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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所有的餐馆都在橱窗里摆了精美诱人的食品，大家还在人行道上的桌子边进食，要是你有一点没吃饱，看到、闻到这么多吃的，就更觉得饥肠辘辘了。像我这样已经放弃了新闻记者职业、写的东西连在美国也没人买的人，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观象台广场一直到沃吉拉德路都见不到、闻不着食品。你在那里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博物馆去，而肚子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饿着肚子作画;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
出了卢森堡博物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馆，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从这个广场往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餐馆而到达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的。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常常这么说，“你最近每天都吃得饱饭吗？”
“当然啦。”
“你中午吃的什么？”
我肚子饿得要命，却说：“我这就回家吃午饭去。”
“三点钟吃午饭？”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阿德里安娜前几天晚上说她想请你和哈德莉吃顿饭。你告诉哈德莉好吗？”
“我想她一定很愿意来。”
“你现在吃得不好，就不要那么刻苦地工作了。”
“好吧。”
“现在你还是快点儿回家，不要误了午饭。”
“有我的信吗？”
“我找找。”
她找了找，发现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了看，随即打开了桌上的一个小橱门。
“这是在我出去的时候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里面装着钱。
“那一定是《综观》杂志寄来的。”
“这里有六百法郎。信上说还要再给的。”
“我的书只有在德国才卖得出去，真可笑。”
“是吗？不过你千万别着急。”她开玩笑似的说。
“一页只有三十法郎。假如每三个月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那么五页长的短篇一个季度是一百五十法郎，一年六百法郎。”
“可是，海明威，不要计较你的小说眼下得钱多少，关键在于你能写作，这就行了。”
“我知道。我能写小说，但没有人买。我不当记者以后一分钱都没有收入过。”
“你的小说会有销路的。瞧，这不就有一篇小说的稿酬了嘛。”
“对不起，西尔维娅。原谅我提起这些事。”
“原谅你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作家都免不了成天诉苦吗？好了，你得保证不再发愁，而且要把饭吃饱。”
“我保证。”
“那就赶快回家吃午饭去吧。”
一出来，到了奥德翁路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诉苦，不禁感到十分羞愧。明明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可又做得那么笨拙。我还不如买一块大面包来吃了，不省那顿饭呢。我简直都能想象到那诱人的咖啡色面包壳的味道。不过不喝点什么，光这么吃，嘴也太干了。“你这个该死的牢骚鬼。”我骂自己，“你这个肮脏的假圣人、假殉道者，你自己愿意放弃记者职业。你有信用，要找西尔维娅借钱的话，她刚才就借给你了。她都借给你好多次了。没错。下一步你就得在别的事情上牺牲一点。饥饿是一件好事，饿的时候那些画看起来的确比平常好。吃饭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你知道现在你要去哪儿吃饭吗？你要到利普餐馆去喝酒、吃饭。”
我快步走向利普餐馆。每经过一处我的胃都知道——简直比我的眼睛和鼻子还要灵敏——这样越走就越高兴。这家啤酒餐馆里人很少，我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背后有一面镜子，面前是饭桌。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一升装的大杯啤酒，还要了马铃薯沙拉。
啤酒冰凉，喝下去舒服极了。油酥苹果做得很脆，浇上了酱汁，橄榄油很香。我在土豆上撒了黑胡椒，把面包蘸上橄欖油，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慢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要了一份油酥苹果和一盘熏香肠。
这根香肠有点儿像被劈成两半的牛肉小香肠，浇了一层特制的芥末酱。
我拿面包把盘子里的油和芥末酱抹得一干二净，慢慢喝啤酒，到酒已失去凉意时便一口喝干。然后又要了一杯。
我想，我并没有发愁。我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将来在美国总会有人出版的。我辞掉记者工作的时候满以为我的短篇小说能够出版，可是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我当时那么自信的原因是爱德华·奥布里恩把《我的老头子》收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把那一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想到这里，我笑了，再喝一口啤酒。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收入集子。我又笑了起来。侍者瞥了我一眼。更可笑的是，奥布里恩费了那么大劲，结果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的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存的两篇小说中的一篇。那次，哈德莉把我的原稿都放进手提箱，想为我带到洛桑，让我在山区度假时修改。她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印稿全部夹在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放进箱子，结果箱子在里昂车站被盗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把它寄给了某个编辑，后来又被退回来了。所有其他稿子都被偷走的时候，它正在邮路上呢。
