向‘左’的发展”；[１］(P57)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鸳鸯蝴蝶派遗风以及与这种遗风密切相关的海派文学的绮迷情调影响的结果。“五四”的个性解放、鸳蝴派遗风和海派的绮迷文风对同时期左翼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左翼文学在讲述革命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革命与恋爱这种浪漫情调糅合在一起。恋爱与革命联姻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尽管这也为它带来了诸多争议。
一、革命信念支配下的浪漫爱情叙述
与鸳蝴派纠缠于个人恩怨的诉求不同，左翼文学的男女情爱描写有很大的突破，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内容——男子不只是才子，更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往往以革命话语来叙写爱情，营造出革命信念笼罩下的浪漫生活情调。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热情的革命传奇”[1］(P283)，之所以说它是“革命传奇”，是因为革命信念的确立是建立在浪漫情感的催化基础上的。张素裳作为一个知识女青年，过着贵族化的生活却感受不到整天热衷于政治角逐、一心想往上爬的丈夫徐大齐的温馨情爱，备感寂寞、孤单、无聊，在朋友叶平的介绍下，认识了共产党人施洵白，并为他非凡的气度、聪明的智慧和深刻的思想所陶醉。作者用了无限美妙的充满情趣的景象（阳光、蓝天、鸟儿、积雪）和音符（音波）营造了舒缓的、浪漫的恋爱情致，赞美着革命思想相融之下的心与心之间的碰撞。沐浴在革命理想下的一对男女抛弃了一切身份的、地位的、金钱的干扰共同步入情爱的殿堂。素裳的丈夫偷阅日记之后，秘密处死了施洵白。获悉内情的素裳愤然离开家庭，继续自己恋人未完成的心愿——到莫斯科去。文本把素裳寻找真爱的过程与革命信念的确立融合在一起，虽以悲剧收场，但整部小说显得缠绵、柔美、壮烈，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有的革命情调。这是典型的纯情叙述，爱情因革命思想的注入而显得更加生动感人。胡也频的另外一部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也保持着同样的浪漫情调。作品通过刘希坚和白华的几次见面来结构小说，表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和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同时也热烈追求人生的真正爱情，达到了革命和爱情水乳交融的理想状态，形成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对情爱的叙述作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情爱与革命产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爱情，成全革命。《韦护》刻画了一对沉醉于如胶似漆情爱生活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韦护和丽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韦护有革命理想，但依然抗拒不了漂亮、豪爽而又天真烂漫的丽嘉的情爱，痴迷于两人营造的温柔窝里。后在同事的排斥和理智的驾驭下离开丽嘉，接受组织派遣到广东从事革命。鉴于文本的绝大部分都是在铺叙男女主人公由恋爱到同居的温柔甜蜜的诗意生活，细腻地描摹了青年知识分子渴望热烈浪漫情爱的心理需求，很富有诗情画意，而对革命斗争意识层面的叙述则略显苍白，因此，文本所揭示的革命精神远不如情爱部分叙述得感人。
此外，茅盾的《虹》里的梅女士和梁刚夫，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李尚志对王曼英，《短裤党》中的张进德与何月素、李杰对毛姑，都体现了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对浪漫情爱的渴求和憧憬。
二、革命失败时追求心灵慰藉的浪漫叙述
革命中的情爱浪漫不总是革命的推动剂，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可能成为革命者心灵的慰藉和规避之所。茅盾的《蚀》三部曲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心态和情感状态。《幻灭》中的静女士说出了时代的环境特点：“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要恋爱’成了流行病，人们疯狂地寻觅肉欲的享乐，新奇的性欲的刺激。”追求官能享受、性的放纵成为她们陷于革命乌托邦中的一种自我慰藉。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些禀承“五四”精神、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女性打破了传统的世俗观念，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更体现出一种现代性。慧女士认为恋爱就是“玩玩”，“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议论讥笑，她是不顾的；道德那是骗乡下姑娘的，她已经跳出这圈套了”。《动摇》中的孙舞阳说：“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追求》中的章秋柳：“我们正在青春，需要各种的刺激，可不是么？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她们都是些“很倔强的人，旧道德观念很薄弱，贞操思想尤其没有”。她们无顾忌、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是在精神实质上与当时的男英雄一致的“先锋”女性。她们追逐情爱的欢娱、肉欲的刺激，尽情地释放自己的青春能量、内心的郁闷，并以此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确证自身的存在。作者是抱着欣赏的态度来描写时代新女性形象的，他肯定她们寻求刺激、崇尚享乐的张扬的个性，“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2]。“茅盾的早期小说‘穿着恋爱的外衣’，却以打破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既定模式、开放叙述空间反映革命的历史方向为目的，既表现了女性指符的自由意志与娱乐价值、适合文化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否定了那种资产阶级的‘爱情’、‘家庭’的‘私人空间’的合理性，使小说的意义指向‘革命的必然运动’”[3］（Ｐ４０７）。
与《蚀》三部曲体现出的虽郁闷但却张扬的革命底色不同，柔石在《二月》里“横吹出”了一曲“幽凄悠扬”的哀歌。带有明显感伤气质的萧涧秋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在宁静而纯朴的乡村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宽慰。雪中救济文嫂一家使疲惫倦怠的萧涧秋“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芙蓉镇孔雀”陶岚的热烈奔放的爱带给孤寂悲伤的萧涧秋未曾有过的激动和暖意。但黑暗混沌的世界是没有世外桃源的：流言和非议彻底破毁了萧涧秋救助革命遗孀文嫂一家的人道主义之心。飘萍浪迹的萧涧秋在乡村最终没能找到个人安静的规避之所，终被挤到上海去了，透露出苦涩、忧郁的抒情味道。
三、凸显女性身体美的浪漫叙述
浪漫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异性美尤其是身体美的追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叙事文学的情爱书写中，胡也频式的叙述是纯情的，但那个时代里大多数革命文学创作的情爱叙述带有现代人本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充分的审美观照。
前期的左翼文学对女性多是用一种诗意的笔调作整体的描摹。《到莫斯科去》中的张素裳、《短裤党》中的华月娟、《二月》中的陶岚、《虹》中的梅女士，都被赋予了东方美女的质素，基本以纯情为主，显示了刻意的浪漫，凸显的是唯美情调，也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
在茅盾的大部分小说中，女性的美、身体的美，同时也包涵欲望的美，浪漫中透露出赤裸的现代欲求，描绘了革命的浪漫性。《幻灭》中的慧女士“穿了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适，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动摇》中“站在光线较暗处的孙舞阳，穿了一身浅色的衣裙，凝眸而立，飘然犹如梦中神女，令人起一种超肉感的陶醉，除非是她的半袒露的雪白的颈胸，和微微震动的胸前的乳房，可以说是诱惑的”。透过方罗兰的视点，“孙舞阳的胸部就象放松弹簧似的鼓突了出来，把衬衣的对襟纽扣的距间都涨成一个个的小圆孔，隐约可见白缎子似的肌肤”。《追求》里，在急雨中的章秋柳“完全不觉得身上的薄绸衫子已经半湿，粘在胸前，把一对乳峰高高的衬露出来”。“这些明显的强烈的性话语的叙述并非由于作者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个人化的，充满世俗情调的。正如那些小说人物沉浮于都市的欲望之海中，感到焦躁、失落，而搜寻自己灵魂的家园，却一再幻灭和失望。而这些欲望的凝视，含有某种不无揶揄的生命的歌吟，从中发现了焦虑与饥渴，给人的存在的形态带来某种启示。”[3］（Ｐ４０６）这些富有热力的女性身体给革命涂上一层玫瑰色，她们有美丽的容颜、苗条的身段、红艳的嘴唇和玲珑的曲线，但她们又不同于传统的佳人。她们张扬、热烈、有主见；她们欣赏自己的美，但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丰腴、有活力、充满弹性、蕴蓄创新或破毁能量的身体。对革命女性身体的关注，透露了左翼文学中强烈的爱欲气息。在这样的左翼文学语境中，情爱与革命不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具有相互激励的作用；不再仅仅是精神意义上的情感的息息相通，而是基于原始欲望意义上的相互激励和指涉。它背离了传统意义上女性描写的含蓄与内在精神的映衬，而是一种大胆的、革新的、给读者无限遐想的现代美人素描。这种激情描写宣泄了革命欲求受到阻碍而造成的郁闷。激动、昂扬、热烈的情欲，释放了革命家自身内在能量，也促使他们由此走向了革命之途。他们有时甚至把恋爱或失恋当成一把无往不胜的利剑，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在困顿迷惘中用自己的肉体向当时的社会宣战，后在李尚志的执着情爱的召唤下，终于“冲出云围”，回归革命队伍行列。《野祭》中的章淑君在失恋的情况下，开始阅读革命书籍，从而实现了向革命的靠近。《到莫斯科去》中的张素裳、《地泉》三部曲中的林怀秋等都是在情爱的刺激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与恋爱具有“异质同构”的相通之处：“它们都能够‘截断日常生活’，打破了其固有的平衡与稳定，以动荡与激情复活板滞、干涸的心灵，使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名正言顺地加入生命的狂欢。这也正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既厌恶战争，却又在战争面前激动昂扬、亢奋不已。也许作为生物，人类本能里都有一种对激情的渴望与向往吧？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不容忍社会黑暗，不容忍生活单涩乏味、渴望公平与轰轰烈烈，而革命，无疑是满足他们这一心态的最佳途径。”[4]
四、追求叙事情调的浪漫叙述
革命文学的浪漫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对革命者情爱生活的表现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以情爱为主体内容的叙事情调。这典型地表现在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子夜》除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艰难斗争之外，还营造了脱离革命意识形态统领的一系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诗意的而实质是感伤的恋爱情调。吴公馆的女主人林佩瑶和自己无限敬仰的丈夫吴荪甫的爱情生活，虽然充满令人惊羡的浪漫因素，但因缺少两情相悦的温馨土壤而显得没有生气。她需要丈夫的温情脉脉和无限呵护，可事实令她很伤心。当多情的雷参谋拿出保存很长时间的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时，吴少奶奶很自然地感到心旌摇动，迷失在了“现实”和“梦境”的混沌境地中。衣食无忧的林佩瑶需要的更是一种情调，一种小资的生活情调，哪怕是一朵玫瑰的标本也能让她感到女人价值的体现而时常痴痴地出神看着。诗人范博文更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狂热追求者，希冀以死之凄美来追回活着时求之不得的情爱。而作者茅盾是以一种欣赏性的笔调来抒写小资们的恋爱情调的。
左翼文学表现的情爱主题由于大量地摄入现代主义因素，因而与鸳蝴派显示了巨大的区别，虽然有着才子佳人的痕迹，但却没有陷入传统的才子佳人窠臼中，而带有明显的历史内蕴，提供了丰富复杂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画卷，其所讴歌的激情与精神对今天仍能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 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Ａ］．茅盾全集（第9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24
［3］ 陈建华．“乳房”的革命乌托邦——茅盾早期小说视象语言现代性［Ａ］．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4］ 王智慧．激情叙述下的个性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196—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