坐在利普餐馆里，我又回忆起作品丢失以后我写出第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科蒂纳丹佩佐，当时我为了到莱茵兰和鲁尔去采访而不得不中断在那里的春季滑雪。回来同哈德莉重聚时写的小说题为《不合时宜》，情节非常简单，我还略去了老头子上吊自杀的结局。略去这一点是根据我的一个新理论，就是：你可以删去小说中的任何情节，只要你心里有数，而且知道删掉这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使人感到意味无穷。
是啊，我想，现在我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可是人们都看不懂。这是无可怀疑的。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要我写的东西。不过，大家总会理解我的作品的，就像他们对于绘画的一贯态度一样——需要的只是时间和信心。
在你不得不规定自己只能吃个半饱的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老想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只要别人还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比他们高明。噢，当然啦，我现在比他们高明得太多了，所以弄得有一顿没一顿。让他们追上来一点儿也好。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因为我仍在努力写可能构成长篇小说的段落素材，但困难相当大。现在我应该写写稍长一些的短篇，就像练习距离稍长的赛跑。以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保有天真的抒情能力，然而纯真却像青春一样稍纵即逝，使人上当。那部小说放在手提箱里，在里昂火车站被偷走了。我知道丢了也许是件好事，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得尽量推迟到不得不动笔时。要是我为了能吃饱饭而去写长篇小说，那我就太没有志气了。我不得不写的时候，也就是除此之外绝无他途的时候。让这种压力慢慢增加，我得先根据我最熟悉的题材写一篇中篇小说。
想到这里，我已经付完了账，走出餐馆，向右穿过勒纳路（这样可以不经过双偶咖啡馆，不去喝咖啡），沿波拿巴路这条最短的路线回家。
除了在已经遗失的作品里描写过的东西，我最熟悉的题材还有哪些？我真正了解、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我写作的地方。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打开笔记本写起来，午后的阳光越过我的肩头照在桌上。侍者给我送来一杯奶油咖啡，凉了以后，我喝了半杯，把杯子放在桌上，继续写作。写完之后，我还不想离开河边。在这里，我能看见鱼在水湾里游动，水面的涟漪轻轻拍打着桥下的桥墩。我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小说里没有提到战争。
然而，到明天早晨，这条河就会出现在小说里，我要把这条河、这片田野和一切行将发生的事都写进去。日子还长，每天都可以这样写作。别的事都无关紧要。我的口袋里还有从德国汇来的钱，所以问题不大。这笔钱花完了，还会有其他收入。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保持冷静、清晰的头脑，准备明天早晨再开始写作。
出了卢森堡博物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馆，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从这个广场往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餐馆而到达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的。
“你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常常这么说，“你最近每天都吃得饱饭吗？”
“当然啦。”
“你中午吃的什么？”
我肚子饿得要命，却说：“我这就回家吃午饭去。”
“三点钟吃午饭？”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阿德里安娜前几天晚上说她想请你和哈德莉吃顿饭。你告诉哈德莉好吗？”
“我想她一定很愿意来。”
“你现在吃得不好，就不要那么刻苦地工作了。”
“好吧。”
“现在你还是快点儿回家，不要误了午饭。”
“有我的信吗？”
“我找找。”
她找了找，发现一张便条，笑着抬头看了看，随即打开了桌上的一个小橱门。
“这是在我出去的时候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起来里面装着钱。
“那一定是《综观》杂志寄来的。”
“这里有六百法郎。信上说还要再给的。”
“我的书只有在德国才卖得出去，真可笑。”
“是吗？不过你千万别着急。”她开玩笑似的说。
“一页只有三十法郎。假如每三个月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那么五页长的短篇一个季度是一百五十法郎，一年六百法郎。”
“可是，海明威，不要计较你的小说眼下得钱多少，关键在于你能写作，这就行了。”
“我知道。我能写小说，但没有人买。我不当记者以后一分钱都没有收入过。”
“你的小说会有销路的。瞧，这不就有一篇小说的稿酬了嘛。”
“对不起，西尔维娅。原谅我提起这些事。”
“原谅你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作家都免不了成天诉苦吗？好了，你得保证不再发愁，而且要把饭吃饱。”
“我保证。”
“那就赶快回家吃午饭去吧。”
一出来，到了奥德翁路上，我想到自己竟然在别人面前诉苦，不禁感到十分羞愧。明明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可又做得那么笨拙。我还不如买一块大面包来吃了，不省那顿饭呢。我简直都能想象到那诱人的咖啡色面包壳的味道。不过不喝点什么，光这么吃，嘴也太干了。“你这个该死的牢骚鬼。”我骂自己，“你这个肮脏的假圣人、假殉道者，你自己愿意放弃记者职业。你有信用，要找西尔维娅借钱的话，她刚才就借给你了。她都借给你好多次了。没错。下一步你就得在别的事情上牺牲一点。饥饿是一件好事，饿的时候那些画看起来的确比平常好。吃饭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你知道现在你要去哪儿吃饭吗？你要到利普餐馆去喝酒、吃饭。”
我快步走向利普餐馆。每经过一处我的胃都知道——简直比我的眼睛和鼻子还要灵敏——这样越走就越高兴。这家啤酒餐馆里人很少，我在靠墙的一张凳子上坐下，背后有一面镜子，面前是饭桌。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要了一升装的大杯啤酒，还要了马铃薯沙拉。
啤酒冰凉，喝下去舒服极了。油酥苹果做得很脆，浇上了酱汁，橄榄油很香。我在土豆上撒了黑胡椒，把面包蘸上橄欖油，先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慢慢地吃喝。吃完之后，我又要了一份油酥苹果和一盘熏香肠。
这根香肠有点儿像被劈成两半的牛肉小香肠，浇了一层特制的芥末酱。
我拿面包把盘子里的油和芥末酱抹得一干二净，慢慢喝啤酒，到酒已失去凉意时便一口喝干。然后又要了一杯。
我想，我并没有发愁。我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写得不错，将来在美国总会有人出版的。我辞掉记者工作的时候满以为我的短篇小说能够出版，可是我寄出去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我当时那么自信的原因是爱德华·奥布里恩把《我的老头子》收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还把那一年的集子题词献给我。想到这里，我笑了，再喝一口啤酒。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收入集子。我又笑了起来。侍者瞥了我一眼。更可笑的是，奥布里恩费了那么大劲，结果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这是我的作品全部遗失后仅存的两篇小说中的一篇。那次，哈德莉把我的原稿都放进手提箱，想为我带到洛桑，让我在山区度假时修改。她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印稿全部夹在马尼拉纸文件夹里，放进箱子，结果箱子在里昂车站被盗了。这篇小说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把它寄给了某个编辑，后来又被退回来了。所有其他稿子都被偷走的时候，它正在邮路上呢。
坐在利普餐馆里，我又回忆起作品丢失以后我写出第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科蒂纳丹佩佐，当时我为了到莱茵兰和鲁尔去采访而不得不中断在那里的春季滑雪。回来同哈德莉重聚时写的小说题为《不合时宜》，情节非常简单，我还略去了老头子上吊自杀的结局。略去这一点是根据我的一个新理论，就是：你可以删去小说中的任何情节，只要你心里有数，而且知道删掉这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使人感到意味无穷。
是啊，我想，现在我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可是人们都看不懂。这是无可怀疑的。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要我写的东西。不过，大家总会理解我的作品的，就像他们对于绘画的一贯态度一样——需要的只是时间和信心。
在你不得不规定自己只能吃个半饱的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不要老想肚子有多饿。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只要别人还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比他们高明。噢，当然啦，我现在比他们高明得太多了，所以弄得有一顿没一顿。让他们追上来一点儿也好。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因为我仍在努力写可能构成长篇小说的段落素材，但困难相当大。现在我应该写写稍长一些的短篇，就像练习距离稍长的赛跑。以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还保有天真的抒情能力，然而纯真却像青春一样稍纵即逝，使人上当。那部小说放在手提箱里，在里昂火车站被偷走了。我知道丢了也许是件好事，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我得尽量推迟到不得不动笔时。要是我为了能吃饱饭而去写长篇小说，那我就太没有志气了。我不得不写的时候，也就是除此之外绝无他途的时候。让这种压力慢慢增加，我得先根据我最熟悉的题材写一篇中篇小说。
想到这里，我已经付完了账，走出餐馆，向右穿过勒纳路（这样可以不经过双偶咖啡馆，不去喝咖啡），沿波拿巴路这条最短的路线回家。
除了在已经遗失的作品里描写过的东西，我最熟悉的题材还有哪些？我真正了解、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我写作的地方。我从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街，再到阿萨斯路，沿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打开笔记本写起来，午后的阳光越过我的肩头照在桌上。侍者给我送来一杯奶油咖啡，凉了以后，我喝了半杯，把杯子放在桌上，继续写作。写完之后，我还不想离开河边。在这里，我能看见鱼在水湾里游动，水面的涟漪轻轻拍打着桥下的桥墩。我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小说里没有提到战争。
然而，到明天早晨，这条河就会出现在小说里，我要把这条河、这片田野和一切行将发生的事都写进去。日子还长，每天都可以这样写作。别的事都无关紧要。我的口袋里还有从德国汇来的钱，所以问题不大。这笔钱花完了，还会有其他收入。
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保持冷静、清晰的头脑，准备明天早晨再开始写作。